◎刘　巍

新文学伊始，胡适之先生感念于中国文学无严密体式之分，编撰文学史时将除诗歌、戏剧、小说之外的文学样式统称为“散文”，确立了这一文体包容性的同时也对其模糊性无法释然。周作人倡导“美文”的写作，将西方的散文观念引入，主张“记述的”“艺术性的”文字为“美文”，并说：“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鼓励文学同仁试笔。郁达夫对散文的规定加以丰富、补充，将“智”作为另一个条件提出。中国文学的“现实”“情”和“主智”。

很明显，散文在20 世纪20 年代到30 年代是理论指导创作的时期，与当时的“问题小说”和“新月”诗派相类似，有明确的理论主张，有发言的阵地，也有名家名作的不俗的创作实绩。笼统地说，从40 年代到80 年代，散文创作几乎背离了新文学的初衷。民族斗争的生死存亡、社会政治的风起云涌将散文中的“湛醇的情绪”和“超越的智慧”悉数淹没，《三八节有感》《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乃至后来的杨朔模式，散文发展受着太多非文学因素的牵绊，作品既无法繁荣，理论就更谈不上“建设”。

几十年的散文理论就是“形散而神不散”、抓住“文眼”“把散文当成诗来写”“真情实感论”“说真话”，理论研究没有充分的发展。

直至90 年代——比小说、诗歌、戏剧的“新时期”推后了15 年之久——“历史文化散文”的出现才再一次提升了散文的地位，继承了“情”与“智”

相承的传统。作家以忧患的意识、渊博的学养、睿智的书写实现了散文的华丽转身。历史文化散文赋予作家“身份认同”，也为研究者的理论指认和评价提供了特定而有效的辨识方式。以此为契机，十几年来的散文不仅创作上蔚为壮观，表现手法上风格各异，而且理论研究也逐渐走向深入；不少学者都已经做出了努力，比如孙绍振的散文观念建构，王兆胜的散文文本研究，林非、陈剑晖的散文理论探索等，在散文本体研究、分体研究、主体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就当代文学现状而言，散文理论研究仍然是“繁华遮蔽下的贫困”，是“繁而不荣”。其理论建设别说远不及小说、戏剧、诗歌的理论丰富、深厚，甚至连电影、电视、网络等后发的学科都无法望其项背。这种状况固然有诸多原因，姑且不论文学外部的体制、传媒、市场等因素，单就散文本体研究的文学性遗失与淡化、美感的失落与变异等，就是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有的散文研究在许多方面还局限于对作家精神主体的探究——儒家也好、道家也罢，局限于散文历史的流变分析，局限于作为对象自身的问题（诸如美感、审美关系以及作家作品之类），而忽略了对散文理论的全面把握、深入探讨与学理建设。散文的理论体系仍存在着“建设性的模糊”，某些研究成果或以弘扬文化传统为目的，局限于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研究；或以阐释理论为主旨，进行形而上的探讨。相对于“五四”时期，目前的散文研究更多的是在就事论事、以点对点，而没有致力于建构一个科学的、完整的、面向未来的理论批评体系。研究者往往偏执多于客观、表面的热情多于冷静的思考，不能站在未来的高度审视当下。正如任何事物都要经历质疑、调整方能走向成熟一样，由“历史文化散文”牵涉的散文研究也在面临着如何定位与前行的问题，这就亟须为散文研究树立一个理论中轴进行支撑。

由王向峰主编的《走向文学的辉煌——王充闾创作研究》，为当前的散文研究提供了个案研究的实践范例。该书60 万字，4 篇36 章，以“主体”、“文体”“蕴涵”“经验”板块式的结构评说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是作家创作历程的追踪，也是一部全景式地反映其文字功力的集大成之作。

就如编者所说的，该书是在1996 年的“诗词创作论”和2001 年的“散文创作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深广度上又前进了一大步，表现了我们当下的新见解，也显示了王充闾文学创作的新成就。”这部著作是在积累基础上的创新、突破和更高层次的综述升发，诸位论者的评说充满了精彩的见解，文字各人相殊、情态互异，思想却在相互的映照中分外生动，阅后不得不为该书宽阔的学术视野所折服。这些批评从作家主体到散文文体，从艺术思维到审美意境，处处浸润着对文学的思考，对美学的追求。

虽然不能说该书克服了当下理论研究的诸种缺憾，但论者在研究中体现出的文体建设意识和审美机制却颇具启发性。《走向文学的辉煌》从王充闾对散文体式的坚守和对散文文学性的提升出发，完成的是对散文文体的确认与强调，对散文理论建设的丰富与扩充。该书以散文学科的自律性诉求参与文学整体的构成，建构起了关于散文文体的谱系，“泛化语境下的文体辨析”“散文中的历史诗意化”“事体情理的艺术建构”等都被组织进了关于散文文体的评说之中。就如编者坦言的，“深知对一个作家从学理研究的视野上设题是一件非同小可之事，因为设题必有明确的指向，对象也须有其相应的意蕴存在，这样才能从中提取出所指向的东西，才能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论者将散文理论还原为“审美创造”“生命体验”“意义指向”等有机组成部分，以血肉丰满的经验和深入浅出的笔法提供了对王充闾散文的能动解释。历史文化散文本身就是回眸历史、重估传统的手段，在关注历史难题、人生困境方面，王充闾的忧患意识、批判意识、精神高度和美学旨趣都是颇具代表性的。

散文研究因其内涵的包容性需要开放的视野和丰富的批评手段，如前所述，书中进行的是作家的主体、本体研究，以文体意识、工程意识、艺术蕴涵、审美经验解读王充闾的散文创作，面对的是正在发生的语言事实，并且对这一事实进行学理层面的研究，挖掘对象的意蕴、提取对象的指涉，甚至指明对象的缺憾与未来写作的趋向。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一个优秀的散文作家不仅要有小说家敏锐的视角、坚持的耐力、丰盈的情感，还要有诗人的灵感、悟性和精致美妙的文字，更要有深厚的底蕴、学识和个性资质。文学是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力的，既然文学活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实现方式，评论家就应该为这种活动提供得以延展的理论印证。面对独特的审美主体，论者该如何进行评判和鉴赏？优秀的批评家总能给作家指明写作的道路，养育作家，为作家补充知识，引导作家实现理想的写作状态，但是，理论体系、理论中轴依托的缺失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使他们难以确立研究对象在文学史脉络中的坐标点。所以，除上述的对散文研究的贡献之外，《走向文学的辉煌》一书在“寻美”之外难免力不从心，难以实现对散文文体高屋建瓴的探究，也无法完成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推进。

比如王充闾的写作是主流意识形态和文人视野的结合，身处官场经年，王充闾对“官文化”的揭示、官场心理的探究都是极富特色的（《用破一生心》《驯心》）。如何发挥这个优势，在官方认同的机制下确立自身的审美批判尺度，以切身的经验入文，以文化底蕴的深邃内审，纵横捭阖地去化解人世的烦扰，应该是作者力图保持的特色之一，也是评论家要肯定乃至弘扬的特色之一。文学的价值在于使人生活得更美好，所以作家就要在暴露或批判之余，用心去呵护那些脆弱而温暖的情感。在文学所营构的世界中我们要看到生命的绿色，感受到无所不在的挚爱，寻找到人生在超越什么、创造什么。这就需要作者有对自身创作的定位和发展态势的清醒认识，对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要在意识形态导向性的前提下具备独立性，才能实现对历史的超越和对未来的憧憬，提升散文的美学高度。

还有，如余光中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说：“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王充闾在面对读者时就少了这种“对话”的姿态而更多的是“独白”，是一种意在独白的倾诉，意趣掩盖了情趣、谐趣。他的历史文化散文在逐渐成熟的同时也面临着难以逾越的景—史—情—理的模式化创作，不仅造成作品的表现范围过于狭隘，也削弱了应有的欣赏美感，所以才有论者提出“文化散文的困境”“文化散文的终结”等质疑。

再比如，他在表现内心情感时的酣畅有余而韵味不足，激情四射而飘逸遁形；他的问题意识不甚明了而过多泼墨于对过往的幽思批判；他的文化底蕴限制了他的审美灵感，在他的感受、精神触角无法到达的地方往往用史料补足，不是自然而然地“发乎情”，却过早地“止乎礼”。他的散文是北方的“刚性”写作，古文功底和诗文并现是他的特色，他的思辨能力高过他的摹写能力，但在写作过程中少了那种绵绵密密的抒情，少了“满蓄着温柔，微带着忧愁”的风韵，少了生命的旨趣，作者的感性表达不妨更充沛些，让我们看到更加真挚的情感和舒缓从容的叙述。

而这些，书中却并未给予过多的关注。应该说，散文研究始终未曾像诗歌、小说那样繁荣，尚存在着结构性缺陷。散文理论的贫困是国际化的现象，我们的散文研究不像其他门类的研究可以直接从西方借鉴采纳，但这不能成为当下理论匮乏的借口。既然外援乏善可陈，不如建构我们民族的、东方的散文理论批评体系，重归中国文化与本土经验。王国维说：“散文易学而难工”，论家不仅要论“美”，更要发现问题，探讨趋向，建立范畴体系。因为王充闾是“未完成的”，散文的理论研究更是开放的，上述问题不解决，何以走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