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俐俐

近年来，标示为历史文化散文的作品频频走到读者面前，其中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尤其引人注目。他的《张学良人格图谱》2009 年7 月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此书附有王充闾2009 年3 月19 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题为《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的讲演，他称此讲演“是说我在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中，如何以一种开放的、现代的语境，做到笔涉往昔，意在当今”。

在大学里人文学者们纷纷进入象牙塔的今天，却有作家“笔涉往昔，意在当今”，他的散文之笔，如何涉及往昔？以何意干预当今？与散文文体有怎样关系这些问题引发了我的思索兴致。

一、拿历史说事是我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传统我国历史悠久，拿历史来说事古已有之。春秋战国时散文、小说、诗歌诸文体尚未区分，韵文以外统称散文。不同政治集团和思想流派，都将散文作为文化软武器抒发哲理，阐述政见，传达观点。如果将我国从先秦开始以历史为题材用散体书写的非虚构并抒发作者之见解的文章梳理一下，可形成一个洋洋大观的历史文化散文系列，确实有悠久的传统和自觉的意识。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身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士，其人文教化思想和人文德行，作为本体价值无法商品化进入市场交换，直白地说，就是以劳动使用价值为基元的社会交换与分配系统中没有人文教化及人文知识分子的位置，社会拒绝或不便（难于）供养人文知识分子。

当然，人文知识分子也可以解褐入仕，并取得君主的信任与倚重，但这样做是以丧失心灵自由和思想独立性为代价，人文知识分子的意义自然也就丧失了。借历史言说人文教化和理想，就成了人文知识分子抒发心灵和感悟乃至表达人格理想和信念的唯一途径。拿历史说事，需依据一定历史本事，最适合的文体自然就是历史文化散文了。依我看，只要当下还有作家在操持所谓历史文化散文，还追求诗意，那他就注定有拿历史说事的意图，那么，也就在继承着古已有之的人文知识分子言说传统。

王充闾拿张学良这一历史事件说什么？张学良的传奇人生是人类社会历史几百年不遇的造化，本身就是艺术：捉蒋、被羁押、长寿、漂泊海外、个性凸显……无须任何修饰和虚构，秉直书写就是好故事，传记、访问记、回忆录、口述历史频频关注和驻足自然在情理之中。王充闾敢碰张学良这个题材并写成“历史文化散文”，肯定有他想说的东西。

纵观全书15 章，不是完全按照人物生命时间先后顺序将传主的事迹依次道来。虽然叙述内容和流露的感情及对传主的赞美蕴藉复杂，不是一言可以简单概括的，这是作为文学较之于其他回忆录、人物传记不同的，但其内容和价值取向还是大致可概括出来的，即作家王充闾赞美了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情怀，讲良心重信义守承诺重友情的良知，熟悉、热爱乃至痴迷祖国悠久历史文化的品质……作家看重这样的价值取向，与他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关怀相攸关。王充闾对现实中不少人有过分强烈的权力欲望、给自己定不好位、为名利所累深有感慨：“‘欲望伤人’真个不假！”他还说：“写张学良与宋美龄的重情守信，也是有感而发的。文中说：在我们号称‘礼仪之邦’的泱泱中华，自古就流传下来‘挂剑空垅’‘一诺千金’的诚信美谈。及至现代，世道浇漓，人情薄如纸，一切以功利、实用为转移。

‘红口白牙’当面承诺的事，甚至‘剖腹作誓，立字为据’，到头来都统统不算数，说翻就翻，说变就变。正因为如此，今天记下两位百岁老人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根于良知的信守不渝，还是不无借鉴意义的。”赞美良知和批判现实是他叙事的两面。

拿历史说事，首先得有对历史的理解，理解首先体现在叙述上。记得卢卡奇（Georg Lukac，1885—1971）在《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说过推崇叙述贬抑描写的话。卢卡契所谓的叙述和描写，不是写作教程中的表达方式，而是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意义上的概念。卢卡奇认为，描写的是状态的、静止的、呆板的东西，人的心灵状态或者事物的消极存在，情绪或者静物，所以，艺术就这样堕落为浮世绘。描写根本提供不出事物的真正的诗意。卢卡奇非常推崇叙述，认为“叙述的对象是往事，现代的伟大叙事作品正通过所有事件在过去的前后一致的变化，把戏剧性的因素引入了小说的形式。在叙述中，事物才能获得有世界观，就绝不可能正确地叙述，绝不可能创作任何正确的、层次匀称的、变化多端的完善的叙事作品”。叙述历史不是有什么写什么，写哪些历史，本身就是选择和确认的结果。表现在历史散文文本中就呈现为结构方式。《张学良人格图谱》由十五章组成。其中《“不能忘记老朋友”》《尴尬四重奏》《别样恩仇》《夕阳山外山》《您和凤至大姐》《“良”言“美”语》六章为一组，以张学良为中心，写他与父亲、与亦师亦友的郭松龄、与蒋介石、与青年时代恋人蒋士云、与凤至大姐、与宋美龄等人物曾经发生的奇特事件和感情纠葛。呈现扇形结构。另一组由其他九章《人生几度秋凉》《将军本色是诗人》《史里觅道》《情注梨园》《庆生辰》《猛回头》《九一八，九一八》《鹤有还巢梦》《成功的失败者》等组成，这些章目是从生活事件及爱好、情愫和夙愿，从精神深度方面开掘张学良这个历史人物，是横断面的组合结构。从这个结构我们看出了王充闾所依据的价值观和感情倾向。

二、在大历史观中拿历史说事

历史是由时间堆积成的，不是小玩闹，拿历史说事需要在上下几千年大历史观中才能看准说透。大历史观合乎历史也合乎文学特性。说事就渗透思想，渗透思想不能走向“玄学”。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说“玄学只以产生思想为它的结果，它把实在事物的形式变成纯概念的形式”。王充闾则要把历史文化散文当艺术处理，让其作为“诗的创造活动却是真理和现实世界在现实现象本身中的和解，尽管这种和解所采取的形式仍然只是精神性的”，因此，他采用的是“诗的掌握方式”。

《张学良人格图谱》出版之前，王充闾已经出版了《龙墩上的悖论——中国皇帝命运大思考》，这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化散文。从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称帝始，到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下台的公元1912 年，中国封建历史的两千余年间共计有四百多个皇帝。王充闾在492 个皇帝中选取了秦始皇、汉高祖刘邦、晋武帝司马炎、陈武帝陈霸先和末代皇帝陈叔宝、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宋徽宗、金代完颜三兄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明太祖朱元璋、清康熙帝和末代皇帝溥仪等。《龙墩上的悖论——中国皇帝命运大思考》就是选择的结果。选择的原则就是“龙墩上的悖论”：建功立业以丧失人性道德沦丧为代价，所希冀的恰是无法得到的，最后的结局总是追求目标的反面……我在这部书中发现了王充闾隐喻性思维所形成的结构。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1896—1982）在《隐喻和转喻的两极》中认为，诗歌主要用隐喻性思维，而散文主要用转喻思维。隐喻是将两个以上相似性形象和事物在纵轴上聚合，多次相似性聚合生成哲思韵味。转喻处理相邻形象和事物的关系，根据空间排列和组合。《龙墩上的悖论》就是将13 个相似性事物组织在纵轴上，隐喻出帝王的悖论。这个作品就是由于大历史观的宏阔视野，在漫长的相隔时间中，多个相似物生发出寓意，形成那条隐约可见的悖论性质的线索，形成远见卓识。

那么《张学良人格图谱》如何？首先，大历史视野影响到《张学良人格图谱》的艺术结构。就说那个扇形结构的章节：《“不能忘记老朋友”》《尴尬四重奏》《别样恩仇》《夕阳山外山》《您和凤至大姐》《“良”言“美”语》等，试想没有纵观中国从封建社会至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变迁，没有将周恩来、蒋介石及张作霖等放在张学良传奇人生的大视野中比较考量，怎么能如此准确地评价周恩来的“不能忘记老朋友”所蕴含的胸襟？中国共产党优秀人物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如何彰显？用王充闾的表述就是：“作为高尚完美的典范，周恩来跻身于20 世纪世界伟人行列，达到了人格境界的峰巅。在历史继承性与时代延展性的意义上，他的伟大人格，又成为新时代的富于魅力的宝贵精神财富，犹如一块晶莹剔透的宝石，从各个不同角度闪射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夺目光辉。”对于张学良人格、人性乃至其中凝聚的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品质，都是因为有作家的甄别、选择、提升而成为如是模样。质言之，张学良传奇人生上下几千年难得一遇，需要在相关的几个社会形态中的意识形态伦理观念背景中，予以参照性品味和评价。从艺术思维方式来看，这个扇形结构是将周恩来、蒋介石等诸多人物围绕张学良编织在若干扇形章节中，这是提取的结果，即作家认为这些人物和张学良的关系最能凸现作家所赞美的品格和精神，最能彰显张学良人格特征。恰与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 年）所说相吻合：“在把个别事例提升成共相，或把某些部分和形成总体的其他部分结合在一起时，替换就发展成为隐喻（metaphor）。”所以，这个扇形结构是隐喻思维的外在表现。至于《人生几度秋凉》《将军本色是诗人》《史里觅道》《情注梨园》《庆生辰》《猛回头》《九一八，九一八》《鹤有还巢梦》《成功的失败者》等九章，流动在字里行间醇厚的文化韵味是中国儒家文化的诚信良知、温柔敦厚，以及老庄文化的天人合一通达辩证的人生理念。在如此文化背景下，让张学良生活事件及爱好、情愫、历史观和夙愿等像冰山一样浮出水面。因为这是提取过的内涵，必然充盈着诗意：王充闾以这些精神内涵隐喻张学良是一个有特定文化内涵的人。概言之，《张学良人格图谱》因为有大历史观而构成转喻和隐喻相结合的艺术结构。

从中可初步捕捉到优秀的历史文化散文艺术思维的特征。

三、在艺术自觉中解放自己

我以为，《张学良人格图谱》最重要的贡献是呈现了历史文化散文怎样成为艺术品。人类告别了原始诗的观念方式之后就进入了散文观念方式，“在散文的观念方式里，关键不是形象而是用作内容的那种单纯的意义，因此，观念成为认识内容的单纯手段”。散文观念方式具有精确、鲜明和可理解性，却没有意蕴与形象的融合为一。散文观念方式出现之后，为了守住文学这个人类精神的家园，人类就努力追求“从散文气氛中恢复过来的诗的观念方式”。迄今为止的漫长文学创作历史都与这个恢复过程相伴随。所以需要有艺术自觉。王充闾有这份自觉：大历史观及其相应形成的隐喻思维固然是自觉的最突出表现，这份自觉此外在诸多方面还有表现。

表现其一，很好地处理了历史文化散文如何虚构的问题。将历史文化散文定位于语言的艺术作品，就应允许虚构。“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散文理论的一个突破就是对于散文虚构性的肯定。”“散文应允许想象和虚构，应敢于打破个人经历和个人体验的限制。”“对散文的虚构性的肯定，是散文走向开放和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散文的虚构不是像小说那样无限地虚构，散文的虚构是综合性的整合和有限度的艺术想象。”散文理论家还认为，真实与否有三点为原则：写什么必须真实；感情必须真实；生命的本真必须真实。此外就是虚构的自由天地，重要的是如何凭借想象来实现虚构的问题。王充闾的探索表现在：靠想象展开细节和深度心理内涵。《张学良人格图谱》中第一章《人生几度秋凉》由张学良在夏威夷海滩三个落入余晖中的遐想组成，每个傍晚的遐想又由诸多回忆出来的画面构成。张学良在夏威夷住了8 年，这三个傍晚作为细部，是从3000 多个傍晚中借艺术想象提取出来的。第一个晚上，写他刚到这里的思乡怀土之情。第二个晚上，写他的旷达、超脱、拿得起放得下，“英雄回首即神仙”

讲他幽默、乐观、富有情趣，充满了人格魅力。第三个晚上，写赵四去世了，张学良的诸多亲人都谢世了，甚至他还送走了关押他54 年的蒋家父子，展示他的孤寂情怀。三个傍晚富有深度地展示了张学良的心理内涵，便于编织张学良人格图谱。特别是一些细节是通过艺术想象得到的，如此章叙的“不经意间，夕阳一晚景戏里的悲壮主角便下了场……过了许久，忽然含混地说了一句：‘我们到那边去。’护理人员以为他要去对面的草坪，便推着轮椅前往，却被一荻夫人摇手制止了。她理解‘那边’的特定含义——在日轮隐没的方向有家乡和祖国呀！老人颔首致意，微笑着向夫人招了招手。故国，已经远哉遥遥了……”敢于并善于虚构，需要思想和艺术双重底气：没有独到见识和思想，虚构的意义指向模糊，虚构也就没有必要了；没有艺术能力，独到的见识和思想不能艺术表达，优秀的历史文化散文就无以形成。

表现其二，叙述艺术化问题。历史文化散文要解放自己，叙述中大有文章可作。王充闾艺术努力在于，第一，想象中与传主面对面地对话。作品中有对话性叙述，如其中的《您和凤至大姐》那章，是采用和张学良对话的叙述方式，传统文论叫第二人称叙事。面对面地叙说，可毫无障碍地交流心理活动，事实上，这正是作家王充闾长久以来沉浸在和张学良心灵的对话的文本叙述形态。第二，有意识尝试运用各种句式。且不说夹叙夹议、穿插诗词的叙述等，就说叙述中时有所见的“如果……那……”的句式：“如果20 岁之前，张学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过是一个‘潇洒美少年’，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可是，造物主偏向了他，使他拥有足够的时间……”这样句式与作家王充闾对人生的透彻理解有关，与辩证看待张学良传奇人生及其价值有关，何止是修辞手法，更是修养和境界使之然，基于此我们才能品味出“夕阳山外山”“将军本色是诗人”“成功的失败者”

等章标题的哲理韵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叙述艺术化问题，即叙述中镶嵌“马赛克”现象。王充闾多年来遨游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古典诗词、历史典籍和史实里，更重要的是善于思考。在他早年的散文写作中，已经开始出现夹杂中国古典诗词的特点。现在的《张学良人格图谱》中更在叙述中穿插和编织着史实、典故和诗词。先说史实。历史文化散文本来就是拿历史来说事，在历史中嵌入历史，历史总是相似的，相似的史实适宜于形成隐喻性，便于昭示所讲述的道理。特别是叙述张学良这样传奇人物读史理解史的文字极具意味。如在《史里觅道》叙述张学良研习明史，以及他对历史人物的考证和品评。我们读到，进入张学良视野的历史人物，诸如明末文人钱谦益、抗击倭寇的戚继光、收复中国台湾的郑成功等都成了他予以注意和品评的对象。王充闾在叙述中自然穿插进诸如王阳明遭贬受迫害的史实，而且发挥合理的艺术想象，想象张学良发出的“同是天涯沦落人”

的感慨。再如叙述张学良读明史中杨升庵的心理活动，张学良和他心里熟悉及酝酿的历史人物具有了相似性，产生互相印证的效果，史实与心理分析巧妙融为一体，很是熨帖。再说典故成语。王充闾叙述的字里行间常常水乳交融地穿插进典故成语，如“在我们号称‘礼仪之邦’的泱泱华夏，自古就流传下来‘挂剑空垅’‘一诺千金’的美谈”。“至于‘得黄金白金，不如季布一诺’的故事，则是发生在汉代的事情。总之，都是远哉遥遥的陈年古话了。”“什么‘剖符作誓，铁契丹书’，什么‘金匮石言，藏之宗庙’，到头来一概都不管用……”典故浓缩了一个曾经的故事，嵌入典，意味着嵌入了一个故事和故事发生的背景，有极大的信息量。嵌入哪段史实、哪个典故，这与作家世界观及独到的理解相攸关。记忆库存中储存的信息越多，对于叙述对象理解越准确，越有独到见识，越能辨识出典籍和史实的性质，越知道该编织于何处，越能自然地强化作家要言说的东西。

典故与历史故事本身就具有相互嵌合性质：典故依托历史故事并凝聚成代代相传的哲理，其说服力是历史性的。

表现其三，诗词入历史文化散文的问题。单独将诗词入散文提出来予以讨论，缘于王充闾早年散文就凸现出夹杂中国古典诗词的特点，在《张学良人格图谱》中此现象更为丰富复杂。这与中国文学传统有密切关系。

诗词是在某个历史烟云中诗人的“以美启真”“以美储善”，最具人文情怀和人文思考，也最具表现力、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文化载体。中国有丰富的古典诗词遗产，因此诗词入小说、入戏剧、入一切可入文体，成为历久不衰的文学现象。仅以诗词入小说为例来说明。从唐传奇开始，诗词入传奇就成为一个引人的现象，比如张鷟的《游仙窟》几乎用诗词堆积而成。

到了明清文言小说诗词入小说更是突出现象，如瞿佑的《剪灯新话》等。

现代小说家中深得国学精髓的沈从文更是进行了有益探索。沈从文在《菜园》等小说里将古典诗词的典故、词语融会在对人物性格、风貌和精神世界等方面的描写和刻画中，并用古典诗词映衬人物的修养，传达不易表述的复杂人生况味。概括地说，就是将古典诗词化入自己的叙述中，服从小说艺术特性而用之。可见，诗词入不同文体的方式和发生艺术效应的途径各个不同。王充闾在对《张学良人格图谱》书写中，除了依然沿用他以往散文在叙述中夹杂古典诗词因素或只言片语，以营造蕴藉文雅气氛之外，这次最值得总结的是其中的《将军本色是诗人》一章，这一章主要叙述张学良“饱览群书，博闻强记，脑子里储存许多古代的诗词名篇，他经常以诗词形式抒发那郁结难舒的情愫”。自然，随着叙述进展，张学良各个时期创作的诗词得以展示，同时随着叙述语境的变化，不断编织进若干古典诗词，这些诗词与张学良的心境、背景以及张学良所作的诗词都有内在精神的契合，被编织进叙述中的古人诗词又都有特定背景，这样由诗词连带岀诗词，又连带岀史实，史实诗词氤氲成特有的艺术效应。从意义生成角度看，这个效应其实依然是隐喻，对作家的要求很高，要求熟悉并理解诗词蕴含，品味出在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的相似处，然后恰如其分地编织在一起。因为，“诗人看问题，有其敏锐的视角”。我以为，古典诗词与传主所作的诗词相互印证，不单是叙述技巧问题，更是对历史与文学独到的理解使然。王充闾在探索历史文化散文艺术的同时，也接续上了人文知识分子作为“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对现实发声的传统。

在《张学良人格图谱》中王充闾的一切艺术探索，皆缘于他清晰地意识到：由心灵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根本特质是艺术想象的产物。如张学良这样的传奇人生，本身就有丰富的“一定时间和地点的具体的意象”，可是，如果不加艺术想象地叙述出来，充其量“只是追忆以往生活过的情境和经历过的事物，而它本身并不是创造性的”，推动王充闾艺术创造力的正是他的人文积累和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心。《张学良人格图谱》昭示了历史文化散文存在的合理性：“体现在对于现实人生和人性的关注，着眼于人生的困境、生存的焦虑、命运的思考、人性的拷问。”

王充闾“从1995 年开始历史文化散文的集中写作，15 年来，结集为9 本书：《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寂寞濠梁》《文明的征服》《龙墩上的悖论》《历史上的三种人》《千秋叩问》《文在兹》《张学良人格图谱》……”这样持续漫长的写作历史、丰厚的作品，已经可以证明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拿历史说事的艺术旨归。在学院派闭门于自己专业的时代，王充闾的言说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