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原

对于散文家王充闾，我内心有着一种真实的敬重。作为一位长期在体制中工作的高层领导，在其后的人生时段里，心无旁骛地写作散文，而且成为良莠杂陈的“散文时代”一个有意义的散文家。我不是故意设置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只是以为体制的某些规则与散文的体性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可能真正地达成兼容。通常有言：散文“姓散”“名真”“字自我”，这是说，“自我性”是散文有别于其他文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散文既不是一种纯粹的再现性文体，基于对人物情节的完整叙写而成篇，也不是完全的表现性文体，只是抒写内在情思意绪，它是一种“互文性”很强的文体。散文作者在观照反映对象世界的同时，直接地呈现着作者的自我。

一方面散文所写的基本面无法虚构，另一方面，作者在表达对象时又无法隐逸自己。因此，在散文写作中，重要的不只是其中所写的经验、知识，或是叙写的艺术，更重要的是主体的精神含量与品质。在我看来，从某种角度而言，主体的精神存在决定着散文的价值。所谓优秀的散文，其间一定有着主体独特而深刻的生命感受，并由此凝练生成的富有意味的人类精神。这样，自由心志、个体感受以及由此伴生的富有个性张力的主体性书写，在散文写作中至关重要。也正是这些元素，成就了散文家王充闾。

一、文体选择：历史与文学之间

王充闾的散文写作具有多种类型，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历史人物散文。

在写作《张学良人格图谱》之前，王充闾已有《用破一生心》《他这一辈子》《两个李白》等分别以曾国藩、李鸿章、李白等历史人物为叙写对象的作品发表，他也正是以这一类颇具水准的散文，参与了晚近中国散文史的部分叙事的。似乎历史散文或者说文化大散文可以以余秋雨的名字命名，其实这不确切。在余秋雨之前，叙写历史的散文并不少见。散文家余秋雨在以《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这样的方式书写并解读着历史，其中《一个王朝的背影》《遥远的绝响》《苏东坡“突围”》等作品改写了当代中国散文写作的格局，因而具有了不可无视的文学史意义。但文化散文后来的走势却让读者感到了乏味，具有个体体温的现实与历史的对话，逐渐演变成一系列历史材料或故事碎片的堆集，“有的借助史料的堆砌来救治作家心灵与精神的缺席，抹杀了散文表达个性、袒露自我的特长，把本应作为背景的史料当作文章的主体，见不到心灵的展示”。正是在文化大散文出现普遍的颓势时，王充闾出版了20 余万字的长篇历史人物散文《张学良人格图谱》。这部作品并没有一线贯穿的核心情节，全书15 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展示着张学良人格的种种，由此建构人物人格的“图谱”。

张学良作为一个书写的对象，已有各种读物推出，这些读物大多可以归为史著一类。面对这些先在的文字，王充闾需要设定一个“再写作”的意义支点。对此，作者十分明确地将《张学良人格图谱》界定为“文学作品”，“既然是文学作品，自不能以单纯的纪实为满足，还需通过文学的手法（运用文学的语言；借助形象、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审美创造）”

处理叙写对象，特别是“要透过事件、现象，致力于人物特别是心灵的剖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发掘出人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由王充闾的这些表述，我们可以知道作者基于张学良这个特定的写作对象，选择的是文学的方式而不是历史的方式。确指性的历史叙事追求的是非虚构，并且这种非虚构要尽可能更多地摒弃主观色彩，客观地还原历史的本真，而文学的方式，并且是散文的方式，则要求在真实地反映历史存在时，体现出主体必要的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以主体的个性表现出对象的个性。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方式，它在表达对象世界的时候，从来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是纯然客观的。无论作者是否自觉，主体性与写作活动如影随形。文学的主体性又不是一种简单的存在。在各式不同的文体中，文学的主体性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各有其主体性，因得其各自的审美范式，这些文体也就有着自己独特的主体表现方式。正如王充闾自己所言，《张学良人格图谱》是一种文学的制式，这样在历史人物张学良与散文文学之间就构成了特殊的关联。这种关联使我们有必要将这一作品置于历史文化大散文的视域中加以分析。历史文化大散文具有自己的写作规范，对这种规范王充闾是十分自觉的。从反面说，历史散文不能“满足于史海徜徉而忘记了文学的本性，出现所谓‘历史挤压艺术’的偏向”；从正面而言，它“作为主体性、个性更为鲜明的文学作品，自然更应该充分体现作家的主体意识与思想倾向”。概而言之，主体的价值化是历史文化大散文价值生成的关键，而这种主体价值化的实现需要散文作家在历史与艺术之间达成一种适度。历史在此是叙写的对象，它并不需要以一种完整的故事形式出现，历史或是作为一种基点、作为一种背景而出现，艺术的主事者作者对历史作别有意味的选择，对所选对象进行“有我”的解读，在逼近历史的同时，凸显出作者散文文学的主体性。王充闾有着自觉的历史散文观，这也表明他对这一文体已有弊端的警惕。

二、文本设计：人物叙写的去平面化作为一个散文的文本，《张学良人格图谱》最为有效的设计，是作者能以一个生命的主体去体验感受另一个生命主体，这种体验感受是具有某种深度的。这样的写作心理建构对于历史与艺术的合致有着决定性的前置意义。非虚构的历史写作，作者应该抵达历史本身，这是无疑的。这种抵达在王充闾这里成为进入，作者不在历史之外，而是通过熟稔历史，将身心浸润于历史存在之中，和历史本体呼吸与共。因此作者不仅进入到了对象的历史现场，而且能深入到人物在特定时空背景中的特殊心灵。但同时作者又不历史主义地对待历史人物及其行迹心理，在叙写对象的同时又表达自己基于历史的感悟、评价，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呈现历史与艺术的存在。

这就是说，作者能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人生几度秋凉》在我看来是《张学良人格图谱》最为成功的一个篇章，所以作者将其置于全篇的首章。

所用题目点染烘托了历史人物的苍凉感和某种悲剧性意味，这也表明了作者对于人物的体认和深刻的历史同情。这一篇章体现着历史人物散文写作的一种理想状态和境界，这种状态和境界表现为既不是“历史挤压艺术”，又不是超脱历史的主观臆想，凌虚蹈玄，而是实现了历史与艺术的相得共生。在这里关键是作者获得了深得人物之形神的整体把握和充分个人化的表达方式。对于百岁传奇人物张学良，作者没有做纪传式的处理，推演人物各式的人生故事，而是截取人物生命历程中富有意味的段落加以表现。

作者的叙写颇显其不凡的心智，作品取出张学良晚年在夏威夷威基基海边度假一节，以椰风海韵为背景，通过三个夜晚触目景物的描写和人物心理流转的演绎，十分富有表现力地写出了张学良功业、情感生活和丰富多彩的人格镜像。起笔是很散文化的，其中意境铺设与人物的心境大多切合，时光是初秋夕阳西下近黄昏。大海苍茫，鸥鸟漂泊，“他把一身托付给海上摇篮，一如陆上无家的鸥鸟”“不经意间，夕阳——晚景戏里的悲壮主角便下了场，天宇的标靶上抹上了滚烫的红心，余霞散绮，幻化成一条琥珀色的桥梁”。这样的文字是写实的，更是写意的，既写出了人物角色的独特人生的多彩而苍凉，又写出了作者对人物真切的感受和理解。感受的生成导源于对对象的生命关怀，而在散文文本中呈现的是基于这种感受而衍生出的富有滋味的想象联想性表达景观。感受愈深，则想象和联想愈是蓬勃而出新，由此形成一种特殊的召唤读者的散文笔调。“他像一只挣脱网罟、藏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唐·吉诃德，回来化身戴着紧箍咒、曾被压在五行山下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脱离红尘紫陌、流寓孤岛的鲁滨孙。”这一比喻不惟新鲜而生动，而且贴切饶有意味，由眼前的海景、海上物，联想流寓夏威夷的张学良，耐人寻味地浓缩了张学良多种的人生角色。作者的想象和联想不择地而出，这是由于作者进入了对象生命体，丰富扩张了对对象的独特感觉而致：“这么说来，他也当能从奔涌的洪流中听到昔日中原战马的嘶鸣，辽河岸边的乡音喁喁，还有那白山黑水的风呼林啸吧？不然，他怎么会面对波涛起伏的青烟蓝水久久地发呆呢！看来，疲惫了的灵魂，要安顿也是暂时的，如同老树上的杈丫，一旦碰上春色的撩拨，便会萌生尖尖的新叶。”以下的比喻更是新奇而有神韵，白浪、沙滩、留声机唱盘，将实与虚勾连，将眼前与往昔联通，老唱片的意象唤起人对于历史的忆念：“‘涛似连山喷雪来’。太平洋上的晚风挟着滔滔白浪，一层一层地冲刷着金黄色的滩涂，像是留声机唱盘上的丝丝螺纹。记忆中的60 年前的那场事变，再次在老人的脑海中浮现出来。”这些语词在《人生几度秋凉》中俯拾即是。在我看来这样的语言方式，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历史散文应有的纪实与写意、取形与传神的有机结合，使叙事保持了必要的张力。想象与联想的发生和主体的情感取向密切关联，作者书写的主体性由此也能得到艺术化的显现。

张学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是一个传奇的复杂多变的人物。王充闾虽然在作历史的散文书写时，有一种先在的主体意识，但他在处理具体对象的过程中，并不由于这种先在将丰富复杂的对象打捏成某种理念的符号，而是充分注意尊重人物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去平面化的自觉，立体地个性化地还原张学良人生的真实存在。《张学良人格图谱》是一种散文体作品，它在结构上与人物传奇的纵向线性结构明显不同，是以人物人生的多维存在逐一展开的方式设置结构的。全书内含十五个部分，叙写各有侧重，其中《别样恩仇》主要写对张学良人生影响最为重大的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人物两相对照，显示出张学良人格中的义与忠以及某种程度的“迂”。《夕阳山外山》《您和凤至大姐》和《“良”言“美”语》三篇则记写了张学良与两位“四小姐”、原配夫人以及宋美龄之间的情感关联，由此可见张学良异性情感关联中的层次和性情，同时也显示出四位女性的情怀和人格。

《将军本色是诗人》《情注梨园》写了武人张学良的诗情诗才和对京剧的喜爱，凸显人物精神世界中的艺术素养。除了通过人物人生的不同侧面写出立体的张学良外，作品还注意以大量的细节透视人物浩瀚精微的心灵世界，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由此还原出一个有棱有角有滋有味的真实人物。如对日本首相特使百般利诱其“执政满洲”的游说，张学良说：“你想得挺周到啊，只是忘掉了一点，你忘了我是中国人。”只一语就给出了张学良坚定执着的中国之心。又如带兵在河南牧马集车站经过，见到饿得趴在地上起不来的老妈妈，张学良又是找来馒头，又是倾听诉说，听到伤心处，“就呜呜呜地号啕大哭起来。在他，这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里，显示出人物善良悲悯的本性。再如张学良自白：“我一生有三爱：一爱打麻将，二爱说笑话，三爱唱老歌”，“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

我虽并非英雄汉，唯有好色似英雄”。这些则又刻画出了人物率真无拘的情趣心性。将这些材料导入作品无疑既凸显了人物的姿势和情采，同时又增强了作品的趣味。而作者对人物的这些有意味的存在，不只是作外置的展览，也能如同解说员做出自己的评说。“他同一般的政治家的显著区别，是率真、粗犷，人情味浓；情可见心，不假雕饰，无遮拦，无保留的坦诚。

这些都源于性灵，映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大概只有赋性超拔、心无挂碍、自信自足的智者、仁人，才能修炼到这种地步吧。”这些文字在高度评价张学良为人品格的同时，也明白地表达了作者王充闾自己的人格取向。要之，《张学良人格图谱》其中既有张学良，也有王充闾。正如作者所说：“历史强调叙事的客观性，而文学主观色彩鲜明，所谓‘须教自我胸中出’、‘诗文无我不如删’。”这正是《张学良人格图谱》，作为历史散文所具有的文体意义。当然这部作品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即使单从历史散文的主体价值化而言，其中有些篇章如《情注梨园》《庆生辰》《猛回头》等也是“历史挤压艺术”，只有叙事对象而少见作者之“我”。

这样使《张学良人格图谱》出现“文本断裂”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