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迎新

始终觉得王充闾散文中有一种别样的追求，追求一种不同于过去的言说历史的方式。这绝不是所谓的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是要得出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结论，而王充闾完全无意为历史下结论，他只是在探求，并引导读者一同探求。这种探求意识可以说是现代性表意范式的一种思维特征。

不同于古典表意范式，它不直接认可供奉那些天经地义的信条和规则，而是寻找适合自己的表意路径。正如他自己所说：“艺术的魅力在于用艺术手段燃起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求，有时连艺术家自己也未必说得清楚最终答案。”也许正是这种开放性、独特性引导着人们走进他的散文世界。

文学艺术是一种表意实践，通过符号及其意义的传递，构成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文学艺术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只表现在题材和风格上，重要的是体现为表意实践的转变。王充闾作为一个现代意识极为自觉的作家，其作品的现代性意味表征出中国当代艺术的表意范式的内在变化。虽然他作品的题材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但穿越这些人物、事件的目光却是现代的。在王充闾的散文中，这种现代性的表意范式体现为内涵上的世俗救赎、艺术表现上的拒绝平庸与文化层面上的反思性批判。

在现代社会，文学艺术担当着特殊的使命，而不仅仅是认知、愉悦和消遣。对于散文创作，王充闾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绝不是死掉了的过去。作家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实际是一种同已逝的古人和当下的读者，做时空暌隔的灵魂撞击与心灵对话，是要引领读者在重温历史事件、把握相关背景的同时，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共同地思考当下，认识自我，提升精神境界。”他指出，历史不是死掉的过去，作家写历史，是要历史成为鲜活的现在，成为心灵驰骋的空间。更重要的是，作家要通过这一空间引领读者，从而提升精神境界。

“引领读者，提升境界”，这是王充闾对文学审美活动的功能性认识，也是他文学创作现代性的表现的经典表述。西方审美现代性理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在价值领域的近代分化和独立，以及宗教衰落后，审美具有了取代宗教的世俗救赎功能。对此，韦伯（Max Weber，1864—1920）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他说：“不论怎么来解释，艺术都承担了一种世俗救赎功能。

他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的救赎，尤其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不断增长的压力中解脱岀来的救赎。”中国近代以来，传统的伦理价值退到历史的幕后，人们开始寻找新的价值来弥补这一价值空缺，所以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用审美来开辟人们对生存意义的追寻之路。然而，现代文学艺术过度政治化使得审美成了政治的附庸，作家艺术家在迷茫中艰难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王充闾用自己的心灵写作完成了这种探索。他的散文以历史和现实为题材，客观地再现历史、展现现实，但绝不仅仅停留于再现，停留于表层的物质世界，而是由此进入到更为深邃的人的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无论写张学良还是骆宾王，写曾国藩还是李鸿章，或惋惜，或感慨，都有一个中心内涵，这就是通过对人物命运的描绘，和读者一起探讨人该怎么活，生命的目的、价值、意义到底是什么。在这里他关注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当中主体的内心体验，他的焦灼、他的矛盾、他的挣扎，乃至于他的无奈，从而从一个个历史瞬间中析解出生命的本真意义。他写李鸿章，用六种形象代表李鸿章的品性人格，不倒翁、太极拳师、裱糊匠、撞钟和尚、避雷针和仓中老鼠，写出了人性的贪婪、世故、虚伪与软弱。“他这一辈子，一方面活得有头有脸儿，风光无限，生荣死哀，名闻四海；另一方面，又是受够了苦，遭足了罪，活得憋憋屈屈，窝窝囊囊，像一个饱遭老拳的伤号，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李鸿章位高权重，他的人生具有典型性，面对这样一个人生标本，你的人生该如何选择？作家并没有直接给出结论，他只是用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方式感知这一切。王充闾写张学良“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陇，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像一只挣脱网罟、藏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堂吉诃德，后来化身为头戴紧箍咒、曾被压五行山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流寓孤岛的鲁滨孙”。这不是现实中的张学良，却又是人生历程中真实的张学良，作家把他心灵化了，成为与读者共享心理事件。关注内心体验，突显感知世界的独特方式，彰显事物的心理性质而非物理性质，这都是现代性救赎的表征。

王充闾散文现代性表意实践的另一特征是艺术创造上的抗拒平庸。从现代性理论视角看，抗拒平庸来自对工具理性所代表的刻板生活方式的抵制，对庸俗价值观的颠覆和对大众社会中“从众倾向”的反叛，而审美具有超越平庸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潜在力量。抵制平庸可以说是现代表意范式的又一表征。古典表意范式强调“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理性获得光芒”（布瓦洛），而现代性表意范式则更关注直觉、想象带给人的本真体验，强调积极的思考、回归深层自我与追求独特表达。王充闾曾坦言自己“在探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内在蕴涵过程中，力求充分表达一己的主观倾向”。

表现出极强的自我意识。这方面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可以说具有代表性，他的信念是“……戏剧必须借助对人类共同生活的反映，激发这种既困难又有创造性的目光。戏剧必须使它的观众惊讶，而这要借助一种把令人信赖的事物陌生化的技巧”。王充闾很崇尚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的戏剧理论，认为“布莱希特在谈到自己的‘叙述性戏剧’与传统戏剧观念的区别时说，传统的戏剧观念把剧中人处理成不变的，让他们落在特定的性格框架里，以便观众去识别和熟悉他们，而他的‘叙述性戏剧’不热衷于为他们裁定种种框范，包括性格框范在内，而把他们当成未知数，吸引观众一起去猜测，去想象”。所以，在散文创作中王充闾极为重视想象性，认为想象性是显现艺术形式的开放性、现代性、丰富性的标志，它有助于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使艺术思维由原有的平面、单向、直线模式转为多元、共时、复线模式，为散文注入新的创造激情。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其散文创作的成功正是得自于绝不人云亦云的创新性努力，从材料的选取、意象的运用到语言的裁剪，无一不追求独特而富于个性的表现，这才是文学的生命所在。因此，在大众文化时代，王充闾对散文创作的平庸化倾向尤为担忧，他说：“在消费主义倾向成为主流的情况下，散文在一天天地向商业化、娱乐性靠拢，以追踪时尚为乐趣，以迎合大众心理为目的，以逼真展现原生态、琐碎描绘日常生活为特征，强调话语表达的即时性和现场性，使散文作品成为表象化、平面化的精神符号。许多文章结构紊乱，语言粗疏，多的是烦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展现，少的是对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文学记录历史、表现时代的传统已经淡化直到丢失。表现手法则是以流水账式的还原生活的方式，作琐屑零碎的描写。”认同平庸、放弃创造是与现代性艺术精神格格不入的，而这也可说是近年来文学创作很难唤起人们阅读热情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思性指的是主体对自己的身份、行为的自觉反省。在这里，王充闾散文创作中体现出的现代性反思特征更多指向的是对一种文化处境、文化身份以及文化行为的反省。它是作家由现代社会回眸传统文化时所做的深层思索。

对于自己的历史散文，王充闾写道：“我写古代士人的人生际遇、命运颠折，没有停止在对本人个性、气质的探求上（这是非常必要的，应该承认，这是一种深入的探索），而是通过不同的篇章，从更深的层面上挖掘社会、体制方面的种因。我想到，中国封建士子的悲剧，不能只归咎于自身的人性弱点，还有更深远的社会根源。”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王充闾写了一系列传统文化反思性作品，如反思传统奴性教化的《圣朝设考选奴才》，反思皇权制度的《龙墩上的悖论》《龙墩余话》，反思传统官宦文化的《李鸿章的六种形象》，以及反思极权文化的《大欲无涯》。它们从不同侧面延展了王充闾的人性与意义追问，从对主体的历史哲学思索转入到人文生态的大命题中，展现了现代表意实践的宽广视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圣朝设考选奴才》一篇，文章以生动的例证、丰富的史料，展现了传统文化制度下知识分子的扭曲人格，对于知识分子问题做出了深刻的解剖。他指岀：“知识者理应是思想者。专业知识、技能之外，还应具备社会批判精神和心灵的自由度。而我国封建社会中的士人，更多的却是奉行儒学传统的修齐治平、立功名世，因而，他们多是专制制度下炮制出来的精神侏儒。在2000 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

作为民族的灵魂与神经、道义的承担者，文化的传承者，他们肩负着阐释世界、指导人生、推动社会进步的庄严使命。可是，封建社会却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若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必须以丧失思想独立性、消除心灵自由度为其惨重的代价。即是说，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形成普泛的依附性，而完全失去自我，‘民族的灵魂与神经’更无从谈起。”王充闾是以现代观念之光烛照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管理制度，展现其血腥酷毒的一面。对于背负沉重历史积淀的民族来说，这种反思是不可或缺的，是民族腾飞、自强的必经之路。王充闾的文化反思系列作品可以说是近现代自梁启超、鲁迅、周作人等国民性疗救写作的赓续之作，显示出现代性表意实践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现实性关怀指向。这种深广的现实内涵和强烈的文化责任感也许正是王充闾散文获得广泛社会反响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