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启昌

读王充闾《龙墩上的悖论》，不禁拍案惊奇叫绝，乘兴写下几点感悟，以志读书之乐。首先，我说它是一部奇书、大书。奇是指文字特殊、稀罕，令人不测；而大是指内涵广博深邃。

其特点之一是著述体例的开放式，不以前人规定的某种格式为圭臬。

用他自己的题解应该是论文。当然是论文，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一项不缺，完全合乎优等论文的标准，但它又绝非一般的学术论文或一般的历史论著，它更是一部古今罕见的文学精品，一部选材独特、主体意识极强的历史散文。史文并茂，史家的严谨与作家的艺术风范悄然、巧然结合。驾驭这种体裁、创造这种体例的作者，仅有史料的扩容、表述方式的新巧还不够，还必须具有哲学家的多向思维与思想家敏锐的慧眼，方能全史在胸，驾驭全局。他是否借鉴了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那一篇专门宣丑揭秘的声讨批判的檄文，武曌（则天）听了都要变色动容，实在是天下奇文。

当年的宋徽宗和李后主如果面对王充闾的《赵家天子可怜虫》，是否也能动容变色，或者当时就挤出了一江春水？王充闾这13 篇“檄文”，完全可以收入“散文观止”，他是奇人著奇书。

特点之二是立论与选材的角度。我国古老的历史长河，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渔人从何下手？“弱水三千”充闾“只取一瓢饮”。他专取历史人物。历史人物恒河沙数，他专挑龙墩上那些社会地位最高的“真龙天子”。

上自秦始皇嬴政，下至清末的宣统皇帝溥仪，当过真龙天子的不下数百人，写谁？充闾只选十几位。这些特殊人物或留香，或遗臭，其味道并不整齐划一，长短善恶也不均等。但他们无一例外皆属悖论奇观的典型人物。褒谁，贬谁？褒几许，贬到什么程度？作者自有其特立独行的裁夺。如《赵匡胤下棋》，他把赵匡胤从黄袍加身到暴病身亡的人生之旅比作下棋。说他“棋术算不得高明，妙棋险棋固然也有，更多的还是臭棋败棋”。我读后，觉得他有失公道。打电话跟他聊，我说：“赵匡胤，相对那些暴君昏君，还是不错的。‘陈桥兵变’正好说明他有点人气。”他立即肯定：“在历朝历代的帝王中，他是唯一一个不杀功臣的皇帝。”听起来，他并不偏激，我们观点一致。但他却说：“你注意没有？我不想对他们完全肯定，一个也没有完全肯定。”哦，是这样。原来他是有针对性的。他是针对目前媒体炒作的“皇帝热”，对一些封建帝王大树特树“功德碑”而言的；当然，也是他立论与选材的角度决定的。他是从这十几位龙墩上的特殊人物的人生人性的悖论角度来选材论证的。以此，他批判了这种悖论产生的理论基础：君命天授、家天下及万世一系等不可冒犯、不许动摇、不准改变的封建伦理及宗法制度。朝朝不变，代代相袭。若说变过，那也只是换汤不换药。

始皇帝二世而斩，刘氏上台照样是真龙天子，照样君权神授，照样家天下金口玉言一人堂，极权制，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王充闾立论的角度是彻底摧毁封建法度的强大的因袭力量。温家宝在2008 年3 月18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中外记者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

是引用王安石的名言，表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决心。

王充闾通过一系列的悖论现象，论证的结论是祖宗之法必须改变。

读此，我想到，作为学者兼作家的王充闾，同时也是从政二十年的高官，他对政治的实施、政权的巩固等种种问题，不能不比一般作家更熟悉，更敏感：但，《龙墩上的悖论》198000 字，并没有一字直诉民主、人权，改革、图新，可是，读者看了以后又必定会想到这些现当代的话题。他是大作家，具有大胸怀，大气派，他懂得如何相信读者、尊重读者，不能像小学教师对待小学生那样谆谆教诲，耳提面命，直奔主题。他将那些沉淀在两千年历史长河里的粗岩细沙、水草淤泥，穿针引线，缝制成一个严峻的主题，那就是“祖宗不足法”。强烈的主体意识，竟然于不容置疑的历史考据、典型事例之中沉潜反复。这不能不是一个大腕作家的真本事，“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那么，“吾侪读史何为乎？”“察往以知来，鉴彼以诲我”

者也。当然，以史为鉴，拨亮历史的灯盏，透视反思当代的人性人情人文的文化思考，绝不是一般地再现历史、复述历史的文字可以奏效的。所以，我还要谈谈《龙墩上的悖论》的特点之三：表达方式。

我说的表达方式，主要指文本的艺术巧构。因材施法，量体裁衣，不拘一格。把秦始皇万世一系的梦想与其二世而亡的历史，把他长生不老的梦想与其活到49 岁的事实，组成一副主客观完全悖谬的对联；把刘邦的流氓成性与项羽的英雄气概拿来对比，把流氓皇帝杀戮功臣与其衣锦还乡、呼唤猛士的矛盾心理拿来碰击，画出一副道德与功业“二律背反”的阴阳图；把宋太宗、明成祖和清雍正帝三个不同朝代的恶霸皇帝拴在一根耻辱柱上一块清算：又把开国皇帝的“龙种”与其所生的一代不如一代的跳蚤捏在一起；把性格、政见迥异的完颜三兄弟一起勾勒比较……没有满腹经纶，没有比天空更广阔的怀抱，安能“倚天抽宝剑，万里任纵横”？

这里，我还要涉及体例，涉及叙述文体中不可或缺的引经据典。王充闾作文，一向喜欢或习惯引经据典，这是读者们多年来的共识，褒贬却大不一样。1988 年辽宁省通俗文学学会召开成立大会，请他讲话，他只讲了5 分钟，却用了6 个典故。1990 年代初，他出版了第三本散文集《清风白水》，辽宁文坛反响强烈，为他召开研讨会。与会文友在肯定他的创作成就时，有人直言不讳，说他用典太多，旁征博引，有掉书袋之嫌，有的文友在发言中跟他幽默一把，说他的散文知识超标。我注意了，他后来的十几部散文，在这方面确实做了认真地节制与调整。难为他了，他6 岁入私塾，读了8 年古典诗文。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烂熟于胸，张口就来。如此学历，焉能不“超典”“超故”？少成如天性，习惯成自然嘛！但这部以历史人物为素材的著述，除了自我表述之外，必须引入他人文字，或引前人的判断，或摘抄相关的史料，谁也躲不过引经据典，既“旁”且“博”，是谁也免不了的。我眼见他似乎是信手拈来了不少的经典、趣事、奇闻，却不能说他“知识超标”了。原因何在？我想他是在如何引录，怎样衔接、驾驭，怎样在自家著述中恰如其分地安排他人的言语上，下了很大功夫。

正用、反用、借用、暗用、列用、比用，面对庞大的引用家族，他挥洒自如，抑扬有度。读者如能细心体悟，将不难发现，他引用的高明在于不引不行，恰如其分。

充闾善用比喻，使他的表述文字的信息功能和美学功能发生了奇妙的艺术效果。信手翻开书本的首篇首页，你就会在一段四百余字的“提要”

中发现一串比喻：“人生角斗场”“光怪陆离的海洋”，名喻、暗喻最后转喻到“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多形象，多精彩！这种比兴的修辞手法，书中比比皆是，并与其他修辞方法活用套用，使文章的表述功能增加了艺术的张力。

记得他在一篇写李鸿章的散文中，通篇全是比喻，竟用了裱糊匠、不倒翁、太极拳师、避雷针、撞钟和尚、仓老鼠等六七种形象，而且，没有一种不切合李鸿章的身份，我把它概括为数理学科常用的类比方法。这种叙述策略，在他的手里简直是用绝了。我不想省略它，并愿誉之以“超经典的文字”推荐给读者。“悖论”的第12 篇，名为《圣朝设考选奴才》。

出于酷爱，我已经读过多遍。其实，只要你读过一遍，就会对封建王朝牢笼士子的手段的毒辣残忍产生旷日持久的刻骨铭心。作者通过一个令人心酸心痛的“二混混”驯鹰的故事，描述统治者怎样像驯鹰那样对知识分子进行“驯心”。看了那只猛鸷的雄鹰在怎样的摧残下“精神崩溃”“变得驯顺无比，服服帖帖地听人摆布”（还有那些被解除武装、驯得摇尾乞怜的老虎），使我联想到那些穷途落拓的范进、孔乙己，联想到那些为了功名利禄完全丧失人的尊严，自动交出灵魂的自由，自愿毁灭自我个性的可怜的知识分子。每当想到“驯心者”的残忍，被驯心者的可悲，我就想哭，想骂，想揭竿而起。充闾把反动统治者戕杀士子的灵魂（驯心）与“二混混”

驯鹰的方法加以比较，断定它们在性质上完全相同的类比手法，真是神来之笔。此笔之神妙，既表现出王充闾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深切同情，更表现了他对人类生存的大忧患、大悲悯。

最后，我再说说《龙墩上的悖论》的语言变化。由于王充闾与众不同的特殊学历和他的深厚的国学功底，他的娴熟、清丽而又规范的现代汉语中，总似有一股“魏晋风度”式的清泉在潺潺流动。凝练、沉实、舒徐、婉曲，句短词精，文白相糅。《龙墩上的悖论》的语言仍然保持这一典雅的风格，让熟悉他的读者，不看作者姓名便可知是王充闾的作品。但《龙墩上的悖论》的语言却不是没有变化，而且变化得比较明显。此次纵笔所至，常有玄言俏语；有时还杂以俗谚、俚语、民谣，甚至西方的现代句式。

笔锋常带感情，音节清朗，读起来畅达上口，抑制了艰深晦涩、佶屈聱牙的生硬。偶有几句讥讽调侃，亦庄亦谐，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这种变化，既与他的才学、修养有关，更与他渴望超越、不断挑战自我的奋进心态有关。如此下去，何愁不能再见到作者之佳作问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