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志

英国大哲学家、散文家培根说过，哲学观是人生观和文学观的先导。

通览王充闾的人生轨迹和散文创作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庄子的哲学思想对王充闾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此，王充闾的评论者们早有论述，他本人也颇为认同。2002 年4 月，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散文学会和北大在线主办的“中国散文论坛”以“20 世纪末期中国散文的回顾与总结”为主题，先后邀请了余秋雨、王充闾、贾平凹、卞毓方等几位资深散文家在北大登坛演讲，王充闾在长达3 个小时的演讲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散文观及其形成背景，特别强调自己人生观、文学观的哲学基础，坦言自己“得益于庄子者实在很多”。

庄子视独立人格、个性自由为生命，视王侯如粪土，视富贵为浮云，将人生导向诗性境界。正是受庄子“诗性人生”的影响，王充闾才表现出卓异的文化人格，轻功名、淡利禄、远尘嚣，在读书、写作、游历中追寻生命的意义，山水的奥秘，历史文化的价值。他对散文的选择，对散文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着，正是他文化人格定型、成熟的标志。上海评论家吴俊先生一语道破王充闾钟情散文的天机：“王充闾将他的文化意识特别是他的生命意识，充分完全地投注在散文创作之中，他是在写他的精神体验和心灵体验，是在进行自己的人生和人格写作。”

王充闾的散文创作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纵情山水乘物游心

毋庸置疑，庄子哲学对中国思想史和艺术史有着巨大的渗透力，庄子的生命体验和艺术精神，滋养了后来的魏晋风度，成就一种超拔的人生境界和心灵状态，开启了渊源不竭的艺术资源，同时也开启了王充闾散文创作的艺术资源。

王充闾散文创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间跨度较大，大致始于20 世纪70 年代末至90 年代中期，以山水自然、风光名胜的游记为主。深厚的文化底蕴，庄子思想的浸润使得王充闾对自然山水的观照和感受较他人有明显的差异，他对山水名胜的爱恋似乎不能简单地用寄情山水或忘情山水来表述，他在尽情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时，投注了更多的文化与人生思考。美学大师宗白华说：“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莺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的‘意境’。”

王充闾心无旁骛，以超拔脱俗的心态全身心投入山水名胜，以灵府之“虚”

接纳自然之“实”追求主观生命情调与客观自然景象的交融互渗，体物赋情，游目骋怀，达到了“相看两不厌”的审美境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王充闾笔下的山水名胜充满了文化含量和艺术张力，中国古典诗词名句不仅使他的山水游记散文添了几多书卷儒雅之气，而且成为他表现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而当这种文化人格与山水名胜握手相拥之时，一种全新而独特的艺术境界便得到鲜活的呈现，作家的个性气质也随之而彰显。

《读三峡》常被评论界提及。作家立足天空，俯视山川，把四百里三峡奇观当作一部大书来读，彻底打破了一般游记散文由点至线，移步换景，游感结合的写作模式。作家落笔便由衷感慨道：“三峡，这部上接苍冥，下临江底，近四百里长的硕大无朋的典籍，是异常古老的。早在语言文字出现之前，不，应该说早在‘混沌初开，乾坤始奠’之际，它就已经摊开在这里了。它的每一叠岩页，都是历史老人留下的回音壁、记事珠和备忘录。

里面镂刻着岁月的履痕，律动着乾坤的吐纳，展现着大自然的启示。里面映照着尧时日，秦时月，汉时云，浸透了造化的情思与眼泪。”“假如三峡中壁立的群峰是一排历史的录音机，它一定会录下历代诗人一颗颗敏感心灵的摧肝折骨的呐喊和豪情似火的朗吟。”正如标题中一个精妙的“读”

字，作家对山水风光早已超越了赏玩的层面，他是把观照对象当作史、当作书来细细解读，呈现给读者的不仅仅是旖旎的山水名胜，而且是一部部博大厚重的历史文化典籍，读者在徜徉山水名胜的同时，也在随同作家进行历史的回眸和文化的巡礼。

在庄子“诗意人生”的引领下，王充闾的山水游记散文努力追求一种“清风白水”般的审美意蕴。其散文集以“清风白水”命名，具有极大的涵盖性，既可以视为王充闾对散文的格调追求，也可以视作王充闾对人生境界的追求。《清风白水》这篇散文是作家寻访九寨沟之后所作，可见出王充闾人生追求和艺术追求之一斑。作家开篇就讲“诗文讲究风格”，并以苏轼、柳永的词风殊异为例说明阳刚、阴柔两种风格的客观存在，之后笔锋自然一转，“其实，风景区何独不然！它们的风格特征也是极其鲜明的，泰山的威严肃穆，迥然不同于黄山的瑰奇峭美；‘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的西子湖，与‘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的八百里洞庭悬同霄壤……”之后，作家将泰山与九寨沟风光进行比较观照，“如果说，泰山具有老年人那种饱经风雨、阅尽繁华的成熟与镇定，那么，九寨沟就是少男少女般的活泼、烂漫，清风白水，一片童真。”

“山水以形媚道”，自然山水和人文精神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让人说不清道不明，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对应关系，而正是凭借庄子哲学的“自由、通脱”精神，王充闾才能自由出入山水的审美王国，并给人以文化和人生的诸多昭示和启迪。简言之，丰厚的国学修养和自由放达的心境是王充闾山水游记散文取得成功的两大法宝。

第二阶段：在历史的回音壁上作艺术与哲学的巡礼20 世纪90 年代以后，王充闾散文创作的重心由山水名胜的记游转向了对历史文化遗迹的探寻，时间是从1994 年至1998 年4 年间，这是王充闾文化散文创作的爆发期。

较余秋雨、卞毓方等以写文化散文成就其名的散文家，王充闾文化散文的卓异之处在于哲学精神的渗入。

这期间，王充闾造访了许多历史名都，由此写出了一系列文化散文。

中州之行，面对开封、洛阳和邯郸这些曾经繁华绮丽的历史名城，王充闾感到，“历经世事沧桑，许多当年的胜景已荡然无存，但在故都遗址上，都有沉甸甸的文化积存在那里。漫步在这些地方，我脑子里涌现出很多诗文经史，翻腾着春秋战国以来几乎整部的中华文明史的烟云。这些作品记叙了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更道出了作者对具体生命形态的超越性理解。”

在《陈桥崖海须臾事》中，作家置身开封北郊的陈桥驿，不禁思绪万端，浮想联翩，“漫步古镇街头，想到诗中说的，从赵匡胤在这里兵变举事，黄袍加身，建立宋王朝，到末帝在崖州沉海自尽，宣告宋朝灭亡，300 多年不过转瞬间事，可是看看大千世界，仰首苍穹，依旧是天淡云闲，仿佛古今都是一样，不禁感慨系之。有人评说，寥寥十四个字抵得上一部《南华经》。进入开封市区，空间没有跨出多远，时间却仿佛越过了千年，有‘一步走进历史，转眼似成古人’的感觉。整个汴梁古城，简直就是一部充满历史回声的博物馆。”

历史是人类足迹的真实记录，岁月无限，历史有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段历史都是当代史。王充闾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生活，不仅投以现代目光，自觉地疏离古典的历史感，探索社会人生的沧桑变幻，揭示历史规律与悲剧意识，而且冷静地以哲学眼光加以观照，在有常中探索无常，又在无常中体现有常。在《赋到沧桑句便工》中，王充闾这样写洛阳的魏晋故城遗址：“那些帝王公侯及其娇妻美妾，无论是胜利的，失败的，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被杀的，最后统统地都在这里报到了。‘纵有千年铁门槛，终归一个土馒头。’留下来的只是一些‘饥年何不食肉糜’与‘蛙声为公还是为私’的千载笑料和争权夺利，滥杀无辜的万古骂名。”

在《千古兴亡 百年悲笑 一时登览》中，当作家“漫步在山川庙宇，残垣颓墙间，走过一座座历史的博物馆，在一面面文化的回音壁上倾听，一任古典诗文中展现的历史风貌在新的境遇中展开”时，“那朝代兴亡，人事变异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留痕；人格的悲喜剧在时间长河中所显示的超出个体生命的意义；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探寻；以及在终极毁灭中所获得的怆然之情和宇宙永恒感，都在与古人的沟通中展现，给了我们远远超出生命长度的感慨”。

读王充闾的文化散文，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现代意识与传统文化的遇合，也不仅仅是春秋代序，物是人非的沧桑感，而是一种颇有哲学意味的寻索，往往给人一种“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阅读体验。

第三阶段：对人性的深度开掘

世纪之交的王充闾已届古稀，但他仍以夸父逐日的精神在散文创作领域从事新的探索。关于王充闾该阶段的创作心态，我们可以从他的散文集《何处是归程》题记中的一首小诗窥见一斑，诗云：“生涯旅寄等飘蓬，浮世嚣烦百感增。为雨为晴浑不觉，小窗心语觅归程。”庄子哲学帮助和引领王充闾站在一个相当高的海拔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不懈追索和探询。王充闾该阶段的散文创作旨在关注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生存处境，充分揭示人的精神世界，力求从更深层面上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解析人类心理结构的复杂性，代表作有《用破一生心》《两个李白》《终古凝眉》《疗疴琐忆》等。

曾国藩是一个极度复杂的人物，对他的评价，人们大都从政治立场和社会伦理两个方面着眼。王充闾在《用破一生心》中带给我们一个崭新的认识视野，他从人性的角度切入，从人生哲学方面对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进行了细致的解读。首先，王充闾对曾国藩进行人格定位，说他一生活得太苦太累，是十足的可怜虫，除去一具猥猥琐琐、畏畏缩缩的躯壳，不见一丝生命的活力和灵魂的光彩。然后，他对曾国藩的人格成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指出这个人物的苦与累来自于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

“内圣外王”的追求使得曾国藩毕生都挣扎在灵魂与肉体，言论与行动的对抗之中，“名心盛者必作伪”，矫情，伪饰，道貌岸然，表里不一自然成为曾国藩的人格主流。接着，王充闾在多方面的比较中深层次地分析曾国藩之“苦”所蕴含的人性本质，说他的痛苦一是有别于古代诗人为了“一语惊人”，刳肚搜肠，苦心孤诣，因为人家的“苦”中蕴含着无穷的乐趣；二是有别于那些持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人家有一种虔诚的信仰，由于确信幸福之光照耀来生之路，因而苦亦不觉其苦，反而甘之如饴。

在作了如此比较之后，王充闾找准了曾国藩之“苦”与古代贞妇之“苦”

的惊人相似处：贞妇为了挣得一座旌表节烈的牌坊，甘心忍受人间最沉重的痛苦；曾国藩同样是为了那块意念中的“功德碑”而万苦不辞。王充闾通过解读曾国藩这个典型人物，揭示了诸多的人生真谛。

在《两个李白》中，王充闾对李白的解读很有典型意义。李白的宏伟抱负，政治情结，傲岸品格，诗人气质以及人生际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走向。王充闾抓住哲学对人生观的影响和渗透这一要害，指出李白天生就是一个矛盾体，因为他受庄子的影响太深，强调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诗性人生”，然而“不仕无礼”的儒家哲学却逼迫李白去走千万个文人要走的路——“登龙入仕”，南辕北辙的结果必然是屡受挫折，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之中。于是，就出现了两个李白，一个是现实的李白——屡试屡败，仕途上一败涂地；一个是诗意的李白——豪放不羁，文学上辉煌无比。王充闾的人生观哲学观决定他更欣赏诗意的李白，甚至大有同调之感慨：“我想，亏得李白政坛失意，所如不偶，以致远离魏阙，浪迹江湖，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出尘的隽影，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会因为失去这颗朗照寰宇的明星，而变得无边暗淡与寥落。这该是何等遗憾，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王充闾在对人性的开掘中善于把握必然与偶然，常理与悖论的辩证关系，因而他的这类散文总是充满了深刻的哲学意味。而文化人格和哲学精神的有机统一，正是王充闾超越他人的秘诀所在。

王充闾在北大的演讲中说：“散文是与人的心性距离最近的一种文体，是人类精神与心灵秘密最为自由的显现方式。只有具备自由，自在的心态，具备不依附于社会功利的独立的审美意识和超越世俗的固定眼光，才能真正进入艺术创造的境界。”细细玩味这番话，我们有理由说王充闾已实现了文化人格与艺术自觉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