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　丽

作为一位以文学方式走入历史的散文家，王充闾具有明确的深度意识。

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其历史散文创作的深度意识和超越意识更加明显。他曾多次表达：散文应体现一种深度追求，即对社会人生和宇宙万物的深度关怀和深切体验。为此，他在创作中身体力行地状写波诡云谲的历史烟云时，寻求一种指向重大命题的意蕴深度，实现对审美世界的建构，对本质规律的探究。不言而喻，“追求深度是文学走向更大精神空间的必由之路，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去理解这种深度？”作者如何用散文这种文体去写历史人物实现自己的深度追求，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本文从王充闾的历史观、哲学思维、个性追求三方面入手展开论述。

—、大历史观

对于“大历史观”的定义，有学者提出两种解释：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思，从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简单地说，大历史观在空间上，宏观着眼，微观着笔；时间上，将现实融入历史，以现代性的眼光对历史进行审视。

历史一经展开，就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逆转性，因此，人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历史何以展开，分析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合理性。

如果说，“我们往常的历史观不过是将现在与过去区别开来，可以称作一种‘小历史观’是静止的、绝对的，在现实与历史之间存在着一条泾渭分明的鸿沟，那么，在王充闾笔下则有一种浑然一体的历史意识，是一种‘大历史观’。”他在创作中注重时间和空间概念的交错和融合，将研究对象放在纵向的历史长河中，以动态的、宏观的眼光认知事物的本质，使其思维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同时善于营造形象化的空间构造，将各种地理空间或物理存在作为探讨历史发展中的恒定规律或文明起源的叙事策略。这种叙述策略具体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在空间观念上，王充闾善于从与历史或历史人物相关的某些意象如城墙、庙堂、陵墓、古塔、青山、古道等入手，展开历史叙述，并在某一文本中反复描绘和渲染这些意象，以期达到物境、物我的交融，使读者在回忆和重构中唤起对某一个历史人物的整体感觉。如《欲望的神话》中，王充闾写秦始皇，首先从秦始皇陵墓入手，花费大量笔墨描写它的空间构型：

始皇陵占地60 多平方公里，周长2100 多米，高达120 米。墓内构思奇特，极具匠心。内外两重城垣，呈南北狭长的回字形。陵墓穹顶上，饰有日月星辰，装入天体运行；地基堵塞了地下泉水，做成山川地理形状；墓室四周用纹石砌就，厚涂丹漆；还用水银注入形成百川、四渎，环绕其间，由机械带动，川流不息……

通过对壮观宏伟而又奢华的秦始皇陵反复提及和描述，使读者清晰地感受到秦始皇飞扬跋扈、雄心勃勃、欲望膨胀的一生。秦始皇企图让这煌煌帝业千秋万世绵延不绝，因此才打造一个固若金汤的“千年王国”，不惜动用70 多万民夫，体现了他的唯我主义以及强烈的物质追求和权力攫取欲。历史就是和地理空间、物理造型、典型形象相联系，它们是历史的形象代言品。作为一位左史庄骚、汉魏文章、唐宋诗词、明清杂俎几乎都烂熟于胸的作家，王充闾对历史遗迹非常熟悉，他从空间叙述入手，用建筑体量和空间来说话，城垣、穹顶、纹石，一起发出了时空感叹，使读者在清晰可见、可辨认的形象中了解到了历史遗迹所经历的沧桑变化和当地民风的特点，感受到一种历史文化的内涵和品质。在构造这些意象时，王充闾着眼宏观，把握总体，“从大处落墨，做全景式叙写。不侧重当时、当地具体景物的描摹，不局限个人所见事物本身，不停留在某件具体事物上，不着意于刻画个别情节”，即以一种博大的胸襟，尽量把它放到历史的流程中去进行宏观审视，挖掘形象背后的深层历史意蕴。

另一方面，在空间叙述中的时间构型。王充闾从空间构形落笔，追思时间长河中的历史人物的创作手法随处可见，如呼兰小镇、金元铁骑、荒榛断莽、义乌江畔、皖南青山、邯郸古道、八咏楼头等，都形成了视觉上的客观性，从而引发时光追溯，因为时间在历史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他在对历史遗迹的追忆中，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更迭中和历经沧桑的人物命运多舛中，对久远历史进行再度审视，“辨析历史与文明的发展规律，识别文明在历史进程中的特殊价值和意义。”这种叙事手法成为链接历史和现在的纽带，形成了文风的沧桑感、沉淀性和现代感。如在《人生几度秋凉》中，王充闾开篇就设计了一个空间上的构型：威基基海滩。夕阳在金色霞晖中缓缓滚动，一炉赤焰溅射着熠熠光华，染红了周边的云空、海面，又在高大的椰林间洒下斑驳的光影。张学良将军与夫人携手，步出希尔顿公寓，顺着林木扶疏的甬路向黄灿灿的海滨走来。涨潮了，洋面上翻滚着滔滔的白浪，潮声奏起拍节分明的永恒天籁……随后，笔锋一转，回到时间的书写上。他从蓬勃奔涌的红潮中听到昔日中原战马的嘶鸣，辽河岸边的乡音喁喁……空间上的置换，时间上的轮转，将老将军的向度推向了生命起点。他回首过往，不禁感慨童年、青年、中年的人生历程，那是“少小观潮江海上，常常是壮怀激烈，遐想着未来，天边；晚年观潮，则大多回头谛视自己的七色人生，咀嚼着多歧的命运。”

王充闾形如流水般地完成了空间和时间的转换，促成了历史和现实的交融和交错。而这里所说的“现实”未必是指我们的“当下”，“历史”也未必是“当下之前”王充闾常常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游走，置身于某个过去的“现实”时段，再对照那以前的“历史”，将现实与历史置于同一个话语空间里进行对话，以历史之镜映照现实，从现实之境阐释历史，着意进行现实的文化审视和灵魂拷问，进而挖掘出不同时空里的共性与规律。他的这种积极开放的时空观念体现了一种文化观念和价值认知，带给我们一种时空交错、意味深长的感悟与启示，进而引发读者的诸多联想，以期获得更多的感悟和知识。

二、悖论

王充闾认为：“新时期的文学历程……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中探索与呼唤人文精神、关注社会人生、表现内在人性，并使之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作家强化深度意识，将各自的情绪、体验和社会内容化为自己的‘个体化世界’，从而获得较高的美学品质的过程。”因此，在创作中，他善于建立距离性的审美态度，选择客观地与历史进行平等对话的书写方式，试图从历史的横纵向比较、归纳、提升中得出一些普遍性的历史规律。但这种时空交错下的历史比较的结果总是得出二律背反的结论，即道德和功绩、人性与政治、是非功过等的逻辑悖论。

王充闾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注重挖掘历史和历史人物中的深层本质和哲学意蕴，坚持阐释历史和人生，“突破一般的功业成败、道德优劣的复述，大胆引进逻辑学、数学上的悖论范畴，揭示历史进程中关于二律背反、两难选择的无解性；关于道德与功业的背反，事功与人性的背反；关于动机与效果的背反，欲望、愿望、意志与现实的背反；关于所当为与所能为，所能为与所欲为的矛盾；关于必然与偶然、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从中破译那些充满玄机、变数、偶然性、非理性的东西。通过大量的矛盾事物、微妙细节、异常变故，通过对封建制度、封建帝王荒诞、乖谬的揭露，对欲望无度与权力无限予以否定，呼唤一种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王充闾尤其擅长从人性的角度挖掘人的本质。从哲学内涵上来看，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现代人，无论是帝王英雄还是贩夫走卒都是人性的矛盾体，是多重性集合体，是多维世界与空间的应对有机体。因此，古今中外的大师对人的定位才说法不一。老子认为人是“道”“德”之物；佛教认为人是“苦难”

之物；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社会”动物；康德认为人是自律动物；黑格尔解释人是历史动物；弗洛伊德认为人是性奴动物。人在多重世界和多重空间下被从多角度解读，形成了不同伦理或文明历程下的甚至善恶相悖的主体。王充闾抓住了哲学中的悖论命题，在微观和宏观世界带来的多种可能下阐述笔下的历史人物，在道德伦理的把握，国家、集团利益驱动下的个人修行和担当等方面论述人的主体和客观存在的悖论性。

分析楚汉之争，作者认为项羽的悲剧，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道德的悲剧；而刘邦的胜利，则颇得益于他的政治流氓的欺骗伎俩和善用权术、不守信义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这使他把握住战场上的先机，多次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当时以至后世，之所以对项羽这位失败的英雄追思、赞叹，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张力起了很大作用。“偶因世乱成功业”。功业把“流氓皇帝”装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却因失败而声名受损。流氓成功，小人得志，辄使英雄气短，混世者为之扬眉吐气。这里揭示了一种历史的悖论，亦即功业与道德的背反。

对于曾国藩，王充闾认为，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内容丰富而又充满矛盾的生命个体。如果从文化学、社会学等角度入手来研究他，那么他的睿智、博学、高瞻远瞩之处胜人一筹，“通体布满了灵窍，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到处闪现着智者的辉芒。”但如果从人性批评意义来说，“他缺乏的是本色和天真，是一个丧失了本我，失去了生命出发点，迷失了存在的本源的，充其量是一个头脑发达而灵魂猥琐的机器人。”“他本人就像历史和时代那样复杂，那样诡谲，那样充满悖论。”王充闾从多角度展现了一个性格丰满的还原本真的历史人物，充分表现了他进退维谷、跋前疐后的人生炼狱状态，与其他一味地歌功颂德，简单堆积材料，再现历史情景，甚至无止境拔高近乎神话的写作相比，价值和成就不言自明。

王充闾叙述成吉思汗时，以他南征北战，扩大疆域，统一国土的丰功伟绩为主线，书写他在皇权专制的国家里，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混乱社会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气魄与雄心和为世人所不齿的疯狂的权势欲、攫取欲、占有欲。如果从历史发展角度、政治学、历史学方面看，他的这些行为应该予以肯定，这符合了“权力竞技场”上的生存规律，保证了宏伟大业的确立、统治目标的实现、丰功伟绩的达成；但从人性角度看，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从自然规律看，一切英雄豪杰最终都逃脱不了由旺健到衰老直到死亡的历史规律，必然接受自然对人所执行的必然的无法逃避的绝对法律。

人死如灯灭，一暝之后，万虑皆空，即使一代天骄也与普通的贩夫走卒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

王充闾作为一个倡导多元文化的学者，摒弃“中心论”“一体论”的评说模式，从多角度出发，客观地审视历史人物，将其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以现代的眼光作全面的审视，很少以自我意识对历史进行过度阐释，更不会用流行的意识形态对历史人物进行政治、伦理的价值判断或以主体性的想象活动去“合理化”地虚构历史，而是通过对史学视野的重新厘定，对历史的创造性思考与沟通去阐释历史人物。因此，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不同于余秋雨的借历史人物浇自己垒块的书写模式，也不同于新世纪的历史散文家曾纪鑫借历史人物的命运和生命价值，呼唤美好的人性、优秀的品格，以此来实现他作为人类精神家的理想追求。王充闾这样的悖论式思考，一方面与他扎实的文化知识、历史修养以及哲学理论相关。正如许多哲学家都认为的那样，对象本身存在着悖论和二律背反的必然性，这也正说明了人认识世界的深刻性和理性。另一方面也与他宽阔的眼界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不可分开。王充闾是一位集文学家与历史学家于一身的作家，青年投身教育，而后走向报社编辑，中年开始从政，人生经历丰富，眼光开拓而独到。

这是一种看破之后的超脱和释然，是一种经历过人生起落之后的一切归于平和，是看破，也是脱俗，是站在全球经济化时代下的与时俱进的宏观审视，更重要的是他对人生的担当和关怀。

三、历史人物心理学

王充闾认为深度亦是“对个性化的吁求”，如果“缺乏个性化支撑，势必导致思想的平庸化。因此，在写作上，他深入挖掘人物的心灵世界，密切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在写法上追求超越和空灵，观念上努力跳出古人、他人的窠臼；在视角上，充分运用了历史人物心理学的分析手法。

一般认为，历史人物心理学是从心理学视角对历史中的个体或群体独特性进行研究分析的创作手法。其写作视角更能客观地多角度地表现历史人物的不同常态。黑格尔认为，历史散文“一方面使读者可以根据这种叙述，对有关的民族、时代以及当事人物的外部环境和内心的伟大或弱点，形成一幅明确的性格特征的图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全体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对一个民族或一个事件的内在历史意义”。王充闾恰如其分地汲取心理学的某些理论、原则和方法，通过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个体或群体的心理解释，探究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的各种活动，探求社会群体的心理史，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克服了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补充和完善历史认识的范畴。这里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是研究个人的成长历史对其人格和行为表现的影响。王充闾通过对秦始皇、汉高祖、赵匡胤、宋太宗、成吉思汗、朱元璋、溥仪等皇帝的人生成长经历进行梳理研究，角度另辟蹊径。写成吉思汗，不仅描绘了他叱咤风云的丰功伟绩和被世人诟病的大逆不道，而且深入分析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主客观原因。作者首先将其还原成普通人，注重挖掘他成长经历和承受的人生困境以及这些人生经验对其性格形成的影响。首先，幼年饱经丧乱、流离之苦和无数次灾难性的打击，使他根本没有欢乐和友爱。

在他幼小心灵里承受的只有争夺、拼杀、征服和占有；之后，连绵不断的迫害更激活和强化了他的复仇意志。他暗自发誓要用暴力反击命运的残酷。

其次，极度艰苦的自然环境，尖锐的供求矛盾和空前残酷的生存竞争也促使他强势和残忍的性格的形成。另外，蒙古草原上的尚勇崇武、刚毅不屈的民族意识深深地扎在了成吉思汗的血液里，使他从小立志要统治草原，扩大疆域。

王充闾试图从富有个性化的角度和历史人物对话，摆脱历史人物的既定分析与评价，透过对人物心理的回访，从人生经历和内心活动入手，分析英雄帝王的性格特点和他们作为平凡人的软弱、痛苦和身不由己，让“读者理解历史人物的可悲、可怜，也认识历史的可感、可叹。”因此，在王充闾笔下，曾国藩作为成功的政治家有着辉煌的历史业绩和轰动的历史事件，但他看到的却是他悲剧的一生。李鸿章同样是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王充闾仍然读出了他的残破人生。这种另类的书写模式，“是一种今人和古人灵魂的撞击，心灵的对接，是今人对古人的叩访、审视、清算，也是古人对今人的对照、启示和警醒，是生命的积极参与和博大的人性关怀。”

二是研究他们的心理特点及其与历史事件的关系。王充闾在创作中显露出一种大气象，在对个体的分析中总结历史发展的恒定规律和文化意蕴，叙事、说理都显示了缜密的艺术匠心。如作者从心理角度分析朱元璋当政时的系列举措的深层原因。朱元璋登基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治国措施：如推行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嫡长子继承制”，以期子孙安分守己，驻守藩镇，避免诸子争位的现象发生；朱元璋殚精竭虑，始终为建都、迁都之事煞费苦心；考虑如何建立与巩固中央高度集权问题。可以说，朱元璋终其一生都在思考和实行如何建立一个坚如磐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集权中心，甚至达到了极端的地步。推及原因，与朱元璋的发迹史密切相关。“元朝末年，风烟遍地，群雄并起之时，朱元璋以淮西一介草民，因时乘势，叱咤纵横，十数年间，便实现了宇内一统，成就了煌煌帝业。”可以说，“他的江山的取得，是龙拿虎掷、百对战疆的结果。”正是因为帝位来之匪易，所以，他时时刻刻挂念着江山会得而复失，提防着龙墩会被人抢走。于是，昼夜焦思苦虑如何才能措天下于万世之安。他经常夜不成眠，外出仰观天象，同时派人侦查舆情。怀疑、猜忌、防范，已经到了神经质的程度。于是，朱元璋的任何政策的决定和行动的实施都是建立在朱家王朝的维护和治理上。但是，可悲的是，江山仍是难以久坐。王充闾在分析中试图渗入强烈的主体意识，融入人物心灵，在理性审视中，总结帝王英雄的心理活动与历史事件的内在关联和事件发生的必然性。作者以敏锐的目光，看到他人所未曾看到的东西。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作家的自我期待和价值判断，折射着作家自我需求的一种满足和强烈的主观感受。读者也正是通过“作者的独特感悟来发现和剖析阐释者”，形成了历史散文审美特质的再阐释。

三是研究某一群体的心理特征以及与社会历史的相互关系，揭示他们心理发展的历史线索。社会群体生活是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社会的人要生活在一定的群体环境中。从社会群体心理角度出发，通过语言、风俗、活动、认知等方面研究某一个社会阶层的整体特征，是研究历史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不失为深度创作历史散文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不仅把握了社会群体的人格特征，而且可以深层探究民族精神的本质和民族活动的规律。例如王充闾在描写宦官人生时，从宦官阶层的构成及其特定的人格、人性角度入手，分析他们性格的形成。对其悲喜苦辣人生的解读，人格分裂、变态狠毒的分析以及对其悲惨一生的同情，都体现了王充闾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深刻的内心感受。首先，宦官常年封禁在深宫之中，生活孤寂单调，枯燥无味，过着穷极无聊的日子；其次，他们手中的资产来得容易，轻拋虚掷，挥霍成性，加之身旁没有亲人、朋友、子嗣，眼前不见光明和出路，自然会形成性格的乖戾、心理的变态；再次，宦官从小低三下四地伺候人，干一些丧失人格的低贱之事，养成了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没有节操的品行；另外，宦官从小长在宫中，看惯了宫廷中的相互残杀，他们只能趋炎附势，在夹缝中生存，因而形成奴性和畸形的变态人格。他们大多心理扭曲，恨多爱少，心理阴暗、狠毒、残暴以至丧失人性。王充闾进一步从社会历史角度分析时代为宦官的泛滥提供了温床：一是宦臣政治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的必然产物，是封建统治黑暗、腐朽的集中表现。

二是封建皇帝的荒淫无度的多妻制，则是宦官制度得以出现的直接原因。

因此，不铲除封建制度和封建帝王，就不可能消除宦官。王充闾以多角度思维分层次重厚度地分析群体人物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将某一群体的存在上升到社会历史层面进行思考，不仅扩大了解读历史的视野，而且加深了历史散文创作追求深层内蕴的探索意义。

当下，新世纪文学虽已逐渐摆脱了现实功利和政治的阉割和干预，但又遭遇到物质利益的羁绊和商品大潮的挤压。如何实现文学本体的回归，张扬艺术的个性特征，扭转经济利益成为文学艺术价值导向的局面，固守作家内在的精神品质与理性支撑，追求文学创作的纯粹性和审美性，是当下文人面临的共同课题和不懈努力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王充闾以其卓越的文化修养和精神优势，对历史人物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心理色彩持有充分的清醒与自觉，用文学家的手笔创作出具有哲学色彩的文学作品，体现出文学创作的深度追求，树起了历史散文中的一面鲜明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