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巍
由王向峰先生主编的《走向文学的辉煌——王充闾创作研究》,以“主体”“文体”“蕴涵”“经验”多个板块式的结构评说王充闾先生的文学成就。强大而颇具实力的书写阵容,全面而丰富的评说框架,客观而权威的学术态度,无一不显示出这部评论巨著的文学意义和美学价值。凭着主编王向峰先生的严谨、深邃,副主编吴玉杰女士、许宁女士的细致、周到,《走向文学的辉煌》成为一部全景式地反映王充闾散文创作的集大成之作。
王充闾的散文自觉地背负上了一个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使命感,被评论家称为“‘散文时代’中的知识分子写作”。拓展开来,不仅从作家的角度来说,而且从评论家的角度来说,该书的论者与他们的论述对象所进行的都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对话”。就如编者所说的,该书是在1996 年的“诗词创作论”和2001 年的“散文创作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深广度上又前进了一大步,表现了我们当下的新见解,也显示了王充闾文学创作的新成就。”这部著作是在积累基础上的创新、突破和更高层次的综述生发,诸位先生的评说充满了精彩的见解,文字个人相殊、情态互异,思想却在相互的映照中分外生动。阅后不得不为该书丰厚的理论积累和宽阔的学术视野所折服。这些批评从作家主体到散文文体,从艺术思维到审美意境,端庄大气的风格中不仅浸润着对文学的思考、对美学的追求,而且投射出对中国文化智慧和诗意的探究,对东方审美经验的魅力和内涵的向往。
知识——“实事求是”
文本是评说的基础和前提,文学与评论的关系表现为:其一,文学是评论的内容和模本,有前者,后者才有说话的可能;其二,评论为文学提供了理论语境(context),后者作为基本取向和功能体系,提供了充分理解、运用文学并对其进行有效分析的可能。他们之间的相应相生,或隐或显,有意识无意识地向着对二者都有利的方向谐调发展。可就目前的文学现状而言,散文创作的繁荣与散文理论研究的滞后并行,是“繁华遮蔽下的贫困”,是“繁而不荣”。姑且不说散文的理论建设远不及小说、戏剧、诗歌,理论界甚至对电影、网络等的研究探讨热情都超过了散文。现有的散文研究在许多方面还局限于认识,局限于散文历史的流变分析,局限于作为对象自身的问题(诸如美感、审美关系以及作家作品之类),而忽略了对散文理论的全面把握。所以才有论者提出“文化散文的困境”“文化散文的终结”等质疑。这种状况有诸多原因,姑且不论文学外部的体制、传媒、市场等因素,单就散文本体研究来说,文学性的遗失与淡化,美感的失落与变异也是无法推脱的责任之一。
由此看来,《走向文学的辉煌》从王充闾对散文体式的坚守和对散文文学性的提升出发,完成的是对散文文体的确认与强调、对散文理论建设的丰富与扩充。该书以散文学科的自律性诉求参与文学整体的构成,建构起了关于散文文体的谱系,“泛化语境下的文体辨析”“散文中的历史诗意化”“事体情理的艺术建构”等都被组织进了关于散文文体的评说之中。
在探讨散文的“体类创造”时编者强调了王充闾散文的“工程意识”“文体意识”“文学意识”“超越意识”,就如编者坦言的:“深知对一个作家从学理研究的视野上设题是一件非同小可之事,因为设题必有明确的指向,对象也须有其相应的意蕴存在,这样才能从中提取出所指向的东西,才能进行实事求是地研究。”
法国著名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1874—1913)在《六说文学批评》一书中将文学批评分为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三种,虽不过是一家之言,但《走向文学的辉煌》一书却可视为涵盖了以上三种批评的整体——既有自发批评的原生态的鉴赏和议论,也有职业批评严丝合缝的论点和论证,更有大师批评高屋建瓴的定度和裁判。但这些评说都不仅是就事论事的分析,而是与历史进程、生活实质、文化渊源相关联的,是一种“注意文学的内部和外部,注意文学的和文化的,注意形式的和精神的”,深度与广度相结合的研究。书中的每个章节大致是先在文本层面给研究对象以整体性逻辑还原,确定其历史的身份和地位,然后探讨被阐释对象何以如此生成的内在和外在动因,最后再予以整体性的认识和评说。比如第四编“审美的经验分析”中关于“意象的审美化创造”
一节,就是先从“意象”的文学史角度溯源——“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再旁征博引到庞德的“意象”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情感的复杂经验”,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再到陈剑晖的“意象是作家心理、情感和意识多重综合而构成的一个或多个词象组合,是心和概念、表象与现实意蕴的统一。同时,它也是一个充分生命化了意象运用,最后得出其作品‘象征性意象’‘叠合性意象’和‘潜隐性意象’的三种类型,加以一一论述。本书的编撰方法基本应用了传统的‘归纳演绎法’的具有质感的词语,它漂浮于感性与理性、形态与意义之间”。以此作为理论基础,考察王充闾散文的—在拥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从个别到一般的概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推论;“历史逻辑法”——从历史的发展事实及逻辑,分析概括出现象的性质和特征;“社会批评法”——从文艺和社会生活、社会心理、接受对象的关系来研究文艺对象。对不同的章节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综合辩证地分析才保证了评价的真实客观,保证了对王充闾创作的总体认识和整体阐释。
知识分子——“知人论世”
一个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王充闾既是作家,又是学者,他的世界不仅广阔,而且深厚。该书的论者面对的是正在发生的语言事实,并且要对这一事实进行学理层面的研究、挖掘对象的意蕴、提取对象的指涉,甚至指明对象的缺憾与未来写作的趋向,这就要求论者不仅要“论世”,更要“知人”。王充闾的文章走的是“以人为本”的书写路线,以知识为背景,以知识分子为角色来贯穿和建构文章。与此相类似,论者同样也是以深厚的学理为底蕴,以专业的研究视角来切入王充闾的创作。王向峰先生在序言中说,“‘器识’是作家之本,‘辞章’是作家的枝叶,本根不深则花果不能繁茂”。基于独有的机缘,该书的诸多评论家与王充闾本人都有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交往,都是对王充闾诗文素有研究的一线学者,其中不乏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每一个学术观点都是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之上的。他们研究王充闾创作的根据主要是从理论文章与学术著作、文艺论争与创作思潮以及作家创作谈等资料中抽纳出其思想内质,并以此为契机拓展到文学理论和美学领域。
同时,解读王充闾的文学创作,需要哲学、历史、文化乃至更多门类知识的共同参与,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有深厚的中外文化学养,有正中的道德品格,有精细的思辨与想象能力,有聪颖的智慧和敏感的情怀”(同上)的作家。在“知人”的基础上编写文学评论,论者不仅梳理了王充闾的“创作历程”“人生态度”“传统素养与现代意识”,更是指明了他“不断超越的创作走向”,他对“价值意义的追求”。“知人论世”可以理解为对知识分子的人性关怀与其对历史的文学关怀两重,这样的评说既继承了传统的“诗教”理论,又发展了现代的注重对象本身的美学形式研究。论者归纳出了由“人”至“文”的几个特质:1. 关注历史难题、人生困境、精神超越;2. 强调对象的可开发性、可研究性;3. 体现评说的个性化、文学的独特性。按照福柯的观点,知识本身就是权力,那么知识分子就是在运用他的权力解读人世,“它(散文)是一个民族的心声倾诉、精神写意与心灵升华,承担着社会批判和人性烛照、灵魂滋养的责任”。借助知识的推衍,表达知识分子的感悟,以世事的更迭体会人世的沧桑。
知识分子首先必须将自己的角色定位,才有可能在书写领域中展示自己的艺术思想,实现自己的文学乃至社会理想。《论语》中有“知言”“知人”“知命”之说,又有“己欲立,立于人;己欲达,达于人”之辨,这是对知者主体本身的规定。“知”是知识分子的努力,由此而达他人和世界,建立符合自身规范的社会秩序,作家的写作往往是鲜明的个体意识对时代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充分印证。王充闾散文选择强化精神和思想的言说方式,不仅体现着作家放眼古今未来,取精用宏的艺术胸襟;而且包含了他以文学为通道,与人类共勉和与生活对话的自觉追求。“我写散文总是习惯于对当代生活和现实精神予以哲学的概括和历史的观照。”知识分子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传播者,是现代文化的生产制造者,同时又是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反思批判者,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们的创作必然包含了某些历史最深处的本质和必然。文学是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力的,既然文学活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实现方式,评论家就应该为这种活动提供得以延展的理论印证。历史文化散文本身就是回眸历史、重估传统的手段,在关注历史难题、人生困境方面,王充闾的忧患意识、批判意识、精神高度和美学旨趣都是颇具代表性的。书中的评说确认了不论是讴歌还是审视,赞美还是幽思,王充闾笔下的世界中精神理念的高扬总会超越简单的善恶伦理判断,理想的高蹈始终在为人性保留一份对高尚、纯美的向往。
“以人为本”来写作思想史,文学和美学的评说常带着人性的温度。
文学批评的价值追求同样也是指向文艺精神的,指向基本人性的建构,指向审美文化的倡导。“知人论世”是情感的世界、意味的世界,也是文学的世界,这样的评说论据更为丰富、视野更为开阔、手法更为诗意,个性化、人性化更为浓郁。
对话——“寻美”与“发展”
本书论者指出:“文学接受过程是文学活动过程整体的一部分,是一个完成的过程,更是一个新的开始。阅读的过程并不单单是承纳一种思想或情感,更是思想情感的延续或升华;不单单是面对一本书或一篇文稿,更是面对一个灵魂、一种境界,是灵魂与灵魂的照面,境界与境界的相接,是无须中介的精神的自由流动。”艺术审美活动的本质在于人总是通过作品与潜在地存在于作品中的作者进行“对话”,将人与作品的关系变为一种心灵对话和灵魂问答。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它的人际交流性质,这种性质决定了文学不能脱离其观察者而独立存在”。对文学的虔诚和对美学的崇拜在《走向文学的辉煌》一书中贯穿始终,论者在论述过程中集理性和诗情于一身,阅读者、欣赏者、思考者和评判者于一身。比如在探讨散文的文体价值方面,无论对王充闾的散文进行何种命名,历史文化散文、智性散文、学者散文还是生命散文,也无论他的散文是在抒情、叙事还是说理,论者和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散文的文体内涵——感动心灵、支撑精神:“散文,是心灵的文学呈现”(高凯征语),“是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精神的契合”,“散文是发现与开掘的艺术。它不一定要求作家创造什么东西来表现思想、感情和精神,而在于通过观察和感悟,把那些深藏于内外两界的思想、感情和精神挖掘出来”(王充闾语)。优秀的批评家总能给作家指明写作的道路,养育作家,为作家补充知识,王向峰先生主编的这部批评著作进行的“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对话”是论者对作品的真正完成。
考察王充闾的作品,《春宽梦窄》《沧桑无语》乃至《生者对逝者的叩问》《龙墩上的悖论》,论者多次提到了“诗性”“意象”“话语”,在论述的过程中有重合也有交叠,却仍各自彰显特色。所有的评说都巧妙分析、精心研究、努力挖掘。在“寻美”的过程中,“韵律之美”“典雅之美”“哲思之美”等赞美之词常见诸笔端。书中论述了王充闾在审美主体上的“才思”、在审美体类上的“超越”、在审美蕴涵上的“雅致”、在审美经验上的“诗意”,在美的关照中寻求意蕴深度,坚持散文的审美性、文学性,实现对审美世界的建构。书中在每一编的题头都以概括性的文字综述该编的主要内容,第四编写道:“充闾的散文创作,有厚重的思想基础,有直接的生命体验,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有丰富的美学资源,有超越的艺术笔法,有个性的表述话语,在体物赋形、使情成体上,创造了独有的经验,使主体与对象的互纳与互化,历史与现实的同构与同一,风格与体式的沉稳与超越,都达到了相适相偕的地步,为文学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足资借鉴的经验。”寥寥数语,客观、中肯又丰富全面,论者希冀通过这番“寻美”,还文学一种憧憬、一种希望。论者在探求作品生成的原因和存在状态的同时,还注重作品的未来性,描述文学现实的同时也追求文学的理想,就如该书的题目指向的是“走向”——“辉煌”。
论者在第28 章“视野融合的审美创造”中借用了迦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的“视野融合”的观念:“历史视野中的筹划活动只是理解过程中的第一阶段,而且不会使自己凝固成为某种过去意识的自我异化,而是被自己现在的理解视野所替代。在理解过程中产生一种真正的视野融合,这种视野融合随着历史视野的筹划而同时消除了这视野。”并由此把王充闾散文创作的历史散文称之为“视野融合的审美创造”,那么论者的评说就是在王充闾散文“历史视野”与“现代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又以开放的眼光面向未来地植入了“未来视野”。“令人欣喜和钦佩的是,充闾的诗文创作至今仍在不断发展的势头之中,新作频频发表”,像作家余华说的:“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迅速地奔向坟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作家的不稳定性取决于他的智慧与敏锐的程度。作家是否能够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这是最重要的。”王充闾散文创作的追求就是持续的审美形态的探索、扬弃和创新;同样,作为文学史观建构自我更新的需要及对这一实践的补充丰富,评论家应具备高度介入、密切追踪并致力于剖析社会精神领域幻象的气度。
既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过滤、吸收,又要有丰富的美学观并促使研究向科学的方向发展的理论勇气,这样才能体现出研究者的思想品位与历史价值。
批评需要阅读与审视,也需要判断与结论,所以“寻美”是与“求疵”
相对应的,任何作家在当下的写作都会有可圈可点之处,王充闾当然也不例外。在此,不免提出小小的“献疑”,比如他在表现内心情感时的酣畅有余而韵味不足,激情四射而飘逸遁形;比如他的问题意识不甚明了而过多泼墨于对过往的幽思批判等。他的散文是北方的“刚性”写作,古文功底和诗文并现是他的特色,他的思辨能力高过他的摹写能力,但在写作过程中少了那种绵绵密密的抒情,少了“满蓄着温柔,微带着忧愁”的风韵,作者的感性表达不妨更充沛些,就像有的论者指出的他仍然是“未完成的王充闾”。而这些,书中却并未给予过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