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亚

作为影响过20 世纪中国历史发展方向和进程的一代豪杰，张学良仿佛是一个永远阐释不尽、历久弥新的言说话题。即便在今天，以散文的笔法对他进行重新书写，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只是也颇具难度。显而易见的难点：一是散文属于倚重想象力的艺术形式，讲究形象和文采，而传记则崇尚对历史真相的尊重，需要境界的客观，二者之间充满着本质的矛盾；二是有关张学良的创作、研究成果积累，已经相当丰厚。传记、年谱、回忆录、影视作品等分别都有数种在世间流行，超越起来非常费力；三是张学良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世界过于丰富和复杂，不易把握。他到底是万众景仰的“民族英雄”，还是该遭唾骂的“不抵抗将军”；是名垂千古的成功者，还是遗恨永远的失败者；他和蒋介石的恩怨纠葛究竟体现了何种结构图示，两人孰高孰低，孰是孰非；他和于凤至、赵四小姐、蒋四小姐三个女人之间，又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这一切都极不容易理清，历来的评说也皆仁智各见，聚讼纷纭，在观点上从未取得过完全的一致。所以坦率地说，最初拿到王充闾先生的《张学良人格图谱》时，心里对他是不无担心的，这本由15 篇历史文化散文构成的传记类作品，能够克服上述困难，把问题厘清吗？读完全书后疑虑渐消。这本书是以深刻的理解态度，把张学良作为现代史上的一块人格“界碑”进行凸显，完成了艰难的精神突围。

由于张学良的人与事基本上已经家喻户晓，对其书写必须寻找一种异于以往的介入视角。如果《张学良人格图谱》还是走传统的路线，以时间顺序和传主的生平为经，以传主的事迹或思想变化为纬，去为张学良的人生画像，就会做无效的精神劳动，蹈入和其他人物评传雷同的窠臼，自然也就难以引起读者的注意了。在这一点上，该书值得彰显之处在于，它没有对张学良的外在人生做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纵向恢复，而是针对已有成果有意无意忽略张学良的人生细节的弊端，几乎每一篇都把重心定位在对张学良丰富、复杂、神秘的精神世界的挖掘，定位在对张学良独特人格内涵的把握上。

具体的表现是，鉴于张学良和国共两党、新旧军阀的上层来往频繁的特点，作者相应地把他置于和妻子于凤至、赵四小姐及情人蒋四小姐的日常冲突中，同“老朋友”周恩来、红颜知己宋美龄的深情交往中，与同僚、政敌蒋介石的恩仇较量中，即通过对张学良一生命运起决定性影响的多向度关系网络的展开，和一系列人物“众星捧月”似的衬托，将他的个性自然而鲜明地表现出来。如在《尴尬四重奏》“郭军反奉”的处境里，张学良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其处境两难的残酷程度用戏剧的形式都形容不出。1925 年，郭松龄倒戈反奉，要逼张作霖下台，拥戴张学良主政。这对当时的张学良来说，一面是恩师加挚友郭松龄，一面是父帅、“东北王”

张作霖，让儿子出面打他爹，将陷他于不忠不孝之地，此乃他万万做不到的；而后父帅又命他挂帅去讨伐情同手足、亦师亦友的郭松龄，这又会令他担上不仁不义的罪名，也是违背他的良心的。情与理的矛盾，折磨得他头痛欲裂，苦闷至极。他费尽心思想出的“两全之策”——劝和息兵，因郭松龄的拒谈而难以实施。无奈之下，惺惺相惜且始终对对方一往情深的张学良和郭松龄被迫交火。结果使郭松龄变得师出无名，其手下的军官、士兵不愿和张学良对抗，军心涣散，郭军大败，奔逃的郭松龄夫妇被抓，又遭张作霖的手下杨宇霆暗算，就地枪决。事过多年，念及郭松龄，张学良仍然哀痛、悲叹不已。正是在忠孝与公理、情感和良知悖裂冲突的尴尬“场”

里，在与貌似粗豪霸气实则老谋深算的张作霖，爱国脱俗、学养精湛的郭松龄的鲜明对比中，张学良的讲纲常、重言诺、坦诚大气、孝亲而侠义的不无矛盾的性格，在读者的脑海里烙下了深刻的印痕。

与在环境“场”内写“心”的隐秘同步，王充闾先生更善于抓取典型的事件、细节，透视张学良的人格底蕴，张学良赋诗、读史、听戏、庆生、戒毒等系列花絮、细节的描写，就外化出了他幽默风趣、聪慧多智和豁达坚毅的磁性人格特质。如《猛回头》一篇的揭示简直让人触目惊心。作者写道：父母嗜好的熏染，宣显尊贵、阔气的内心需求，当然也为舒缓直奉战争带来的精神紧张，张学良在20 世纪20 年代中期开始吸食鸦片，但并未成瘾。郭松龄反戈后事务的繁重，尤其是父帅皇姑屯遇难，更使他变本加厉，对鸦片的贪恋竟达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好端端的英俊倜傥的少帅，变得形销骨立、弱不禁风，脾气异常暴躁。随着东北沦陷、热河失守，张学良被迫引咎辞职。天上地下的处境逆转，使张学良猛醒，决心痛改前非，并采用“顿戒”方式戒毒。他把手枪上膛放在枕下，警告身边的人：“从我戒治之日起，无论任何人，看见我怎样的难过，也不许理我，如果有人拿毒品给我的话，我马上拿这支手枪打死他！”足以证明其戒毒的意志之坚。德国米勒博士以毒攻毒的治疗，是从患者肛门给入麻醉药和其他药物，一待麻醉期过，“病人肠胃里开始翻江倒海，胃壁痉挛，腹痛难忍，肌肉抽搐、剧痛，内脏宛若打了结，起了皱，就像一条条纠缠在一起的长蛇在体内搏斗，由此引起强烈呕吐、腹泻，每天多达数十次……”这种治疗手段是一般人无法忍受，甚至无法想象的，为此张学良浑身抽搐，痛得撕心裂肺，哀号、呻吟，以头撞墙，用牙咬胳膊。但在煎熬七天之后，他终于戒掉了毒瘾，“脱胎换骨”。在作者娓娓道来的“戒毒”叙述中，铮铮铁骨的张学良将军那种超人的意志力、刚直的尊严感，被渲染得毫发毕现，酣畅淋漓。

王充闾先生这种注重在“场”中表现人心，以事件、细节带动历史的写法，既由一个个篇章的叠加、连缀，大致勾勒出了张学良足迹如游记、经历似传奇小说、人生像苦行之旅的动态命运轨迹，构成了相对完整自足的系统结构，满足了传记“信史”的叙述要求；又揭示出了张学良在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友、为人上、为人下等诸方面的内在人格魅力，使其形象立体、饱满，从形到质地“站”起来了。

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理论研究，任何技巧层面的经营都是靠不住的，能够活下去的永远只能是思想。一部传记作品要想令人刮目相看，也必须对书写对象有着殊于他人的深刻理解。《张学良人格图谱》就以对张学良的再理解与再发现获得了这种品格，兼有传的精美和评的深邃，许多随人随事生发的思想体验和感悟，为作品输送了一种智慧之美。在该书的后记中，作者郑重地申明他写此书的动机：一是出于对张学良的敬仰爱戴，二是出于对这个成功的失败者传奇一生的同情和理解。纵览全书，我感到作者确实是在以“深刻的理解”，对传主高贵的灵魂与人格进行着全方位的诠释、对话和交流。如对张学良的故乡情结、矛盾心理结构和历史地位的精辟解读，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写到张学良“老鹤还巢”之梦为何始终未圆时，作者是浓墨重彩，并在尽情涂抹之后，客观地指认“政治阴影始终笼罩在这位一生热爱祖国、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的民族英雄身上”，中国台湾当局给他的精神压力过大，过于严酷的伤害，使他不想再卷入两岸纷争的政治漩涡，所以在返回大陆的问题上他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他说是要脱离政治，实则时刻在考虑政治问题，他是要维护自己“失败英雄”的完整形象，以中间状态出现，目的是使自己成为超越意识形态、被各方接受的伟人。这种分析是和书写对象之间平等的倾心交流，是走进对方灵魂深处的一种体贴和理解，它触及到了张学良隐蔽、幽微的意识世界，抓住了张学良此时思想实质的皮里阳秋。这种欲归未归的深层动因的阐明，已超越简单的政治或者情感评判，而进入一种人生体悟和思考的揭示，不是为传主辩解却自有一股辩解的力量。该书对张学良人生“矛盾”

蕴涵的把握、历史地位的评说同样也是非常到位的。作者漫过张学良一生升沉起伏的历史烟云，准确地点醒其一生的核心特征就是矛盾，并指出这种特征的表现及其根源：张学良是和平主义者，但命运却驱遣他做了领兵的上将，临场杀人；他对鸦片恨之入骨，但失意之时却以之麻痹神经，寻找慰藉；对军国主义深恶痛绝，然而却推崇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生热爱自由，但后半生一直身陷囹圄之中；热爱家乡，但到死也未踏上归途……是父亲张作霖、上司蒋介石、对头日本人和化敌为友的中共这四股力量的抗衡作用，造就了他的矛盾性格，使他豪气云天又胸无城府，豁达率直也不免冲动，长短之处恰如硬币的两面，这种矛盾性格也是他悲凉命运的决定因素。作者这样的解读，鞭辟入里，头头是道，把言说对象看得透里透，对张学良性格的稔熟程度本身就饱含一种不容置疑的可信力。作者把张学良放在现代历史的宽阔背景里，通过和同时期的政治家们比较，指认张学良的生命历程充满了偶然性和戏剧性，始终在荣辱、得失、成败之间纠缠和徘徊，但在只有十七八年的政治生涯中，却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伟业，成了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这样定位张学良也恰如其分，客观公正。而这些对张学良个人生存境遇的深沉思考，无疑使传记获得了理性思考的深度。

王充闾先生是优秀的散文大家，他对艺术品位是非常讲究的。《张学良：人格图谱》就至少在方法上提供了两点有益的启示。一是老生常谈却永远都无法回避的传记散文的文学性问题。勒内·韦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和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1899—1986）曾说，“一个传记家所遇到的问题，简直就是一个历史学家所遇到的问题”，他所涉略的文献、书信和见证人的叙述、回忆等，都不是特殊的文学问题。但是传记散文毕竟隶属于文学范畴，它和诗歌等文类有许多相通之处，“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其实传记也介于真实和想象之间，它不像写小说，可以挥洒自如，凭意而造，也不似历史研究，恪守真实原则和逻辑力度就成功了一半，它既要发挥为传主塑像的自由、创造性，又要对客观历史事实保持足够的尊重，是“戴着镣铐跳舞”。

该书之所以没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倦，就是因为遵循了传记散文的文学性规律。如开篇的《人生几度秋凉》，以张学良三段傍晚时分在威基基海滩的心理描写，串联起他一生充满悖论的斑斓、坎坷的岁月，构思不落俗套，艺术上更是匠心独运。这三段描写都是形貌、神态、声音俱有，动作、言辞、感觉兼出，如三幅棱角分明的画，又像三段舒缓的音乐，达成了凝定和流动的统一，小说、戏剧笔法的融入，将张学良心忧天下、乡愁绵远和晚年的凄清传达得婉约而现代，简净又丰满，外在的立体感和内心的孤独感不宣自明。这种轻逸而别致的写法，体现出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创作功力。至于以多次脱壳的龙虾做比，曲喻张学良人生角色的变换，“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堂吉诃德，后来化身为戴着紧箍咒、曾被压在五行山下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脱离红尘紫陌、流寓孤岛的鲁滨孙”。寥寥三句，就把张学良一生的际遇、心境和性情，形象地推出在读者面前，更是大胆绝妙，增加了文字的可读性。

二是一个合格的传记散文作者，必须处理好自己和书写对象、材料的关系，对之应该若即若离，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写传记散文掌握传主的材料固然重要，但怎样处理、剪辑材料则更为重要。《张学良人格图谱》是在承继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寻找创新之路的，它没有局限于对资料的钩沉、罗列，在“故纸堆”里打圈圈，而是发挥作者文化、历史知识渊博之长，常启用一些和传主有关的历史、文化趣事，以强化散文的趣味。如以虞姬和楚霸王的生死相伴，比附于凤至、赵四小姐对张学良生死不渝的拳拳深情；以白居易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和汪精卫从早年刺杀摄政王到后来成为汉奸的异变轨迹，对张学良在20 岁前、30 岁前、40 岁前、50 岁前、100 岁前去世的种种设想，以及张学良从明代杨升庵遭遇中的自我发现和印证，这大量生动的历史细节和人物掌故，都突破了文化历史散文的沉闷局面，强化了传记散文的阅读美感和灵动气息，更利于凸显张学良的人格特质。至于张学良这位“将军诗人”不断疏泄郁结情肠的诗词创作，和古今诗篇俯拾即来的大量穿插、化用，以及“蚌病成珠”等诸多语词、典故的巧借，在保证作品的凝练度同时，也充满了暗示的张力。而上述种种追求的结果，使该书确实达到了作者追求的诗、史、思融汇的境界。

如今报纸、刊物上的散文大都属于消闲文字，多停浮于游山玩水、饮酒歌唱、阿猫阿狗的把玩，或卖弄炫耀地自我标榜，或甜腻嗲气地搔首弄姿，或声嘶力竭地故作大气，但无一不标榜讲究诗意与抒情性，讲究深奥的哲理、机智的幽默和文笔的潇洒，轻松自娱，缺少人文关怀，思想严重贫血。

由于那些发嗲倒胃的抒情散文和累死人的文化散文，严重滋养了人们的小视与挑剔情绪，所以有人感叹如今的散文丧失了艺术标准，成了一种远离灵魂真实套牢现实功用的体制性文体。在这样拙劣蹩脚的表演氛围中，《张学良人格图谱》以一颗平常心去解读人物，以一种散文的方式去演绎历史，文思泉涌，自然大气，为散文创作带来了浓厚的“文化”味，留下了诸多可圈可点之处，特别是以诗、史、思契合之道的寻找，为一种新文体的出现拓展了空间，提供了可能，这恐怕是该书的最大贡献。当然，探索也不仅仅意味着成功，该书也不无遗憾。如人称的变换便于贴近书写对象的心理，但也容易带来文本的芜杂和断裂，《您和凤至大姐》就有这种倾向；用单篇散文集束性地阐述同一对象，也许单独看篇篇都是佳构，但放在一起就可能泛出整体感的薄弱，通过周恩来的视角凸显张学良的那篇《“不能忘记老朋友”》的确感人，周恩来形象的塑造也很成功，但在此却有“喧宾夺主”之嫌；过多历史掌故、细节、诗词的借用和化用，抗衡了文化散文少文化的“缺钙”现状，但也不时影响文气的酣畅。

不论怎么说，《张学良人格图谱》是近期值得一读的优秀之作，我愿再次袒露我的阅读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