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耜

在我看来，作为散文家和诗人的王充闾，无疑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之后近30 年文学发展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笔者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并非仅仅鉴于时至今日的王充闾，已经出版了30多部散文以及旧体诗词著作，其中包括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王充闾作品系列”和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系列”，这样比较全面的成果展示；也不单单因为这些著作中的若干散文篇章或专集已经荣获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诸多权威奖项，有的散文作品甚至经过时光的淘洗，渐渐浮现出文学历史上经典文本的端倪；这里，更重要也更带有本质意义的理由和依据是，体现着文学良知并砥砺着审美高度的学术界与评论界，开始广泛关注王充闾的文学创作，一大批严肃的、卓有成就的学者和评论家，围绕王充闾的散文及其诗词作品，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展开了深入的文本分析和细致的价值评估，几位中青年学者相继完成了以王充闾为对象，追踪其创作道路、梳理其文学成就的专著。所有这些均无异于告知文坛和读者：以散文为主体样式的王充闾的文学创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时代的艺术高端，进而形成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学术研究和审美阐释的意义。

然而，我又觉得，截至目前，无论是文学界、读书界对王充闾作品的一般接受，抑或是学术界、评论界对王充闾创作的专业解读，都还存在明显的缺欠与不足，都与王充闾作品固有的内涵和价值，拉开了距离乃至呈现出反差。就前者而言，消费时代阅读的感官化和快餐化，无形中遮蔽和冷落着王充闾作品的诗性精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王充闾作品于更大范围的传播；依后者而论，相当一部分研究王充闾的文章，还停留于孤立的文本解读和封闭的作品阐释的层面，而缺乏一种宏阔、深远的背景意识，即未能将王充闾的创作放到文学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之中，加以审视、梳理和评价，这自然难以从根本上揭示王充闾作品的精神和艺术内涵，并真正认识和把握多维视野中的王充闾。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笔者不揣浅陋，拟就王充闾的文学创作，进行一次以散文为重心的立体观照和宏观剖析，以期对当下学术界的王充闾研究有所推进和裨补。

一、用散文以抒情，这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也是汉语写作的创造，其艺术源头至少能够追溯到楚辞和汉赋，其创作实绩则可以列举从苏东坡到朱自清、再到杨朔的一系列作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放眼世界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即可发现，散文其实是一种包罗万象、异态纷呈的文体，它的灵魂和本质与其说是情感，不如说是思想。这也就是说，在更大的世界文学的范围内，优秀的散文家和散文作品，是需要有足够的精神含量和思想高度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学贯中西的董桥先生才认为：“散文，单单美丽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还是内容，要有information，有message 给人，而且是相当清楚的讯息。”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过许多散文作品的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干脆断言：“作家的任务就是运用各种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和个人感受。”

从这样的理念和尺度出发，我们来看王充闾的散文创作，即可发现：作家笔下的大多数文本虽然并不排斥情感的介入和浸润，其中一些描述童年记忆的篇章，甚至富有很强的情感张力，但是支撑这些作品基本构架和主要脉络的，却每每是一种精神的翕张和思想的延展，是一种理性的或者说知性的力量。换句更为直截了当的话说，王充闾的散文在本质上是灵魂和思想的审美外化，是一种精神魅力的沛然呈现。王尧先生指出：“与虚构的文学样式相比，散文更直接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审美观’，用语言的形式反映或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由此引申，庶可断言：王充闾散文选择强化精神和思想的言说方式，不仅体现着作家放眼四海，取精用宏的艺术胸襟；而且包含了他以文学为通道，与人类共勉和与生活对话的自觉追求。

正如一个人的内宇宙往往是异常丰富的一样，王充闾散文世界里的精神追询和思想言说，也呈现出多层次、多侧面和多色彩的情形。其中有历史的、也有哲学的，当然也不乏文化的、艺术的乃至社会的、政治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多层多面多彩的精神追询和思想言说，并不是平面的、静止的，而是随着作家艺术视线的位移和创作观念的嬗递，逐步实施着面向对象世界和意义王国的深度探求。如果说具体点，我们或许可做如下的纵向描述：20 世纪80 年代，王充闾的散文，如后来多收入《柳荫絮语》《清风白水》《春宽梦窄》等集子里的篇章，其内容主要是记人叙事、感物咏怀和山水探胜，与之相适应的作品的思想主题，也常常停留在多角度的人生哲理和自然伦理的阐发上。进入90 年代，王充闾的散文更多地引入了历史视角，写出了《青山魂》《土囊吟》《春梦留痕》等作品，这时，诗性、哲思和史眼的结合，构成了其内在的思想轨迹和精神重量。接下来，王充闾捧出的《陈桥崖海须臾事》《文明的征服》《叩问沧桑》诸篇，则试图在更为宏大的背景之下，挖掘文化的悖论，烛照历史的吊诡，其意义的探寻进一步走向纵深。新旧世纪之交，王充闾出版了散文集《何处是归程》，其核心的精神指向，拓展到了对生命要义的体察和对人生本质的把握，一种内倾性和哲思性的努力清晰可见。跨越新世纪以来，王充闾的一系列散文新作，如《用破一生心》《他这一辈子》《终古凝眉》《纳兰心事几曾知》《人生几度秋凉》等，开始让思索的触须，穿过时光的隧道，潜入人物的内心，联系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展开人性与人格的解读，就中发现种种扭曲、痛苦、权变和玄奥，同时提炼和肯定那些迄今仍然具有普遍认识价值的东西。应当承认，探索和追寻至此，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最基本的精神主题，已经沿着另外一条路子，会聚到了鲁迅先生当年高擎的“为人生”的文学旗帜之下。

当然，与鲁迅所践行的文学“立人”相比，王充闾散文对人的关注和救赎，已经有了内容上的极大不同：如果说前者的文学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那么后者则直面历史和现实语境中的人生难题与人性困境，力求在物质化、市场化和功利化的喧嚣里，营造人的精神的着陆点，实现人的诗意的栖居。沿着这样的轨迹考察，不难看出，王充闾散文的精神基调，实质上是对“五四”

以来文学启蒙的一种与时俱进的赓续和发展。联系时至今日依然让人频生忧虑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态，其积极的思想建设意义不言而喻。

二、不少学者和评论家都喜欢把王充闾的散文，归入20 世纪90 年代崛起的“历史文化散文”或“文化大散文”的范畴。从一般的散文题材和体式的划分来看，这固然不错，王充闾的散文确实常常把历史作为审美对象，作为艺术表现的切入点和聚焦点；即使一些并非专写历史的篇章，也大都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渗入了多方面的历史元素，呈现出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写散文总是习惯于对当代生活和现实精神予以哲学的概括和历史的观照。”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就把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同近年来每每可见的一些同类作品等量齐观，则又是一种绝对的肤浅和极大的粗疏。这里，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同样以历史为题材，王充闾有着特殊而强大的主体优势，如：8 年私塾和新式院校教育相叠加带给他的丰厚的传统文化修养；长期的领导干部阅历与一贯的典籍阅读兴趣赋予他的敏锐的历史眼光等等。这使得他笔下的历史文化散文较之大多数同类作品，明显包含了更为深邃的文化思考和更为自觉的文体意识，从而具有了超越具体文本的建构和丰富文化资源的重要价值。

第一，在20 世纪中国散文史上，历史文化散文虽然早已存在，如20世纪鲁迅写于20 年代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周作人写于30 年代的《太监》，翦伯赞写于60 年代的《内蒙访古》等等；但是，作为一种散文文体的异军突起和蔚为大观，却无疑发生于80、90 年代之交，即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问世之后。此种散文文体的长期休眠与一朝勃发，猛一看来似乎是偶然的，但联系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思潮细加琢磨，即可发现，这偶然之中包含着必然。即，历史文化散文的崛起，只有在20世纪末文化保守主义回潮的大背景和大氛围之下才会成为可能。甚至可以这样说，历史文化散文在本质上就是回眸民族历史，重估传统文化的产物。

王充闾显然洞悉此中要义，他在谈到近些年来历史研究不景气的原因时指出：“从本世纪初开始的‘打倒孔家店’，对于传统文化的简单否定，而后延续几十年，直至‘文革’中变本加厉，‘与传统彻底决裂’，使我们长期饱受数典忘祖的文化断裂之苦。”同时，“由于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和全盘西化的影响，唯工具、唯自然科学、唯技术主义，使许多人陷入了鄙薄民族传统文化和‘见物不见人’的误区，失去了主体的自主性，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的现代价值或永恒价值的内涵。”这样一种清醒的认识，使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自觉地承担起了站在现代意识的制高点上，重新发掘、打量、梳理和评价传统文化的使命。于是，我们读到了作家浸透着如此使命感的一系列篇章。譬如，《寂寞濠梁》一文，由庄子和施惠的对话说开去，在轻松自如的远近对比和纵横挥洒中，使高蹈不羁、逸趣盎然的道家精神，获得了肯定性的且富有新意的呈现。而一篇《忍把浮名换钓丝》，围绕东汉严子陵的避官遁世，几乎是全方位地剖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隐逸现象，进而把其中的合理与不合理、价值与非价值，统统摆在了历史的天平上。《文明的征服》落墨于较大的历史时空，它透过女真族与北宋王朝的兴衰更迭，把强势的传统文化与弱势的异质文化之间每见的相互撞击、相互转化，以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关系，讲述得有理有据，昭然若揭。至于《雪域情缘》《凉山访古》等篇，则借助文成公主的史实和“月亮女儿”的传说，从容走进了藏族和彝族的历史，在夹叙夹议中开掘和展示着汉文化同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互补与融合的生动场景，从而完成了另一维度的文化书写。应当承认，诸如此类的作品，在无形中充实和丰富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库。

第二，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中，亦文亦史、文史融合，曾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优秀的史学著作大都是上乘的文学作品，而传世的文学作品又殆皆拥有深湛的史学意识和鲜明的历史感。大约在两汉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文学和历史沿着或重辞、或重事的向度分道扬镳，直至成为两个泾渭分明的领域。文学和历史做这样的分化，自有其社会和学科发展的必然性，但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讲，却无疑失去了一种不同文字门类之间因相互借力而相得益彰的有效途径。显然是出于对这种分化的不满和不甘，一些现代学者和作家，如吕思勉、黎东方、黄仁宇等，开始尝试另一种笔驭感性乃至形象的历史言说，以期把轻松、活泼、意趣乃至美感还给读者。

王充闾应当是上述学者和作家观念上的同路人，他也谋求“在现实的床笫上，文史可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有所不同的是，王充闾的历史文化言说，并不以历史的通俗化和生动化为最终目的，而是注重在历史的长河里高扬文学的主体精神，通过文学的观照来丰富历史的内涵。借用作家自己文章标题的话说就是：用“散文激活历史”。 这一点反映到作家的创作中，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本形态和表现方式，即：每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文化散文，如早些时的《叩问沧桑》《邯郸道上》《劫后遗珠》和晚些时的《终古凝眉》《驯心》《千载心香域外烧》等等，都紧扣着具体的历史场景、事件或人物，都包含着特定的史思与史见；而所有这些史实、史思与史见在走向读者时，又总是伴随着作家颇见个性的优美的情思、灵动的感觉和清新的语言，即伴随着一种形象化和审美化了的叙事风度。显而易见，这样写成的散文兼具了历史的知性与文学的感性，同时也打通了史学和文学所共同推重的诗性。它们在全新的背景下和更高的层面上，为恢复和发展文史联姻的优良传统所做的潜心探索与切实努力，实属难能可贵，因而值得充分肯定。

第三，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既然选择了历史为言说对象，那么，其字里行间便不仅无法回避观念的阐释与价值的判断，而且会必然承载史实的讲述和知识的传播。譬如，《狮山史影》穿过明王朝的皇位更迭，探究着建文帝朱允炆谜一般的命运归宿。《忻州说艳》进入种种史料和传说，勾画着美女貂蝉扑朔迷离的来龙去脉。《悠悠千古一毒瘤》揭示了明代宫廷的宦官之乱，而同时讲述的则是太监文化的社会根源。《驯心》批判的是封建专制主义对知识分子的高压、禁锢和诱惑，但其中也包含了有关科举制度和仕进规范的一般解读。此外，类似的篇章还有《春梦留痕》《夕阳红树照乌伤》《用破一生心》《无字碑》等等。它们均在丰赡的思想元素之外，拥有足够的知识含量，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堪称历史文化的知识长廊。对于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作家的同类作品）所呈现出的这种捎带着普及历史知识的功能，学术界和评论界一向很少涉及，这当中似乎隐含着对散文传播知识的某种质疑或不屑。其实，如果我们用一种开放的眼光看散文，即可发现，无论是古代的徐霞客，抑或是现代的汪曾祺；无论是外国的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1823—1915），抑或是中国的周作人，都从不拒绝在散文里传递知识，相反，把它当成了散文的优势和责任。在这方面，我们理当有正确的认识。更何况王充闾散文所传递的历史文化知识，对于今天的国人而言，委实是亟待强化的基本素养。

三、王充闾的散文作品承载着丰沛的思想含量和深远的文化意蕴，但是却不曾因此就迷失或忽视自身应有的艺术特性和审美质感。事实上，作家在营造自己的散文世界时，一向保持着清醒的创作意识，始终坚持从文学本位出发，按照艺术的规律，进行文字的差遣、结构的调度，直至意旨的熔铸，努力追求着形神合一，质文兼备的散文境界。其中一些个性化的着力点，很值得文坛和学界关注。

首先，王充闾从事散文创作，特别注重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心灵感悟。

按照作家的理解，所谓生命体验与心灵感悟，“是指人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特定情况下，处于某种典型的、不可解脱和改变的境遇之中，以致达到极致状态，使自身为其所化、所创的一种独特的生命历程与情感经历。”毫无疑问，对于散文创作来说，这种生命与情感经历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决定着作品能否依靠主体内在的充实与强大，从而形成一种感人至深的艺术冲击力。正因为如此，熟谙创作三昧的王充闾，一向把生命体验与心灵感悟视为散文写作的源头活水，以致倍加珍惜；而他笔下的一些优秀作品，也恰恰成功地映现出生命体验的深邃和心灵感悟的飞动。譬如，在访问勃朗特三姐妹故乡和故居之后写成的《一夜芳邻》；由金华李清照雕像激活创作思维的《终古凝眉》；记叙陶然亭香妃孤坟前思绪的《香冢》等，均可作如是观。应当看到，正是这类作品构成了王充闾散文艺术表现上的突出个性。

其次，在王充闾的散文作品中，时常饱含着鲜活而奇妙的艺术想象。

有一种说法由来已久，这就是：散文属于非虚构文本，它以真实的主体呈现为关键，而并不特别需要艺术想象。对此，王充闾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散文既然是文学的一种，就不应当放弃精神创造的权利。而将所谓内容的“真实”推向极端和绝对，既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认为：“把想象作为散文审美的基本特征之一，这是散文走向开放和现代化，显现艺术形式的开放性、丰富性的一个标志。”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充闾笔下的一些作品，便自觉将艺术想象当成了重要的表现手段，进而形成了凭借“无理而妙”的创造性想象，以活化和深化对象世界的艺术特点和文本优势。关于这点，我们阅读作家写俄罗斯文学精神的《涅瓦大街》，写萧红身世的《青天一缕霞》，写三峡气象的《读三峡》，写朝阳鱼化石的《石上精灵》，写贺兰山岩画的《叩启鸿蒙》，甚至包括他的一些历史文化散文，都会有较深的体悟。事实上，如此这般的艺术特点和创作追求，不仅有效地丰富了王充闾散文世界的审美表现力和感染力，而且对强化和提升整个散文文体的艺术质感，都是一种扎扎实实的贡献和促进。

第三，持续进行审美形态的探索、扬弃和创新，构成了王充闾散文创作的稳定追求。文学的变革与创新，是一个古老的、为许多作家所熟知、所常谈的话题。然而，要把这样一种文学的老生常谈转化为作家的自觉意识，进而置换成直观的艺术实绩，却是一项殊为不易的事情。在这方面，王充闾表现出了少有的认真与执着，因而也见到了可喜的收获与成效。反映到他的散文作品中，便是形成了一条作家特有的朝着艺术的未来不断“变法”、不断试验、不断否定、不断超越的轨迹。而这种不断的“变法”、试验、否定和超越，除了内化为前面所说的作品精神意涵的深度追求之外，更多的则外化为审美形态和艺术风格的嬗递与更迭。具体来说，王充闾早期的散文，明显带有美文的特征，以语言的优雅明丽和境界的诗情画意取胜；后来，出于扩大容量和增加重量的考虑，王充闾的散文不断引入文化元素，直至形成大散文的规模，这时，一种语涉众体、汪洋恣肆的叙事风格旋即形成；或许是为了调解大散文有可能造成的过分刚硬和虚空，接下来的王充闾散文，着力营造同日常生活景观相适应的娓娓道来的“谈话风”，于是，清新自然，亲切动情，成为这部分作品的突出特征；而近年来的王充闾散文，又尝试着借鉴小说、戏剧和电影的手法，以表现更为繁复、也更为微妙的生活内容，这自然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极为阔大的艺术前景。

显然，所有这些都是有所拓展、有所扬弃、有所积累，但所有这些又都是人在旅途的“中间物”，是一种寻找过程中的艺术风景，难怪善于细读的李晓虹博士要以“未完成的王充闾”来加以描述。必须承认，这样一种生机勃勃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出现在王充闾这样一位早已不再年轻的作家身上，其内在的动力和成因，是应当加以深入研究的。

四、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通常情况下，评价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勾画一个作家的艺术贡献，当然要看他捧出了怎样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提供了哪些新鲜的思想和审美元素，实现了何种精神的突破或艺术的超越。

但是，光有这些似乎是不够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建立另外一个考察和透视的维度，这就是：看看该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怎样的精神风范、心理状态和思维图式，即他有着怎样的主体特征。这后一方面，有时不仅关系着作家笔下作品所能达到的审美高度和艺术成就，而且往往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如果需要举一个例子，那么，最恰当的便是：鲁迅“横站”的姿态之于他作为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与主将。

那么，在长达几十年的文学跋涉中，王充闾表现出了怎样的主体特征呢？窃以为，有两点似应当予以特别提示。

第一，如众所知，20 世纪虽然一再经历着社会历史条件的转换，只是倘就总体的时代氛围而言，却每每交织着动荡、沉重与苦难。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使得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平生出莫名的焦虑感和紧张感，或者说使他们同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构成了明显的矛盾和紧张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知识分子的言说虽然涌动着愤世的激情和匡世的尖锐，但作为一种痛切或峻急之中的表达，也就难免掺杂种种的粗疏、偏颇甚至谬误。相比之下，王充闾属于另一种情况。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他虽然也经历过一些境遇的坎坷和成长的曲折，但就大的方面，譬如个人才智的发展而言，还是比较顺遂的。这种顺遂决定了王充闾能够与周遭的社会环境形成基本的谐调与统一，同时也能够拥有一份内心的和谐与健全。而这样的主体特征投影到作家的治学和创作世界，便映现出一种令人欣喜的场景：作家总是保持着一种相对平静的心态，以睿智的理性和机敏的感觉，从容不迫地打量和分析着一些重要问题，譬如：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文化，辩证评价中外经典作家，细致揭示人性误区所在，深入探究人生终极意义，客观看待社会发展潮流等等。这当中包含的多方面的精神与文化的建设意义，是既不容置疑也不容忽视的。显然，这在破坏胜过建设的20 世纪的文学史与文化史上并不多见。它应当是王充闾特有的一种价值所在。

第二，依旧与20 世纪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相关，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虽然仍有人情愿做大潮之外的低吟浅唱，但就整体和主流而言，却更多选择了以儒家文化为精神底色的厉扬高蹈和激流勇进。从社会变革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无疑值得充分肯定，但在艺术生产的意义上，却常常让人喜忧参半。因为对于作家而言，强烈而执着的入世精神，固然有利于催生作品的现实品格和思想锋芒，但也很容易引发创作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并因此而导致作品的简单、直露和粗糙。在这方面，20 世纪的文学史并非没有留下值得汲取的教训。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我们来看王充闾，即可发现他于精神坐标和人生取向上的特立独行：作为一个兼有自觉的政治信仰和忘我的艺术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在现实的、职业的层面，他是认认真真而又扎扎实实的，体现着儒家文化济世泽民的传统精要；只是一旦进入艺术的领域和文学的语境，他就显示出对道家文化的由衷喜爱。关于这一点，作家自己曾有明确的表述：“我在散文创作中，得益于庄子者实在太多……庄子的‘乘物以游心’的诗性人生，为我培植超拔、自在的心态提供了有益的滋养；而道家文化，特别是庄子的艺术精神，包括经过现代化转换的艺术视野，更成为我治学与创作的一种深度背景和可贵的矿富，成为展现艺术人生的生命底线。”是否可以这样说，正是这种清醒自觉的角色分离与转换，以及精神意义上的儒道互补，使得生活中的王充闾始终保持着一种自由和恬淡的心态，同时也使王充闾的散文创作一向拥有纯正的审美品格，同时也更接近艺术的应然之境。如果这样的理解并无不妥，那么，这庶几是王充闾对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又一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