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清

读王充闾作品最突出的感受就是，我宁可把他看成是一个哲学家，一个美学哲学家。这个以智性长者的风采出现的作家，他最感召人心的地方，是他的忧心，是他焦躁无比的叩问。其作品越到后来，越加感到他太像问天的屈原而有着特别的焦躁，有着特别沉郁而激越的叩问。而其人性的锐度、人格的力度和人文精神的厚度，正是在这种焦躁和焦躁的呈现中得以卓突表现的。王充闾说：“我以为，散文应体现一种深度追求，以对社会人生和宇宙万物的深度关怀和深切体验，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我也试图在状写波诡云谲的历史烟云时，以一种清新雅致的美学追求和冷峻深邃的历史眼光，渗透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在美的观照与史的穿透中，寻求一种指向重大命题的意蕴深度，实现对审美视界的建构，对意味世界的探究。”这种生命的焦灼和文体的自觉，表现出作者重塑历史精神的渴望，也表现出创造新的文体的自信。他的散文可以概括在文化散文的范畴之中，但是，他在作品中所能达到的历史深度、情感深度乃至哲学意蕴，则以其强劲的文学魅力而给我们带来崭新阅读经验和生命意义的反刍。

海德格尔认为：人在现实中总是痛苦的，他必须通过寻找精神家园来消解这种痛苦。当人们通过对时间、历史、自然和生命的思索而明了家园之所在时，也便获得了自由，变成了“诗性的存在”，也即是到达了与庸常的社会相对性的“神性世界”。可以毫无疑问地说，王充闾的焦躁源自于人性的深刻痛苦，是基于当下、基于生存、基于生命状态的焦躁。具体地说是人性失落、文化失范、文学失语而引发的焦躁。其表现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是在社会转型的时代，现代人浮躁、焦灼和迷茫，需要灵魂的拯救；二是越来越多作家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文学成为追求市场效应的商业化行为，作家不再把文学创作当作精神的必需和生命存在方式，更不能够坚守创作的严肃性和神圣性。

在王充闾的眼里，文学始终是以处理人的精神和灵魂事务为最高价值的，它有义务回答人类的精神难题。于是其焦躁越发的深切，其焦躁也深沉地转化为对于传统文化的追寻，生成人文忧患的精神情结，转化为知识分子的精英的批判立场。“伟大的作家并不是无为与无奈的。他们总是着眼于民族灵魂的发扬与重铸，或敞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的自我，对文化生命作真正的慧命相接，将灵魂的解剖刀直逼自我，去体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渐悟，凄苦后的欢愉；或关注历史上递嬗兴亡、人事变迁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意义，强调人情物事的文化价值，而使某些特殊人格与精神的象征挺立于时间长河之中，显示出一种宇宙的乐感与恒定感；或是夸张时间的销蚀力，以致一切人事作为都隐现于终极毁灭的倾向，如此而引发一种宇宙的悲剧性与无常感。”这种焦躁，这种关注现实政治，关注社稷兴亡、民族命运的焦躁，也正是王充闾写作的缘起和动力，并形成了他写作中的人性自觉。作者企图通过生命体验、生命激情的滋润，来剖析现实、审视历史、观照未来，进而关注人生、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命运及其生命价值，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写作的价值追求和人性置换。因此，其散文创作，往往是精神的炼狱、精神的还乡、精神的自觉承担，是其特殊的士、仕身份的人文情怀与政治情怀同兼的生命状态。

在荣格（Car Gustav Jung，1875—1961）看来，情结是意识无法控制的心理内涵。情结中永远存在有冲突、焦躁、骚乱和惊悸。正是这种焦躁，使王充闾始终处于一种惶惶不安的灵魂悸动之中，处于一种对于灵魂栖息地急不可耐的寻找中，处于一种自觉承担解决我们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的困惑中。因此，王充闾的散文创作，也便呈现出“螺旋式攀升，精进不已，始终处于动态之中，呈现一种飞扬之势”的轨迹。王充闾自觉地、甚至是在自觉“规划”着这样的进取走向，他也为能够形成这样的“飞扬之势”

而自豪和兴奋。王充闾在《渴望超越——在北京大学散文论坛上的讲演》中有过清醒的自我归纳：“先是山水自然，风光名胜，以游记为主；而后着眼于人文、历史，写文化历史散文；近期主要是关注人性、人生和人类精神家园问题，用我的话说，就是以有限的笔墨说些与无限相关的事，我自认为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深入，体现着一种深度追求。”王充闾的散文创作起步于20 世纪80 年代，创作多为游记散文。和同时代的作家作品相比较，王充闾的这类游记散文以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力见长。进入90 年代后，王充闾不再满足于仅以清新的笔调表现自然美，表现生活中的诗意了，他开始走向文化散文的创作，往往从当下出发，重新开掘传统中蕴含的历史深意和哲理意味。笔者同意这样的说法：如果说，在90 年代，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创作只是近十位同类写作的作家中极有特色的一位的话，那么，在世纪之交，当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处于停滞不前甚至式微的状态时，王充闾的创作无疑给这种文体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而且，笔者更深一层地认为：王充闾在其他作家找不到突破口的苦恼时，他跃上了新的层面，出现了新的超越。

王充闾的确是“把不重复自己作为艺术创造的标尺”，从他散文创作的三个阶段来考察，可以看出：他是越来越焦躁，其情结越来越不可破解。

在这个精神危机的时代，他企图以“经典写作”独立支撑而维护文学最后的尊严，而他的这种执着与坚持，也正显示着他纯粹的审美趣味，表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修养。从这三个阶段看，王充闾的散文创作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最主要的是，其散文创作已经逐步掘进到人性的层面了，深入到对象世界的多元性、多样性之中而生成“未曾传言”的内涵。越往深掘，越是焦躁；越是焦躁，越是深掘，他已经仿佛是那个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角色了。因而他越发地使尽全力推石上山，而石头终于还是滚了下来，于是他再努力推石上山，石头复又照样滚了下来。如此往返重复，永无止境地经受着推举石头的磨难。然而，每一次的重复，又绝不是简单意义的重复，而是更添加了许多的焦躁，也更添加了许多承受类似推举石头磨难的勇力、毅力和实力。他是在焦躁和消解焦躁中享受生命，超越生命，进而显示生命的诗意的存在的。王充闾把他的一本散文集命名为《何处是归程》，其本身就隐含了一种焦躁和怅惘，也隐含着一种淡淡的对人生短暂苍凉的慨叹和难以名状的悲剧意识，表现出一种叩问和探询的困顿。

因此，从精神维度上看，王充闾的这种不断探索，不断地自我超越，是其内心焦躁的积极反映，是其追寻情结化解的不安分的情性跃动，而其内心的情怀和人文精神也就在这种嬗变和渐进中不断清晰地呈现出来，其创作状态也就越发开放，越发自由。

虽然王充闾的散文创作有这么三个阶段，虽然其散文也具有多样化题材书写的选择，还形成了三种散文类型，然而，“心灵归程”的寻找是贯穿于王充闾创作始终的，也许王充闾早期的散文创作并没有这么自觉和强烈的意识性。但是，那些作品也是一种追寻，是作家对栖息心灵净土的一种寻找，其早期游记名篇如《清风白水》《春宽梦窄》《读三峡》《山不在高》《祁连雪》《天上黄昏》《情注河汾》《神话的失踪》等，既有名满天下的名山大川风光胜地，也有僻陋孤山和闲情偶记。在这些散文中，他不只是状写风光的俊美旖旎或威严沧桑，而是更多地和个体心灵建立起联系。特别那些“忆旧”式的散文，如《童年的风景》《碗花糕》《青灯有味忆儿时》《华发回头认本根》《灵魂的回归》《乡音》《故园心眼》《思归思归，胡不归》等作品，纷乱的现实使他心绪难平，他才萌发了“小窗心语觅归程”的心绪，而重新体验未被污染的乡村的“童年记忆”，他在《思归思归，胡不归》里心灵表白道：“原本十分鄙陋的乡园，经过记忆中的漫长岁月的刷新，在离人的遥遥相望中，已经变作温馨的留念与甜美的追怀，化为一种风味独具的亮点，放射出诗意的光芒。在回忆的网筛过滤之下，有一些东西被放大了，又有一些东西被汰除了，留下的是一切美好的追怀，而把种种辛酸、苦难和斑驳的泪痕统统漏出。”此中，隐隐道出了作家“怀乡”的焦躁。无论是对历史人物人性的开掘，还是作家对风光的状写，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他的作品更关注心灵去向的问题，这一写作倾向，成为其一贯的旨归和意趣。“赏鉴自然，实际上也是在观书读史，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的过程中，体味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留在这里的神思遐想，透过‘人文化’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格，鲜活的情事。

当然，人们在欣赏自然风物的同时，也是在从中寻找、发现和寄托着自己。”

而文明古国处处都能够引发你的情思，“又使你不期而然地负上一笔情思的宿债，急切地渴望着对其中实境的探访，情怀的热切有时竟达到欲罢不能的程度”。这种寻找的焦躁和焦躁的寻找，决定了他散文的写法，决定了他散文创作的走向，决定了他的散文都是从人性、从人生哲学的方面来解读社会、历史的视域。王充闾所追寻的这个精神故地，既是他亲历生长的地方，也是一个遥远但却日益清晰的梦乡。他在以个人化的方式处理历史和现实题材时，那些已然发生的事件、人物和见闻，均成为他表达人文关怀的对象，均成为消解其焦躁的精神着陆地，因此，形成了他散文“生命美学”的文本形态。

王充闾的这种生命美学的散文文本，还不仅仅表现出在困顿迷茫而对心灵家园寻找的执意和自觉，而他这一努力的另一种价值是：人格的独立性和文化的自信。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特点就是士与仕一体，文与史一体。

王充闾的写作似乎也有这样的意味，是一位身处政界高位的现代知识分子以文学的样式回答当代中国的一些精神文明的问题。王充闾有一篇散文就命名为《驯心》。我们以为，这是作者的一篇人格宣言。这也是一种“焦躁”，不仅是他对精神困境的焦虑和突围的强烈愿望，也是他对灵魂检点、对文化精神反省的自觉，是王充闾在其文化历史散文中所表达的那种检讨、反省和有所皈依的诚实体会。传统文化对士人具有“驯心”的强大功能，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就在于让士阶层像“熬鹰”一样而作“乖乖就范”的价值取向上，让他们永远失去独立的思考能力和特立独行的人格风范。在对传统文化的“驯化”的精辟分析中，显现出作者那种精神突围和不甘就范的心灵冲突，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精神独立和铮铮傲骨。王充闾曾经身居高位，也生活于世界即商场的时代，但他仍然没有被“驯心”。王充闾独立的思想和情怀的表现，是一种精神回归的深刻焦躁的需要，而他只不过以“精神还乡”的方式表达了他解决精神归属的意愿。

因此，我们解读王充闾及其散文，最为深切感受的就是其中蕴涵着一种震撼人心的焦躁。这种焦躁所形成的作家的人性自觉和文体自觉，使其散文成为生命美学的文本范型，赋予了其散文强烈的偾张内力、深层忧患的内核和对人类命运特殊关怀的深情悲悯。“因为文学创作说到底，是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精神的契合。”这样的文体自觉，决定了他的文学本位，决定了他的焦躁、他的思考、他的表现，是通过文学的而不是哲学、历史抑或是伦理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