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杰

在新时期散文史上，王充闾以对自己的创作道路的坚守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佳绩。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他以文学家和史学家兼具的资质，书写历史的沧桑，拷问存在的真相，探测已有定评的历史人物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作品也因此被归列为历史文化散文。多年来，学术界和评论界从王充闾散文的创作思想、文化观念、历史意义、审美积淀、形式手法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但有一点却一直为研究者所忽略，就是他的散文中的生态思想。对于那些数量仅次于历史文化散文的纯游记散文，研究者往往只是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着眼，而忽略了其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内涵。这一方面缘于作家真正属于生态文学的作品不算太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生态思想迄今尚未深入人心，容易为人所忽略。因此，从狭义说，本文是对王充闾散文研究的一种补充；从广义说，也是为促进中国生态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发展尽一份力。

王充闾被誉为是有“工程意识”的作家，他每一时期的创作都有不同的重点。然而，无论是“文革”前后的讴歌祖国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还是80 年代的颂扬文化，感悟生命；还有90 年代的沉浸于对历史沧桑的书写，以及本世纪以来的对历史人物的心灵的深度开掘，在这些不同时期的不同重点之外，都有以自然为题材的作品面世。7 卷本的“王充闾散文系列”，共收散文258 篇，其中以自然为题材或主要题材的就占了近1/5，还不包括那些关于人文历史题材的书写中涉及自然的作品。从本质上说，这些作品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关系。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前，这类散文中的人与自然处于相互对应状态。

写作主体往往将自己的精神理想融入客体对象之中，同时又从客体对象中提取某种属于人的精神品质，并加以称颂。比如：《天上黄昏》中那宛如“薄暮中大片成熟的谷物”般的“横亘西天的宽阔彩带”，显然带有主体意识的痕迹；《祁连雪》中面对“空际琼瑶、素影清氛”的雪景，“顿觉情愫高洁，凉生襟腋”的描写，也是作家审美理想的折射。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艺术表现，被一些学者排除在生态文学之外，理由是它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派生出来的。王诺在研究了欧美生态文学专家关于生态文学的思想后就曾这样说：“必须指出的是，在文学所展现的自然与人的关系中，有一种关系被排除在生态文学之外，那就是：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作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等等，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这可以称为文学领域里的一种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之所以将其排除在生态文学之外，就是因为它是人类中心主义在文学及其创作手法里的一种典型表现。”

王充闾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前书写自然的散文中有没有生态思想？

或者进一步说算不算是生态文学？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未从生态学的角度去思考、表现人与自然，或者说他的思考、表现尚不在生态学的范围之内，而不全是因为手法或者人类中心主义的缘故。生态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什么？是人对自然的敌视、蔑视，是对人以外的生命（包括植物）的乱砍滥杀，是自我意志的独尊。而审美视角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也是从人出发甚至回归于人，却不是对自然的否定、破坏，与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这种关系中的人也热爱自然，甚至崇拜、敬畏，和谐是二者关系的底色。正是这一点，与生态学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一致。因此说，王充闾80 年代以前的以自然为题材的散文虽然尚不属于生态文学范围，却是他后来的生态文学文本产生的基础。

80 年代末期以后，王充闾以自然为题材的散文的思想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不再满足于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去观照自然，而是从自然的生存和发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做哲学性质的思考、表现。这类作品的数量虽不算多，但作家的生态思想、观念却丰富、充分、鲜明，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自然界是一个具有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能力的整体性动态平衡系统

历史发展到21 世纪，生态平衡早已被严重破坏，保护大自然，恢复生态平衡是现代人迫在眉睫的任务。于是，在人类的宣传中，任何一项有益于生态平衡的举措似乎都是人类的功绩，好像人类是自然的救主。这种认识恰恰颠倒了罪犯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自然界的生物到底有没有维持其整体上平衡状态的能力？有，这是由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决定的。每一物种的生存都为其他物种的生存创造了条件，每一物种又依赖于其他物种而生存。在这种自我调节、自我维系、相互依存、自我发展的整体性动态平衡过程中，自然界呈现为一种和谐状态。王充闾在散文《空山鸟语》中展示了这一景象：“在这里，乔木、灌木混杂、错落地生长着，随高就低，无争无竞，随心所欲地发展着自己，一切都顺应自然，没有一丝一毫人工的介入。也合乎规律地向外发展、扩张，保持着自然生态的平衡，不存在旱魔、山洪、虫灾、风暴的威胁。鹰隼一类的猛禽，以凶悍的蛇族和柔弱的山鸟为食，蛇类又靠着小鸟及其雏、卵补给营养，而成群结阵的鸟类则以捕捉取之不尽的昆虫来维系生命。它们共同组成一条生物链，消长盈虚，生灭流转，自然地维持着生态平衡……什么护鸟员、杀虫剂、人工投食措施，也都成了多余之举。”这种描述，表现出他对自然界的生物价值和内在规律的认识。

二、人是自然的产儿，与万物平等、共生人与自然界是什么关系？人与自然界的生命万物是什么关系？这可以说是生态学的中心议题。在以往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我们都是秉承着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即人高居于自然、万物之上，人是宇宙的中心，其实质是强调人的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从人的需要出发，一切为人的利益服务。正是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主宰下，人一度与自然万物处于一种不正常的关系之中。在西方，人的地位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人是仅次于上帝的宇宙主宰的思想为一代又一代的哲人所传播；就连素有“天人合一”思想的中国，也一度产生了对人的盲目崇拜，认为人定胜天。王充闾散文中的生态思想，反驳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

在《清风白水》中，他这样说：“自然界有其合法的地位和独立的价值。

我们每个生活在地球母亲怀抱中的现代人，都应该对生态环境有一种深沉的眷恋意识和自觉的责任感。遗憾的是，在这方面，人常常忘本。人是自然的产儿，但在成为文明人以后，便一天天远离自然，掉头不顾了。”强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从属关系以及对自然的责任；在《空山鸟语》中，他又说：“……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人并不是唯一的存在。”“本来人和周围的环境，包括各种虫、鱼、花、鸟，飞、潜、动、植，是相生相长、相互依存的，少了哪一样都不成其为完整的自然界大家庭……标准的说法是：万物与我共生，天地与我为一。”表达了人与自然不可分割、宇宙万物相互平等的思想。

三、欲望是破坏生态平衡的罪魁祸首人应简单生活，回归自然。

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它对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无法否认的作用。

比如，如果没有改善生存条件的需要，就不会使用火。一些现代生态学家对欲望推动社会发展的说法持绝对性的批判态度，从现实的生态环境看可以理解，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却难以为人接受。问题是如何把欲望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然而这并没有使人的欲望得到满足，而是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人在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欲望也被不断地刺激，一再向地球伸出贪婪之手，欲望变成了贪欲。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戴利（Lichard Michael Daley，1942— ）就曾这样说过：“贪得无厌的人类已经堕落了，只因受到其永不满足的物质贪欲的诱惑。……为越来越多的人生产越来越多的东西的疯狂愚行还在加剧着人类的饥渴。

备受无穷贪欲的折磨，现代人的搜刮已进入误区，他们凶猛抓挠，正在使生命赖以支持的地球方舟的循环系统——生物圈渗出血来。”人类这种贪得无厌的行为、心理同样激起了王充闾的忧虑和愤慨，在《鱼·鸟·人》中，他为50 年代被渔民们宰杀了的那条巨大的鲸鱼而伤怀；在《清风白水》中，面对一群刚刚吃罢山禽盛宴、喝得烂醉如泥的年轻人随处便溺、呕吐，乱扔罐头、酒瓶的丑行，他无比愤慨：“九寨沟开发得晚也未必不是它的幸运。

在工业文明的物欲往往是以破坏生态平衡为其代价的现代社会里，如果九寨沟早几十年面世，恐怕今天再也见不着这块净土了。”

与此相应，王充闾提倡人应该简单、宁静、淡泊地生活。在《三道茶》《村居酒趣》等篇中，他表达了对繁华、奢侈、喧嚣的都市生活的厌倦，向往乡村的简朴、清新、自然；在《安步当车》《家住陵西》中，他谈到了不乘车辇、徒步行走的乐趣；在《节假光阴诗卷里》《我的四代书橱》中，他表现了轻物质、重精神的思想。《家住陵西》的结尾，作家借助史实再一次阐明了自己的价值观：“一千九百多年前，东汉著名隐士严子陵把物质享受与心灵自由分置于心灵天平的两端，最后，毅然放弃种种优越的物质享受，以孤贫、潦倒为代价换取了人格的独立和心灵的自由，从而实现了对固有的生存范式的超越。”这种价值取向，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

更进一步，王充闾主张人应体悟自然，回归自然。几乎在他所有的以自然为题材的（甚至包括一些不是自然题材的）散文里，都可以看到他对自然的发自内心的喜爱、欣赏、赞颂。置身九寨沟的清风白水，他“像裸体的婴孩扑入母亲的怀抱，生发出一种重葆童真、宠辱皆忘，挣脱小我牢笼，返回精神家园，与壮美清新的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徜徉于大自然赋予的敞开的大地上，他“总有一种生命还乡的欣慰和生命谢恩的热望”。他甚至想到了人类的未来，主张“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带他们更多地接触自然，贴近田野，体验山林，以便长大成人后，心胸能够像大地一样宽广，具有健康的心灵，鲜活的情趣”。这与美国著名的自然文学家巴勒斯（John Burroughs，1837—1921）20 世纪初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对孩子们说的“不要去博物馆里寻找自然。让你们的父母带你们去公园或海滩。看看麻雀在你们头顶上飞旋，听听海鸥的叫声，跟着松鼠到它那老橡树的小巢里看看”等感人肺腑的话语，多么相似。热爱自然的人，心灵是相通的。

不能否认，王充闾对俭朴生活的提倡和回归自然的主张有古代文人审美的影子，未必都是从生态角度思考问题的。尤其是对那种淡泊宁静的人生的倾心，传统审美意识的色彩很重。但是，这些观点在现代生态学领域却有着显赫地位和重要意义。在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的当下，如何改变人的生活观念，扼制疯狂增长的欲望，保持简单素朴的美德，在宁静淡泊中丰富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是现代人不容回避的问题，也是生态学家肩负的任务。

四、科技发展导致了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人应增强理性，重塑文明

科技发展与人类命运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答案已经十分清楚却难以为人类所接受。曾几何时，我们对科技这一工业文明的产物顶礼膜拜，认为它是衡量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标准。而今天，人们不得不承认，正是科技的发展使人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照此下去，还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王充闾是肯定科技发展的正面意义的，“现代化与对外开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同时也反对科技对自然界的破坏作用，这使他的思想常常处于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在《清风白水》《乾坤清气得来难》《生命的承诺》等篇中，他反复表达着同一个意思：美丽的山川景色开发得晚未尝不是一件憾事，但与开发后受人践踏相比，晚也是幸福、幸运；欣赏的同时总是带来人为的践踏，发现自然美的同时往往也就意味着与其挥手告别。这真是一种近乎悖论的难题。不过，在这种难以化解的矛盾中，作家的价值取向还是指向了保护生态、自然。在《空山鸟语》中，他指责了喷洒农药使自然界没了鸟叫虫鸣的恶果；在《二一九公园记》中，他怒斥了当政者目光如豆，在房地产热潮中高价卖掉城市里的园林腴地的蠢行；在《清风白水》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业文明的物欲满足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并谆谆告诫说：“应该认真汲取西方工业国家先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后才想到爱护自然、恢复自然，结果事倍功半、百难偿一的沉痛教训，设法超越人与自然分裂、对立的历史阶段，从现代化进程伊始，便早自为计，尽力保护自然生态平衡，莫待那些最珍贵的东西一去不复返时，再来哀叹、悔恨和痛惜。”

强烈的责任感使作家不满足于停留在对生态失衡现象的描述和保护自然的重要性的阐释上，而是要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除了前面说到的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中所包含的伦理革命外，他把希望寄托于人的理性。在《乾坤清气得来难》中，他肯定了当地政府汲取生态景区普遍存在的在毁灭中发展的教训，走生态旅游的路子，扼制人无限发展的欲望以及急功近利的行为，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前提下发展经济的计划；在《绿净不可唾》中，他认为净化环境首先要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在《鱼·鸟·人》中，他由衷地赞美那些控制着自己的掠夺行为和享乐欲望的具有动物保护意识的人。这种对人的理性精神的提倡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十分相近。

恩格斯就曾这样说过：“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这种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能力，就是人的理性的表现，是人所独有的。与一些生态理想主义者不同，王充闾虽然也承认科技发展的负面作用，却不认为人与自然的原始状态才是理想的生存状态，而认为人类应该反省自己，在现代化发展中进行伦理道德的重构，塑造新的人类文明。他借用马克思的话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思想：“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生活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这种看法，蕴含着作家对人的期望以及文明的前瞻性。

最后，我们有必要简要分析一下王充闾散文中的生态思想产生的根源。

王充闾有着丰厚的学识积淀。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之深，在当代作家中恐怕少有人能比，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体部分——儒、道、佛——与当代生态文明思想均有着紧密的联系。儒家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人副天数、尽性知天等思想和仁义、和谐、以理制欲的价值取向，都为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类关于自我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而道家文化中的体道思想、无为而治的观念、齐物无我的境界以及万物一体的学说，更与现代的生态文明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就连佛家的教理教义，也充满了对现代生态文明建构的启迪。

如此看来，上过6 年私塾，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耳濡目染，客观上已经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作为精神支柱的王充闾产生上述生态思想就很自然了。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为王充闾生态思想的产生奠定了智慧的根基，那么西方文化则赋予了他更多的理性。这与他在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自觉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关。大约是从20 世纪70 年代初开始，几十年来，王充闾有意识地阅读了一些西方文学、哲学著作，西方文明中的以人为本和理性精神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影响很大，这可以从他近年的散文中看出来。西方文明使他打量人类现实生存困境时，目光中更多了科学和冷静。他反思人类的历史，更关心人类的现在、将来。面对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他从人出发寻找根源，批判人的野蛮、贪婪、愚昧的行径，最终又归结为人——一种拥有新的文明的人。这种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表现方法，与西方文化对人的关注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王充闾散文中的生态思想的产生与当下生态失衡的现状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尽管20 世纪60 年代环境污染等问题就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注意，然而四十多年过去了，生态环境依然不容人乐观，甚至可以说人类面临着更大的危机。空气污染、植被破坏、人口膨胀、疾病频发、能源迅速枯竭、荒漠化加重、水资源匮乏，等等。乃至有人称20 世纪是全球规模环境破坏的世纪，“地球曾是生命的乐园，如今却被人类糟蹋得满目疮痍，破败不堪！”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惨象，激发了作家的公民责任感，使得鲜明的生态思想内涵，成为他的散文园地中一道亮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