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

当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重要性被日益动摇的时候，越是古老成熟的文体被冷落的可能性就越大，越是新奇时尚的形式被青睐的可能性也越大。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作为最古老的文体形式之一的散文，它在这个时代的命运就是不难想象的。但是，对于真正执着于散文创作并将其作为文化信念的作家来说，他们往往因不合时宜而绝处逢生，可能在虽然寂寞但仍然阔大的文化空间盛开出最灿烂的文学花朵，而成为这个红尘滚滚的时代的高贵和有尊严的精神风景。

散文家王充闾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大量的散文创作不仅证实着作家处乱不惊依然故我的人生哲学，在纷乱如云的文化时代对文化传统和现实问题处理的镇定和成熟；同时，也在他关注的文学和文化命题中显示着他纯粹的审美趣味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修养。他的散文可以概括在文化散文的范畴之中，但是，他在作品中所达到的历史深度和情感深度，他的散文所散发出的文学魅力给我们带来的崭新阅读经验，使我们有理由对文学的信念坚定不移。在我看来，王充闾散文的动人之处，大致可以概括为“唯美主义”特征、深邃的历史眼光、对精神归宿的寻找以及他诚实的生命体验和文学性的表达。

一、关于唯美主义

王充闾首先是一位对国学有很深造诣的学者，他对古代经典作品的熟知程度，远远超出了我所了解的一些专业教授；同时，他更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所具有的“现代意识”才有可能使他对熟知的传统文化和自身的存在有反省、检讨、坚持和发扬的愿望与能力；而他的文学天赋为他要表达的思想又赋予了大音希声的形式和幽谷流云的飘逸。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遍及中外的足迹汇集为不断奔涌的文学源泉。他的深厚和独特，使他在20 多年的散文创作整体格局中，不在潮流之中却在潮头之上。

王充闾初期的散文多与山水游记相关。这一传统题材在古代文人的名篇佳作中不胜枚举。越是历史悠久的题材越是难写。那些闲情逸致、借景抒情或辞官之后的独善其身、寄情山水等，在这类散文中已沦为陈词滥调。

王充闾是最熟悉这一文体的作家，但他在创作这类散文时却努力超越了传统文人的情趣。在他的散文中，唯美主义倾向不仅体现在他对书写对象的选择上，同时也表现在他的修辞和表达方式上。他的游记名篇《清风白水》《春宽梦窄》《读三峡》《山不在高》《祁连雪》《天上黄昏》《情注河汾》《神话的失踪》等，既有名满天下的名山大川等风光胜地，也有僻陋孤山和闲情偶记。在这些散文中，他不只是状写风光的俊美旖旎或威严沧桑，而是更多地和个体心灵建立起联系。或者说作家对这些纯净之地的心向往之，背后隐含的恰恰是他对纷乱世界和名利欲望的厌恶和不屑。一个作家书写的对象就是他关注和向往的对象。王充闾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正是他“跌入宦海”“误落尘网”的时候，但他似乎没有“千古文人侠客梦”，兼善天下为万世开太平的勃勃雄心。他似乎总是心有旁骛志不在此。他所理解的文学更多地还是与个人体验、禀赋、情怀、趣味相关。它要处理的是与人相关的精神事务，它的作用是渐进、缓慢地浸润世道人心。王充闾的风光游记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他在那一时代对文学的理解，但也似乎从一个方面佐证了他对淡泊和宁静的情有独钟。因此，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作家对栖息心灵净土的一种寻找，当然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性策略。

我们注意到，王充闾在状写这些对象的时候，以诗入景是他常用的手法。这既与他的修养有关，也与他的情怀有关。但他以诗入景不是抒思古之幽情，发逝者之感慨，而是情景交融自然天成，无斧凿痕迹和迂腐气。

这种手法超越的是“诗骚传统”，而凸现的则是书卷气息。“诗骚传统”

始于话本小说，这一文学体式因多述勾栏瓦舍卖浆者流，四部不列士人不齿。为了表现它的有文化和儒雅气，故文中多有“有诗为证”。但王充闾散文的以诗入文却远远地超越了这一传统。《清风白水》是写九寨沟的游记，文章切入于名词佳句，却又与词义无关，豪放婉约在这里仅仅成了他的一种参照和比较。《春宽梦窄》起句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磅礴气势与飞秦岭越关山奔向西域的漫漫长途和心中激荡的豪情相得益彰。在《青天一缕霞》中，由呼兰河而想到萧红，由萧红联想到聂绀弩的“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的诗。这样的表现手法在王充闾的游记散文中几乎随处可见。这些借用表现了作家对“美文”的追求和唯美主义的美学倾向。

当然，“美文”不只是作家对修辞的讲求，更重要的是作家在文中体现出的情怀和趣味。他借用古典诗词，以诗词入文，整体表达出的风格是静穆幽远。他不偏婉约爱豪放，兼收并蓄为我所用，中和之风文如其人。行文儒雅内敛而不事张扬，但他孜孜以求的不倦和坚韧，展示的却是他宠辱不惊镇定自若的风范和情怀。他对湖光山色的情趣，不是相忘于江湖的了却，而是对“天生丽质”纯净之地发自内心的一种亲和。

二、关于历史感

他有几篇重要的作品：《用破一生心》《他这个人呐》等。文章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对象的。《用破一生心》对曾的一生以简约却是准确的笔墨予以概括。这位“中兴第一名臣”的一生历来褒贬不一。但在王充闾看来，“这位曾公似乎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可亲、可敬，倒是十足的可怜。

他的生命乐章太不浏亮，在那淡漠的身影后面，除了一具猥猥琐琐、畏畏缩缩的躯壳之外，看不到一丝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按说，曾国藩既通过“登龙入室，建立赫赫战功”达到了出人头地，又“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达到了名垂万世。他不仅是清朝建国以来汉族大臣中功勋、权势、地位无出其右者，而且在学术造诣上的精深也“冠冕一代”。因此也难怪有人对这位“古今完人”极为推崇和尊崇。但是，在曾国藩辉煌灿烂的人生背后，却掩埋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他不仅官场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是与夫人私房玩笑也要检讨“闺房失敬”，如此分裂的人格在王充闾的笔下被揭示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可能还是曾氏言行、表里的分裂和对人生目标期待的问题。虚伪和不真实构成了曾氏人生的另一个方面，而一个“苦”字则最深刻地概括了“中堂大人”的一生：“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什么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而是为了实现现实人生中的一种欲望。”文中对曾氏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和分裂的性格充满了不屑，但也充满了同情。他不是简单地批判和否定，同时也对人的历史局限性给予了充分的理解。这个理解就是，这不仅是曾氏的个人选择，同时他也面临着历史的被选择。

大概也正是出于对身不由己的悲剧性的超越愿望，王充闾对“淡泊”

的境界心向往之。曾氏对此也曾向往，对“名心太切，俗见太重”有过检讨，也曾欣赏苏东坡的淡泊。但在王充闾看来他只是“止于欣赏而已”。真正的淡泊“是一种哲学，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审美文化，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大体上涵盖了平淡、冲淡、素淡和散淡等多方面的意蕴，反映出一个人内在的胸襟与外在的风貌，但集中地表现为一种人生境界，精神涵养”

（《收拾雄心归淡泊》）。这种淡泊在王充闾这里集中体现在他对人生审美化的理解和向往。同是写历史人物的作品，对《终古凝眉》中的易安居士和《一夜芳邻》中的勃朗特三姐妹的情感却截然不同。《终古凝眉》是与易安居士在遥想中的有幸遭逢，是一次向一代词人致敬的肃穆仪式，是一次现实与历史的悄然对话。文中对易安居士的景仰和感佩溢于言表，在追忆李清照悲凉愁苦一生的时候，作家充满了同情和悲悯；《一夜芳邻》表达了作家相似的情感取向。勃朗特三姐妹的才华蜚声世界文坛，她们的作品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一部分。但她们都英年早逝，最长的也只活了39岁。如果说易安居士的性格是内敛的，更关注个人内心的体验，那么，三姐妹的性格则是开放的，她们把同情和爱更多地给予了并没有更多直接经验的不幸的人们。这种高贵的内心洋溢着宗教般的温暖和撼人心魄的诗意。

对这些经典作家灵魂的旁白或独语，其实也是作家自己的生命感悟或心灵体验的自述。这些作品对人生感悟所表达出的人性和情感深度，是王充闾散文最动人的一部分。这与书写的对象是女性作家有关。倒不是说对女性的书写便能够表现出男性作家的情感投入或怜香惜玉的姿态，而是说，同是内心和情感丰富的族类，书写女性使作家特别容易融入并且将自己对象化。在交织着情感和理性的表达中，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在历史隧道中对历史人物的想象和相遇，作家个人的情感体验和美学趣味获得了检视。

如果说这类作品还是建立在个人兴趣或偏爱范畴内的话，那么，他的另一类历史散文则表达了他对历史重大事件的史家眼光和以文学的方式处理重大题材的能力。《土囊吟》《文明的征服》《叩问沧桑》《黍离》《麦秀》等作品，是对曾经沧桑的久远历史的再度审视，是对文明与代价的再度追问。在对陈桥崖海、邯郸古道、魏晋故城、金元铁骑等的追忆中，在社会动乱、朝代更迭、诸家云起、狼烟烽火的争斗和取代过程中，辨析了历史与文明的发展规律，识别了文明在历史进程中的特殊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土囊吟》和《文明的征服》，对一个强大和强悍的民族统治失败的分析，不仅重现了历史教训，而且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中，它的现实意义尤为重大。一种文明无论是出于主动地对另一种文明的向往，还是处于被动的无奈的被吞噬，都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解体或破产。文明的隐形规约和凝聚力是看不见的，但它又无处不在。这些作品，在真实的史实基础上，重在理性分析，在史传中发掘出与当下相关的重大意义。它显示了作家凝望历史的现代眼光和以文学的视角掌控、表现历史的非凡功力，它的宏观性和纵横开阖的游刃有余，也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作家丰富扎实的历史学修养和举重若轻的文学表现力。

三、关于精神归宿

一个有价值的作家，总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困惑甚至是沉重的思想者。

无论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总会遇到前人不曾遇到的精神困顿，这是人类的宿命。在社会转型的精神漂流时代，如何寻找精神家园和归宿，如何寻找灵魂的栖息地，不仅是我们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同时也应该是作家焦虑探讨的核心领域。文学有义务回答人类的精神难题。王充闾在可能范畴内的追问以及有价值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参照和可能。

我们注意到，王充闾在探讨这一领域问题的时候，并没有从一个庞大的乌托邦框架出发，并没有提供一个普世性、终极的精神宿地。而是以相当个人化的方式，实现了他个人的精神还乡。这个精神故地，既是他亲历生长的地方，也是一个遥远但却日益清晰的梦乡。王充闾有一本散文集，他将其命名为《何处是归程》。这个命名隐含了一种沧桑、悲凉和困顿，同时也隐含了一种叩问和探寻的坚忍。当然，无论从作家对风光的状写还是对历史人物人性的开掘，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他对人生选择的理解和志向。但并没有像晚近作品那样更关注心灵去向的问题。这一写作倾向的偏移，既是作家对切近思考的反映，同时也纵向地联系着他的一贯的旨归和意趣，只不过没有像晚近作品这样突出和明显罢了。特别在他一些“忆旧”

式的散文里，如《童年的风景》《碗花糕》《青灯有味忆儿时》《华发回头认本根》《灵魂的回归》《乡音》《故园心眼》《思归思归，胡不归》等作品，抒发的是一种别样的情怀。这是一种给人亲近、质朴、纤尘未染甚至有些“前现代”意味的生活图景。充闾先生对故土家园的眷恋和一往情深，与他出身于乡土中国有关，与他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熏染有关，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更与他经历了官场和世事的“乱云飞渡”有关。

纷乱的现实使他心绪难平，他才萌发了“小窗心语觅归程”的心绪。精神的田园成为作家安顿心绪的驿站。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充闾与中国现代作家逃离乡村到都市生活遇挫之后，再度追忆乡村生活时将其诗化和圣化的民粹主义立场截然不同。他与当下世相比较时，宁愿重新体验未被污染的乡村的“童年记忆”，那里确实存在着诗意和美好，亲和的人间情怀。但是，王充闾的意义就在于，他在追忆前现代生活时，并未将其乌托邦化。他一贯的警醒和自我检视使他获得了另一种自觉，这就是对放大想象的检讨警惕。他曾说：“对于故乡的认识，游子们无一例外地都会夹杂着浓重的感情色彩和想象的成分。原本十分鄙陋的乡园，经过记忆中的漫长岁月的刷新，在离人的遥遥相望中，已经变作温馨的留念与甜美的追怀，化为一种风味独具的亮点，放射出诗意的光芒。在回忆的网筛过滤之下，有一些东西被放大了，又有一些东西被汰除了，留下的是一切美好的追怀，而把种种辛酸、苦难和斑驳的泪痕统统漏出。”（《思归思归，胡不归》）这种敢于面对心灵诚实体会的表白，亦道出了与“怀乡情结”相伴相生的问题。

但王充闾这一努力的价值在于，在这个困顿迷茫心灵家园成为问题的时候，他表现出了执意追寻的勇气，表现出了对“现代性”两面性认识的自觉。当然，“精神还乡”仅仅是一个表意符号，没有人会认为王充闾要退回到“前现代”或乡村牧歌时代。那个只可想象而不可重临的乡村乌托邦在王充闾的反省中已经解决。他的这一追求背后隐含的是他对精神困境的焦虑和突围的强烈愿望。在物质世界得到了空前发展的时代，在世俗生活的合法性得到了确立之后，人如何解决心灵归属的问题便日益迫切。王充闾只不过以“精神还乡”的方式表达了他解决精神归属的意愿，而不是最后的答案。重要的是，对不同领域写作的开拓，一方面显示了王充闾开放的心态，他愿意并试图在不同的领地一试身手，将“关己”的灵魂问题提出，一方面，也展示了他在创作上“螺旋式”前进的步履。他没有将自己限定在所谓的“风格”领域。而总是在学习和积累的过程中别有新声。

这个现象是尤为引人瞩目的。这时，我想起了他的较近的一篇文章《训心》。

文中对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驯化，或福柯所说的“规训”，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传统文化对士人的训心，在于让这个阶层的价值尺度永远停留在一个方位和目标上，在于让他们永远失去独立的思考能力和特立独行的人格风范。就像“熬鹰”一样，让志在千里的雄鹰乖乖就范。王充闾曾在官场，也生活于世界即商场的时代，但他仍然没有被“训心”。他独立的思想和情怀，在温和从容的书写中恰恰表现出了一种铮铮傲骨，在貌似散淡的述说中坚持了一种文化信念。这是王充闾散文获得普遍赞誉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他的创作心态不断走向自由和开放的表征。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文学不断失落的时代创作了散文的无限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