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丽杰

张学良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变换角色，充满了传奇色彩。张学良的一生往往夹杂在对立的事物之间，游离于人生的两极中。他既是钢浇铁铸的硬汉，又是悲天悯人的菩萨；既是封建军阀，又是爱国人士。要想解析张学良的人格图谱，仅仅从文学史的进化模式研究张学良很显然是不行的，作者必须具有丰富的文本积累，对张学良人格图谱进行跨文本文化研究，这就导致了张学良的人格图谱具有了文本间性。

一、文本的共时性

在《张学良人格图谱》中，正在表述的语言同已有的历史语言联系在一起，现有的表述和历史的表述已经没有了时间的先后顺序，形成一种共时性的关系，用朱莉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话说就是“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同时读者也变成了非时序性的读者，文本的意义在文本的互动中得以彰显。不同的言语和语境出现在同一个文本中，该文本已经成为打破时间顺序的文本异位排列，不同时间的文本被位移到同一文本中，在同一时间里共同帮助作者完成创作意图，或者说作者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调集到一起，成为作者的代言人。在创作过程中，各种历史文本片段被作者组合在一起，众多的文本交叉、渗透，共同完成作者的创作意图，主体文本的意义可以在其他文本中得到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的创作是对前文本或潜文本的继续写作，作者让沉睡的历史文本积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与主体文本对话、互文。王充闾非常认同新历史主义之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话：“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文学作品总是在和它自己的历史进行对话，所以最好树立这样一个理念：文学批评应该敏感地意识到文学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产生于本人和他人、本人的独特才能和他人的启发之间，后者的启发是互文的而非纯心理的作用”。

王充闾在写周恩来的时候，表现出了文本共时性。王充闾在创作中有意以一种开放的、现代语境笔渉往昔，意在当今。王充闾在创作中，为了解析一个问题，打乱了文本的先后顺序，文本没有了时间的先后，公共指涉、描摹同一个问题。他围绕周恩来针对张学良说的“不能忘记老朋友”

这句话，充分表现了周恩来的具有特殊人格魅力的东方型人格美。王充闾对周恩来的描写是把不同时期的多种文本放到同一语境文本中来展现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忽略了文本的时间顺序，使多种文本形成一种共时性关系。

这些共时性的文本包括周恩来对待张学良的方式，对待宋庆龄的方式，对待老舍的方式，对待马寅初的方式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不能忘记老朋友”蕴含丰富的处事方式，尽管其能指不同，但所指相同。同时证明周恩来人格魅力的文本还有周恩来乘飞机遇险，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同时还有胡絜青的话语，冰心的话语，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1928—2011） 的话语， 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的话语，林巧稚的话语，这些文本的时间顺序已经被忽略了，这些文本都指向同一个能指，即周恩来的人格魅力。王充闾这时像是一个多声部的音乐指挥家，在完成同一主题的交响乐。

《张学良人格图谱》对历史文化进行现实关怀，从而使得阅读过程成为共时性的阅读，而不是历时性的阅读，即不是线形的阅读，这也正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洛朗·坚尼（Caurent Jenny）认为：“互文性的特点在于，它引导我们了解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使得我们不再线形地阅读文本。我们可以将互文的每一处相关参考进行替换：要么把此类地方只看成是并无特别之处的片段，认为它仅仅是构成文本的一个部分而已，从而把阅读继续下去；要么去找相关的原文。”读者在阅读时可以同时具有多层解读。王充闾在完成主体文本写作的同时，也同时把阅读过的文本置入主体文本中，这样就使写作和阅读处于同一层面上。

文本的共时性需要作者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同时可以激发读者更多的想象和相应的知识搜求，从而使文学成为一种延续和集体的记忆。王充闾正是由于“群书万卷常暗诵”，所以他的作品中蕴含了大量的丰富的知识。

叶燮认为：“诵读古人诗书，一一以理事情格之，则前后、中边、左右、向被，形形色色、殊类万态，无不可得；不使有毫发之罅，而物得以乘我焉。”（叶燮《原诗·内篇》）以古人诗书作为积累，万事万物尽管殊类万态，也可以为我驾驭。清人唐彪在《读书作文谱·卷五》中也说：“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作文时，吾意所欲言，无不随吾所欲，应笔而出，如泉之涌，滔滔不绝。”正如米歇尔·施奈德（Michel Schneider）所认为的：“每一本书都是回应前人所言，或是预言后人的重复。”

二、文本的互文性

在《张学良人格图谱》中，文本不再自说自话，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变成一个开放的互相有联系的体系。王充闾在创作时可以由一个文本延伸到许多其他的相关文本，他往往把思想意义相同的文本放到一起，文本和文本之间可以互相孕育，互相滋养，互相指涉。一个文本可以印证、说明另一个文本，一个文本可以成为另一个文本的最好的解读和注释。王充闾的文本写作和先驱文本形成一种交织互文的关系。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认为：每一篇文本都是在重新组织和引用已有的言辞。

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1936— ）认为互文性就是：“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

在王充闾的创作中，不同的语言方式交互共存，有文言文，白话文；有律诗，散文，书信，历史故事，典故，这些多元语言共存互动，其目的都指向了张学良的人格图谱。典故和引用的方法在《张学良人格图谱》中是常见的。王充闾善于用典故和引语指渉、解读主体文本。热奈特（Gerard Genette，1930—2018）认为：文本间性的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使用引语和典故，引语是有清楚标记的互文性，典故是无清楚标记的互文性。

张学良的诗词里面充满了典故，文本和文本之间纵横交错，王充闾对张学良的诗词都是用其他的许多文本加以解读分析。作者可以在其他的文本中紧紧地追踪和摄取作者自身对生活的反映。如在写到“将军本色是诗人”中，张学良写的每一首诗都有很多引用的典故加以印证说明。张学良于拘禁途中写的七绝：“剡溪别去又郴州，四省驰车不久留。大好河山难住脚，孰堪砥柱在中流！”在这首诗中，涉及了《晋书》祖逖“中流击楫”

和《晏子春秋》两个典故，从而达到了对这首诗的互文目的。张学良给胞姐首芳写的家书也涉及了众多文本，包括《公孙龙子》《礼记》《淮南子》《孟子》、古时歌谚等，使读者的文学接受跨越了历史，超越了时间的限制，实现古今互动，意义互证，使文本的意义更加明晰。这些涉及的文本不论古今，并列铺展开，共同完成作者的创作意图。王充闾在创作中涉及了很多的其他文本，作品中有许多文本可以指涉张学良的人格图谱，如抗击倭寇的戚继光、收复中国台湾的郑成功都可以帮助解读张学良的人格。张学良的命运可以用文本布鲁德的经历加以解读。张学良的一生就像那个古老的故事《光荣的荆棘路》，猎人布鲁德获得了无上的荣誉与尊严，却长时期遭遇难堪的厄运与生命的危险。在这里，别人的故事可以指称张学良。

吉拉尔·热奈特认为：互文性就是“一篇文本在一篇文本中切实地出现”。

也就是甲文和乙文同时出现在乙文中。可见，没有深厚的文化积累，没有丰富的学识，是难以使文本互文的。

文本间性的最主要的互文手法就是引用，王充闾同样善于使用引用的手法。“每次当有一段借用的文字是从原文中被抽出来，而后被作为范式照搬到一段新的文字中去的时候，才发生了互文性。”在王充闾的《张学良人格图谱》中，总能看到其他文本的引用和再现。

互文性产生的前提就是作者的思想可和各种文本的神韵相契合。作者在构思中，“神思方运，万涂竞萌”，头脑中各种意象、各种文本纷至沓来，众多纷杂。刘勰提出“神与物游”，其实何止是“神与物游”，王充闾在创作上实现了“神与神游”。因为“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钟嵘《诗品序》），“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白居易《与元九书》）。

当作者积累深厚，文思开通之时，“如星宿之海，万源从出；如钻燧之火，无处不发；如肥土沃壤，时雨一过，夭矫百物，随类而兴，生意各别，而无不具足。”（叶燮《原诗·内篇》）三、文本的平等性

王充闾创作的文本由众多的能指交织在一起，涉及了许多前文本，众文本之间达成一种平等的默契，不同的能指指向同一个所指，不同的能指没有主要和次要之分，文本由众多文本交织组成，其他文本和本体文本形成一种平等的、合作的、民主的关系，都在共同完成作者的所指。

《张学良人格图谱》有许多关于情感的阐释和对真理的认识，而在对于至真至爱的情感的阐释，对于至明至理的真理的认识上，王充闾的文本和古今中外的其他文本有着太多的共识，他们用不同的文字表达同样的情感和认识，这时的文本是平等的、民主的，没有了地位等级的差别。王充闾在创作《张学良的人格图谱》时，“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文赋》）。王充闾在中国深厚的文化资源中，搜寻知识的记忆，展开想象力，寻找最能与张学良的人格图谱匹配的前文本，以蕴含与张学良人格近乎等量信息的前文本解析张学良的人格图谱。他在创作中勾连起许多意义相似的或等同的其他文本，“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陆机《文赋》）触类旁通，因而王充闾有意识地在各文本之间建立了一种民主平等的关系。

互文性“在溯本求源里，前人的文本从后人的文本里从容地走出来”。文与他文维系着平等的关系。

文本的民主性取决于文本思想的一致和类似，因为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乃知古时人，亦有如我者”（高适），不同年代的相同群体总是在感情层面和精神追求上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叶燮也有类似的思想：“故我之著作与古人同，所谓其揆之一；既有与古人异，乃补古人之所未足，亦可言古人补我之所未足。而后我与古人交为知己也。”（叶燮《原诗·内篇》）由于互文的文本是民主的、平等的，所以无论时间的先后，其他文本和本体文本是可以互相替换的，或者说其他文本是本体文本的注释。张学良认为诗句“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中国台湾入版图。”写的就是他自己。“我最得意的是后两句……这是在讲我自己，讲东北啊！假如当时（1928 年）我不与中央合作，而是跟日本勾搭起来，当上满洲皇帝，那东北不就没有了？”可见其他文本可以说明并替换张学良的人格图谱。清代诗人吴伟业的诗句“英雄无奈是多情”被张学良引为同调。洛朗·坚尼认为：“互文性的特点在于，它引导我们了解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使得我们不再线形地阅读文本。我们可以将互文的每一处相关参考进行替换：要么把此类地方只看成是并无特别之处的片段，认为它仅仅是构成文本的一个部分而已，从而把阅读继续下去；要么去找相关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