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斯柯普夫(1900—1955)，德国作家。原籍捷克，曾任捷克斯洛伐克驻中国大使，1953年入德国籍。作品有长篇小说《莉茜》和《广州之行》等。

轶闻六则

最好的书

这则轶闻我曾经听好些人叙述过，轶闻的形式则因事情发生的地点而异，然而我相信任何其他说法都不能跟这儿记录下来的相比，因为这儿记录下来的这则轶闻象一面小镜子那样，它所集中反映的那一部分现实，比镜面本身要大得多。

有一位纽约的交易所经纪人，由于做既冒险又有厚利可图的卖空投机而忘了及时给他的第三任太太物色礼物。这位太太是他在一年之前的今天娶来的，她是一笔颇为可观的财产的未来继承人。经纪人进退两难地问他的女秘书，他在赶回家去之前还能买些什么。

“一只新式白金手表怎么样?”女秘书建议道。

经纪人惋惜地摇摇头。“不行。过圣诞节的时候已经给她了。”

“那么送一只金的打火机吧。”

“真糟糕!她也已经有了，”这是他的忧虑重重的回答。

“或者送一本书吧?”

“一本书?”精明能干的投机商犹豫不决地说，这时候他的目光透过窗户投射到对面的摩天大楼上，这是制造商托辣斯公司的希腊庙宇式的银行宫。摩天大楼的墙上有一块用一人高的字母拼成的广告牌，它向人宣扬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哲理：“最好的书——你的银行存折!”

“一本书?真该死，她也已经有了!”

微笑之国

在华盛顿的一条最繁华的商业大街——康奈克的克特街上出现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弄瞎了眼睛、脸部受到严重损伤的残废军人，他在那儿兜售自己编结的花边。他既惹人生厌，也使人开心——他之所以能使人开心完全由于他那块挂在胸前的金属牌子，牌子上饰有两面星条旗，有一个“中年商人商会”的徽章和下面这样几个题词：“伤得还算好呢!”

一位《明星报》的记者问他，他怎么会以这样大的幽默来对待自己的不幸。那位残废者起先不知道他应该回答些什么，后来他让记者去找一位叫麦克·拉弗林的，他的职业是一家委托公司的副经理，而且还是商会的常务委员，这块牌子就是从他那里得来的，这个人也许能告诉记者所想知道的事情。

这桩事麦克·拉弗林果然知道。在他承认这个主意是他出的之后，他向记者解释道，商会把这种有一定用意的牌子做了二百块，把这些牌子发给那些由于在战争中受伤而不会好好微笑的小贩，使他们虽然在肉体上有缺陷，仍然能遵守侍候顾客时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信条：“Keep smiling——要不断地微笑!”即使直接办不到，至少也得间接地，也就是逗引买主略为笑一笑。

有魔术的票箱

在美国扶植之下上台的伊朗将军蔡埃迪的政府举行了一次选举，其目的是要选出一个千依百顺的议会，它同意取消油田国有化，同意把国家的液体黄金重新交给外国石油公司。在进行这次选举的时候，美利坚合众国的大使劳埃·汉得逊参观了设在德黑兰的赛派萨拉大清真寺的选举处，以便亲自证实这次“选举的民主性”。

大使先生带着一大批美国和英国记者到达选举处的时候，在清真寺只有一个选民，他是一个肚皮高高的市场商人。当着贵宾的面，委员会特别客气地替他登了记，而且不用经过一连串威胁性的考问，就让他把他的选票投入票箱里。

投完票之后，他在选票箱前面深可及地地鞠了三个躬。

“他干吗这么恭敬?”美国大使问道。

有人替商人解释了大使的问题。商人又深深鞠了一个躬之后很严肃地回答道：“我只是向这神秘的票箱表示它理所应得的尊敬而已。这票箱有魔力。要是有人投反对派的票，在它里面就会变成一张赞成蔡埃迪的票。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象这样的事究竟是很少见的。”

有亲眼目睹的人可以起誓担保，这个故事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可是没有这样的见证人，他们能告诉我们这位大肚子的商人后来怎么样。

荣誉

有人问少尉查理士·庇·黑尔——一架被摩兰蓬山德文原字是Moranbongebirge，这里根据德文音译。上的朝鲜高射炮击毁的歼击机的飞行员，为什么扫射一群聚集在学校前面庆祝五一节的儿童。他浑身战栗。迟疑了一会儿回答道，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想获得奖赏。后来，在飞机的残骸中缴获的黑尔的信件里发现了一封写给他未婚妻的未写完的信，在这封信里他这样写道：“我妒忌路易斯上校，他得到了在广岛掷下第一颗原子弹的荣誉，我热切地希望也能获得这样的荣誉，希望扔掷氢弹的时刻早日到来。”

我认识的一位北京作家在朝鲜前线跟他的一个同胞——一个参加人民志愿军的四川农民——作了一席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也谈到了荣誉和光荣。告诉我这件事情的作家跟这个志愿军谈话的时候，志愿军正蹲在一个勉强用枯树枝搭起来的掩蔽所里就着一个鼓起的洋铁罐子喝玉米粥。作家问他过得好不好，他回答道：“不好，你自己也瞧见。我远离我的阳光灿烂的故乡、我的妻子和两个小儿子，坐在这潮湿的洞里。我的鞋子没有鞋底，只剩下几块破布，我把我的大衣给了一位受伤的同志，这种没有盐的冷粥是我昨天中午以来吃的第一顿饭……”他又说：“可是我并不希望过得更好些。我在这儿为的是将来父亲们不必再离开他们幼小的儿子去打仗；为的是将来谁都不必不从事有用的劳动而蹲在这样的防空洞里；为的是让每一个好人每天都肚子里吃得饱饱的，他们不光是吃没有盐的玉米粥，而且还能吃大米饭、猪肉、笋以及其他他们爱吃的东西。”

作家问这志愿军是否还有别的特别愿望，志愿军说：“没有，要是我知道……有倒是有，我希望打完仗带这么个东西回家。”说着他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做成一个小圆圈。

“这是什么，我不懂，”作家说，“你得给我解释解释!”

“这有什么难懂呢，还用解释吗?”他这么回答说。“我希望得到一块纪念章，在纪念章上写着：他曾经参加保卫他的人民的独立和世界和平的斗争。”

铅笔

我觉得在许多流传很广的关于路特维希·雷恩德国当代著名作家。的轶闻中有一则特别值得把它记录下来，这则轶闻象一个核桃壳一样，包含了一切能刻画这个从许多方面看来都是非常卓越的人物的特性：他的勇敢、他的谦逊、他的幽默和他的礼貌，这种礼貌不象通常那样掩饰着性格上的缺陷，却是出自纯洁热情的内心。

在西班牙内战的时候，佛郎哥的意大利军团兵突破了共和国军的战线，紧紧地追赶共和国的军队。在一次反击使他们遭到彻底失败的时候，他们还以为他们已经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不仅失掉了已经赢得的土地，而且还输掉了整个战役。

国际纵队的一个参谋官对这急剧的转变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光着头，手里只拿一支铅笔阻住了正在逃跑的共和国军的去路，他冷静老练地把他们集合起来，跟几支在紧急中调来的增援部队在一起，他领导新编起来的队伍进行反击。这一个人就是路特维希·雷恩。

在这次成功的军事行动的战斗空隙中他的副官才赶上了他，他的副官是在听到警报的时候来追寻他的，可是在战斗中混乱中被人隔断了。

“司令官同志，您的钢盔和手枪在这里!”他气喘咻咻地喊道。“我带着您的东西来得这么晚，我真说不出来，我心里多么难受。我请您原谅。”

“不，不，”雷恩回答道，“要是有人应该请人原谅的话，那么这人应该是我。我没有征得您的同意借用了您那支美丽的长铅笔，可是我现在归还您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短得可怜的铅笔头!”他一面说话，一面把被机关枪子弹打中了的一小截铅笔递给他的副官。最后他说：“我的母亲老是叮嘱我，叫我对借来的东西要特别留意。我真不知道这一回我怎么会没有想到这一点。”

一位到处碰壁的大善士

美国人总喜欢把他们的美利坚合众国称为独一无二的信奉上帝的国家，上帝这个词在美国用的人之多和用的范围之广也是哪儿都比不上的。然而挂在嘴上并不等于摆在心里，正如下面这件事所表明的那样，这件事发生在纽约一九四六年圣诞节的时候。

有一个勃洛克林城的市民，他的名字叫詹姆·欧，在短时间内由一个擦皮鞋的一变而为一家酒吧间兼弹子房的老板，这与其说是靠他的奸计和勤劳，倒不如说靠他那套逗人发笑劝人喝酒花钱的本领。圣诞节的晚上他正在那里算账，忽然间他感到一个强烈的愿控制了他，他想出去，把他的百分之十二的盈利分给贫困的人。根据他后来在一次审讯中的供述——这是他被迫出席的无数次审讯中的一次——这个动机是在他清点半块钱的银币的时候产生的，银币的柔和而铿锵的声音在他心里唤起了遗忘已久的关于大善士圣·弗兰雪斯哥的传说的回忆。

他毅然从保险箱里拿出一叠钞票，又从汽车间里开出他的汽车，经过勃洛克林大吊桥一直往贫民区——所谓下等东区——驶去，那儿的主要大街是著名的鲍威莱街。

这是一个晴朗而寒冷的夜晚，星星在黑黝黝的大楼上空闪耀，象是派克式小轿车上的五金装饰物。鲍威莱街上的下等酒店里挤满了掮客、失业者、乞丐——各种各样穷愁潦倒的人。欧先生走进一家最上等的饭店，站在饮酒的柜台边的一把椅子上作了一番讲演。他说他非常不愿意独自一人吃圣诞节的火鸡，而在这儿的其他人只能吃一客二角钱的通心粉或者一杯咖啡和几个隔宿圆圈饼；因此他请他的尊贵的听众点他们向往已久的佳肴和名酒，一切全都算在他账上。

讲演的反应与欧先生所想象的完全两样。有些客人大声地说，他们怀疑他神志不清，有的人嘲笑他是一个拙劣的爱开玩笑的人，也有人感觉自己受了侮辱，骂起人来了，甚至有人以报告警察来威胁他。谁都不把欧先生的提议当真。他费了好些唇舌，总算有三四个人表示愿意跟他一块儿到附近的警察局去，好让警官来证明，接受他的邀请而去吃饭的人并不负有任何未曾言明的义务。

值班的警官皱着眉头听取欧先生的陈述。正巧这位警官也满怀过圣诞节的心情，再加上他要继续玩那副被这奇怪的访问所打断却又颇有赢的希望的纸牌，因此他这样决定，从警察局方面来说这位勃洛克林人的计划是无可非议的；况且欧先生当然应对由他的无可救药的请客癖好所引起的一切后果负全部责任。

这时候饭店里除了原有客人之外，又添上了好些好奇的人。回到饭店后，欧先生让人把厨房里和地下储藏室里所有的东西都端出来，而且此外还给某一个吃饱了离开桌子的人一张五块钱的钞票。

后来发觉他的钞票储备不够了，为了要对所有的人都有所馈赠，我们这个充满了弗兰雪斯哥式的博爱精神的勃洛克林人把他的表、他的红宝石戒指、他的礼帽和他的丝围巾都给了人，使得没有人空手而去。礼帽和丝围巾还是崭新的；是欧先生刚从一位年纪不怎么大而颇有资产的寡妇那里得来的圣诞节礼物，欧先生跟她已经有相当深的交情。

后来他坐在饭店的门槛上哭起来了，他流的是感动和心满意足的眼泪。他对一个报馆记者——这个记者是在几天之后他的事件引起了普遍注意之后去访问他的——说道：“我敢打赌，任何人处在我这样的情况中都会这样感情冲动；当时我感到我比洛克菲勒还富十倍。我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我可以对天起誓!”

哭泣者的那种光景和他慷慨邀请来的客人所招来的人群愈来愈多了，一会儿就使交通阻塞了，一队巡逻警察不得不因此而出来干涉；而欧先生则挨了几句骂之后跑掉了。

他乘车回到家里，精疲力尽地——这并非由于他通宵不眠，倒是由于他刚才经历过的那番感情激动——倒在他的床上，把整个圣诞节的白天都睡掉了。晚上很晚的时候有一个专差把他叫醒了。那个有钱的寡妇打电报给他。通知他她再也不爱他了；她已经厌倦于一个人孤单单地过节日了，她极其严厉地责备他不该与勃洛克林的小偷们为伍，她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来大量挥霍金元是对上帝和人类犯了不可宽恕的罪孽，她要求归还她的礼物。

欧先生很阔绰地给那个立等回电的专差一笔酒钱，把回电单掷在垃圾桶里，又象昨天那样拿了一束钞票动身到勃洛克林去。

因为生意还很清淡，欧先生开始一边缓缓地在街上漫步，一边把钞票递给碰到的行人，游荡者和车夫。绝大多数人都以为他在发广告单或者在那儿开玩笑。只有一个老头儿对一个不相识的人白白地送钱给他不感到惊奇，而这老头儿是一个喝得烂醉的醉汉。

只有欧先生一个人丝毫都没有因为受他馈赠的人对他表示冷漠、轻蔑、不信任而影响到他那种施舍者的欢畅心情。他还是继续向左右两边散发他的绿色的钞票——直到突然有一只手搁在他的肩膀上，有人叫他跟着走，这个人的声音非常尊严，有点象后父讲话的腔调，毫无疑问这是公事命令。他还没有来得及把事情弄清楚，就已经身处在一辆巡逻车中，坐在两个胖胖的警官中间，开往警察局去了。有人向他眨眼，示意说在警察局里有人在迫不及待地盼望他。

那位盼望他的人是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带着听诊器和额部灯的警医。有人叫他把衣服脱掉，为了不作煞风景的人，他很大方很乐意地照办了。医生的神情严肃极了，他立刻就进行检查，检查的时间拖得特别长，欧先生始终是又大方又愉快，他发觉这一定是一个可笑的误会，他本人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十分健康，而且他的头脑也完全清醒着。医生微笑着说(欧先生第一次感到医生的微笑对他仿佛象一盆冷水浇在他背脊上)，一切都很正常，不过詹姆得先说出他的详细地址，然后把月份的名称顺着次序说一遍，再问他十一减三是多少，又让他闭着眼横穿过房间走一遍，还要求他作诸如此类的其他事情。在欧先生化了许多时间按照医生的要求一一做了一遍之后，他最后表示够了，再也不愿意随着把这出戏演下去了——他把这称作演戏。接着穿白色工作服的人立即叫人把他带下去，可能医生说在等待这样一个时机。

第二第三天我们的朋友是在勃来维涯医院的精神病观察所中度过的；当他的朋友，一位有势力的面粉厂的老板设法把他救出来的时候，他正要被人当作极为有趣的症状当面介绍给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研究委员会。

他终于回到了家里，最后他还发现，一些不速之客利用他不在家的机会把保险箱打开了。要是换了别人准会由于这样的遭遇而变成一个极端仇恨人类的人。詹姆·欧却并不这样。上面提到过的那个报馆记者问他，他在遭到这些不幸之后是不是很合乎情理地心里充满了怨气。这位勃洛克林人轻轻地摇摇头回答道：“不可否认，象吃白食之类的勾当我差不多已经不在乎了。我到底在卖酒的柜台后面站了十年了，上帝都知道弹子房并不是一所星期日实习学校。按照我的经历我应该是世界上嘴巴最刻毒，心肠最硬的人。可是我并不这样。我天生不是这样的人。温和是我生来就有的另外一种天性。”沉思一分钟之后，他补充说：“又何况我已经在相互赔偿保险公司保了盗窃和钱财遗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