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温·斯特里马特(1912—)，德国作家。曾任民主德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作品有长篇小说三部曲《创奇迹的人》、小说集《一堵墙倒塌了》等。
随想录
——给艾娃我无条件地相信科学家，正如我绝对相信诗人一样，因为我认识到，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是一位潜在的科学家，而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又都是诗人。同时，每个真正的科学家都知道，他的种种科学假想，实质上都是些朦朦胧胧的，诗意盎然的预感，而每一个真正的诗人也晓得，他那些朦胧的预感实则是一些尚未得到验证的科学假想。然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容别人搅乱自己的头脑，而且他们很可能认为，他们彼此之间是截然相反，毫无共同之处的。
独自一人，形单影只——寂静在歌唱。
我窗上的那只花朵，有绿色的叶片衬托，但是它却不断努力，想借助那几片红色的花瓣来充分表现自我。
我观看了一出话剧，它已经问世十五年了，而且是我自己写的。人们在我面前展开了那张已被我抛却的旧皮。横在我眼前的是一张物化了的，已被抛却的思想与语言的旧皮，它已同我毫不相干。因为目前我披的是一张思想的新皮，我正把这些思想形之于语言，而且希望，有朝一日也把这张皮抛掉。
也许我也是一只蜘蛛，喏，正象那个从树上倒挂下来，象攀着一根绳索似地蜘蛛一样。也许我也正在织着一面细网，布置着一张蛛网似的圈套，也许我的一些同代人会在我的织物面前留步，对它表示赞叹，而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有碍视听的讨厌的干扰。
一粒原子同另外一粒原子结合形成了人，而且企图在这一形态中获得一些有关自身的知识。
一旦这两个原子再度分裂，那么这知识将在何处安身呢?它是否会在每个原子中留下一小部分?或许，只是在原子的结合中才能产生经验?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岂不就成了臭召昭著的deus ex machina，机器造神论了吗?
可爱的女伴，随我投身于宁静中去吧。那里安放着一块未经雕琢的巨石，让我们一块块敲下来，赋于它们以思想和曲调，并以这种方式为人们造福吧。
我觉得，似乎还是在幼儿时期我便听到过一种声音，确切讲是一种声调，我的声调。于是在这五十年中，我一直在乐队的演奏声中，在最简单的短歌里，在潺潺的流水声中，在风儿的呼啸里寻觅着它。它忽东忽西，然而我始终未失去单独遇到它，听它单独为我发声的希望。
谁有好的情节和结尾，谁便能写得十分简洁；谁没有这些，谁便只好用华丽的词藻来装点自己的作品。
谁有生活理想和实现它的计划，谁便善于沉默，谁没有这些，谁便只好夸夸其谈。
谁善于爱，谁就能爱，不善于爱者，只有来谈论爱，并要求别人的爱。
当草穗上还沾着七月夜晚的露水，太阳从森林背后冉冉升起时，我幻想着茫茫的雪原。生活似乎欲向我指出，我是多么异想天开。
我在清晨的薄明中聆听了林中百灵鸟的歌唱。我弄不清，这是它的第一段晨曲，抑或是它的夜歌的最后一节，我只觉得，百灵鸟的歌声已被我不再为虚度的时光懊丧。我对自己说：“无论是清厚伊始，抑或是夜之将止，在任何时候，甚至是在临终的前夕，都可能作出重大的建树。”
为了白日里看到星辰，我曾透过矿井的通风孔仰望天空。在疾病的渊底我懂得了自己日常生活的幸福。
我感到幸福，是当我发现我生活中的最美好的时刻正在延续之际，而不是在此以后，在对比和回忆中认识到它们的时候。
如果我有时不保持沉默，我便听不到生活对我的要求与期待。
我走在祖国的草地上。我的童年与青年时代已在这里化为片片飞絮。当时我对周围的一切懵懵懂懂，也感觉不到生活要求我什么。现在我意识到了这种要求，然而我是否会因此而变得更幸福呢?
“我应当做什么?”我问。
“你应当做有益的事。”有人回答我。
“什么是有益的事?”我问。
“有益于社会的事。”有人回答我。
“不，”我说，“我的志趣所向即是有益的事，但我须把它做得尽善尽美，以使它成为社会的需要。”
关于欧洲越桔。
你这长在一棵非草非木的矮小植物上的小小的蓝色果实究属何物?能否把你看做向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谁知道呢，或许有朝一日，当我的机体中构成你的物质用尽时，我会贪婪地向你俯下身，而且说：多么香甜啊。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生活目的，然而我的目标是独一无二的，除我之外，任何人也难以达到。我试图架起几座通向这个目标的优良风尚的桥梁。
我望着我的父辈们说：“生活正在结束!”
我望着我的孩子们说：“生活方才开始!”
我望着我的内心深处，既感觉不到开始，又感觉不到终了。
关于友人之死。
当你眼看着那个曾与你常共欢笑，在生活中休戚相关的人故去时，你会怀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愿望，并会守伺着死者的极其细微的信号或颔首，并把它们当作警告或召唤。
人们的面貌实质上是生活的记事簿。其中的记载是用金石文字镌刻而成的。随着年事的增长，我对它们的认识越来越深；我猜想，预言家和先知们是精通这门艺术的。
我的童年的国度并非远处天涯海角，它就在我心中，谁也未曾将它拿走，只是不易寻得通向那里的道路罢了。
一旦我的时辰到来，我愿在五月中的一天离去。
当我大约三十岁时，我对自己说：“我在这里，那就是说我为人所需。如果我较少地注意那些暗示，那些窃窃私语和种种劝告，那么将会明了，我为何呆在这里。
喝酸奶的人往往会怀着嫌恶的心情避开吃臭鸡蛋者。
民族主义。将有那么一天，我们的后代听到这个词时，会象现在我们谈到家族间的敌视或血仇那样迷惑不解地耸耸肩。
十一月的一天。最后的玫瑰在你的园中怒放。乌鸦从树头飘落在灌木丛上。树叶凋零，不断地向下落着……不是风儿把它们吹落的，是雾气将它们带下来，轻轻放在地上的。最后的玫瑰在你的园中怒放。我注视着它，以便把它保存下来。
我深知精神生活的不变的法则，但是往往会在忙乱的日常杂务中加以忽略，正如身处闹市望不见市政大厦一样。
我正在使自己养成一种习惯，每着手去做一件事情，首先要检查一下：是否虚荣心在驱使我去做它，倘若我的动机中掺杂着虚妄的东西，我便拒绝去做它。
传授已有经验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依照它去生活。
如果我的行动举止象一个人的话，那么无论何时、何物都勿须去追求，一切都会自动来到我身边。
一只金色的黄鹂在我窗下那棵老爆竹柳的枝头飞来飞去。它在那里忙碌着，那里有它的巢。爆竹柳可以没有黄鹂，但黄鹂却不能没有爆竹柳。黄鹂是老爆竹柳的金色幻想。
草地上开满了鲜花，可牛群来到这里所发现的却只是饲料。
我异常激动地站在树下，仰望着上方它那看来似乎是杂乱无章的枝叶。但是它却未察觉我心中的狂澜，径自地喧闹着，生长着。
我仅根据一点，即能辨认出有知识的人来，那就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要，他们永远甘愿忍受肉体上的饥饿。
在院子的篱笆旁有一堆掺着砂子的粘土。一些野芝麻籽落在了上面，于是那堆土便唤起了它们的生命。早春季节，野芝麻开了花，它们的花儿引来了蜜蜂和丸花蜂。嘤嘤的蜂鸣对说来不啻是远远的管风琴奏出的音乐。于是我便写下了这几行。写下的东西正是来自我家篱边的那堆掺着砂子的粘土……
与狼同栖，便会狼号，然而却须谨防那么一天，当狼听出这虚假的狼号时，会把假狼吃掉。
沉着即是力量，它使我有可能在生活的袭击面前站稳脚。
如果我依然忠于自己，我便可以不顾忌我的敌人。他们会象吸血的壁虱一样，从我身上自行脱落。
对于争论的双方，我更同情那个承认自己的对手也可能有正确观点的人，而不是那个嘴上挂着白沫坚持认为自己正确的人。
只是在别人求我，我才会提供一些建议，即使如此，也是慎而不慎地。因为经验正如旧衣一样，对别人很少是合身的。
我的一位在乡下长大的邻居失去了天生的判断气候的能力，他常听广播中的正式天气预报，并且由于预报不准而气恼。我的祖父也常因自己对天气的判断失灵而生气。我问自己：“这二者之中谁是在往好的方向转化呢?”
每当我讲起外界影响时，我的朋友便挥手避开我。“别谈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吧!”他对我说，甚至根本未曾意识到，他在自己的生活里怎样经常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他的行动很少是完全符合他本人的观点和意愿的。
一张精心编制的人生的残酷与苦难的清单，倘若未经某位但丁把它变作往事的描写的话，很少有助于净化人们的灵魂。
关于八十三岁的老人：这已不是一张人脸，而是人世沧桑的浮雕。
无论大地裹着多厚的云层，飞行员总能见到太阳。我不是飞行员，但是我希望，至少能使我的思想不至在地上爬行，而是在空中翱翔。
每一个离去的人都向我呼吁：利用你的生命吧。
不管这乍一看来多么没有意义，然而我的年龄越大，便越明了；要善于等待。
年轻时我对生活曾有所期待，现在我则只期望于自己。一旦我对自己不再有所期望，我即使还活着，也将成为死人。
人们常谈论黄金似的青年时代。可对我说来，我尚能在世上度过的余年已日益成为优质的纯金。
我认为，当我们用炸弹与火箭来代替牙齿和利爪来充当武器，而且犹如猛兽争夺肉食那样，为了一小块土地而互相残杀时，我们便无权把自己称作“文明的”。
至高无上的幸福——进步万岁，但是目前我们尚不能担负起一根细小的树枝的工作，尚不能不用植物的种子，仅用矿物质、泥土和空气来制造生长在这根枝条上的绿叶。一切都还有待于将来，我知道，我知道!
夜间在我睡眠的时候，没有我的参与，一切都在照常进行。大地这位老太婆正在工作。她不让她身上的法衣，即我生活所必需的空气飞走。这就是说，她认为，我的存在，我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她用大气的压力和地心吸力使我紧贴着她，她生怕失去我，甚至我的骨头，甚至它们也是她创造新事物所必需的。
物体在燃烧、腐烂、分解成若干组成部分，并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但是它们仍存留在我所在的星体上，并随时准备进入新的结合，形成新的物体，成为我能见到的新的形态结构。
当最后一辆拖拉机离开林间的道路，当邻居们各自回家，当一轮明月照耀大地，雁群欢迎着它的时候，我望着这轮回旋转着的种种异己的世界隐约地感到，一个渴望飞向群星的人须要克服多少孤独的崇山峻岭啊。
当初我们曾在一棵棵树木之间架设我们的路。我们从原始森林的树梢上消灭我们的敌人——野兽，并且开发了地球。
为了我们的文明，我们摈弃了过去的树木之间的道路，为了我们的文明，依我看，我们消灭了在地球上居住的可能；于是我们现在便在估量：能否在同温层中生活，以便在必要时离开地球。
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似乎是一粒微尘。而且永远是一粒微尘。阳光落在我身上时我亮一亮，阳光继续移动时，我便重又不为人所见了，但是我存在着。
窗户是同我们的文明水平相适应的岩孔，椅子是石头，柜橱则是岩石上的壁龛。杯盘碗碟是仿照伸平和捧起的手掌制作的器皿，甚至叉子也是模拟的伸着五指的手掌。有时，没有以此为职业的专家的帮助，而将什物所依据的典型加以恢复，使我得到很大的乐趣。
风向我证明，距这里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产生的运动达到了我这里。
地球不是在简单地旋转，它每转一次都在宇宙间改换一个新的位置。每一个昼夜都产生一种新的星象，而我则犹如日本人画的金鱼一样，象在身后拖着轻纱般的尾巴那样，拖着自己的陈旧的思想。
当白昼尚未到来，连鸟儿的歌声也还未能使我头顶上的空气颤动时，我觉得，似乎那股在我脑中形成思想的力量，异常猛烈而迅速地对我起着作用。
目前促使人们同其他星球建立联系的不仅是旅游者和研究人员的热情，而且还有对自己同类的恐惧。好战的思想家向往其他星体，归根结蒂是为了从那里控制地球。如果他们得知，地球早已受着星外居民的统治，该会有多么失望啊。
对周围的世界尽心竭力而又专注地进行观察，同时又不抱个人目的是不容易的。但是当我完完全全做到这一点时，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多么美好的欢乐的源泉啊!
土地的表层是由没有生命的物质，即由死去的植物、死去的动物和死人形成的，我们是在它们上面度过自己的一生的。
雨后笼罩着草地的雾，同风一样，来自远方。它们欢迎我，并使我忆起那时经常被我忘却的遥远的地方。
文明，自不待言，具有自身的优点，但是人不善于驾驭它，虽然他自己创造了它。用石斧杀死你，还是用原子弹，反正都是野蛮行为。当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文明的种种疾病，由于陶醉于城市街道上的速度而死去时，医学和生物学为延长人类生命所做的事情便不会获得显著的成效。
在大城市，人要为他每日所需的水，为呼吸一个月的新鲜空气，为看一看野兽而付钱。他在十字路口要钻入地下，以免被由他的双手制造出来的汽车轧死。尽管如此，他仍在赞扬文明。“他这是怎么回事，他急于赶往哪里去?”
我愿意看到的艺术作品不是那种花瓣很多，往往没有香味的园中玫瑰，而是生着五个花瓣的芳香馥郁的野蔷薇。
在我很小的时候，动物就像我的兄弟一样，它们不会讲话并未使我为难，因为我同孩子们交往时，也是不讲话的。
但是随着我的意识的发展，我同动物之间的距离也加大了。当我年事稍长，而且克服了我的意识在我身上培养起来的高傲自大之后，我重又获得了将我同动物联系起来的东西。
在我的窗后有一堵墙壁似的森林；一大早那棵小白桦便同我谈了起来：可以作一棵树，一棵树中之树，但是要作一棵如此鲜明，闪闪发光，诗意盎然，使这位画家，这位列维坦列维坦(1861—1900)，俄国风景画家，作品多表现自然景物，作品有《小白桦树林》，《金色的秋天》等。一见钟情的树。
每到傍晚日落的时候，一株老松有时会反驳白桦的自夸：你把自己看做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你生长在松墙的前面。我若有桦树林的映衬也很好看，象目前日落时这样，特别鲜明。顺便提一下，某位列伊斯季科夫列伊斯季科夫(1865—1908)，德国画家，爱画松林风景。是赏识这个的，他也是位画家。
树下的绝对宁静的时刻。多么荒谬啊!我脚下长着青草，土地也在变化，我吸进的每一口都是我肺中从未有过的空气。
大城市里的窗台上的花盆，使我想起某个时期朝圣者随身携带的装着故乡的泥土的袋子。
在我们这个科学时代，嗅觉首先是对人的一种妨碍，而且看来它也越来越迟钝和衰退了，因为各种气味已变得异常令人厌恶。
到处都是循环。一个人穿过街道，这可能是一个事件的开端，也可能是它的结尾。
皮乌克列尔公爵皮乌克列尔公爵(1785—1871)，德国风景公园的创始人。命令在他的公园里每栽一棵树，便在树下埋一头死羊，以使树木生长得茂盛，并为他带来死后的荣光。
其他的封建主和统治者以牺牲别人的性命来建立自己身后的哀荣。
让我们歌颂那些为了身后的荣誉牺牲自己生命的人吧。我将画家们归为这一类人。
我感到我的任务是取得有关自己的知识，这就是我的本质，我在这里逗留和存在的目的。
我带着安然有序的思想睡去，又带着纷乱的思绪醒来。我应当控制自己夜间的思维。
人们的欢乐正如鲜花盛开的植物在自我体现过程中所产生的，未曾料到的结果一样。
真正使我们激动的艺术作品是无意之间在画家寻求自我体现的过程中产生的，对此我坚信不疑。
将自己的全部时间、全副精力、所有的幻想统统注入自己的作品的画家，往往会在身后取得盛名，虽然他并未追求这一点。如果画家生前即享有盛名，并加以滥用的话，他便会立刻跌下他的宝座，这就是他与其他统治者的区别。
从今以后我要从容不迫地工作，正好像我的暮年已经来到，正好像我是在陈述我准备带入坟墓的思想一样。
几只羽毛已经丰满的雏鸟围在老椋鸟的身边是那样拥挤，以致一只雏儿从巢中跌落了下来。他本能地展开双翅，不无快意地向草地滑翔过去，直落在它的蜿蜒、爬行着的食物上。我想，此刻生活为椋鸟预先所作的安排已经实现，它从老椋鸟身上分出一小团蛋白，放进卵衣，用蛋壳封好，而后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送入世界。然而我脑中顿时产生一个想法，我曾见到它的初次飞行的年轻的椋鸟也会生出几外雏鸟。于是我认识到了生命的循环，从而领悟到，生活所要求的东西，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了。
倘若早晨没有给我带来我所需要的东西，我便向中午讨要。
常躲在朗朗的语声之后的人是惧怕静谧的。
我经常久久地审视着事物，直至它们开口同我讲话。
雨声淅沥，伸手不见五指，但这仅仅是一个地方的居民的感觉。
时光郁郁地流逝，没有任何安慰，但这仅仅是我的感觉。
在这种感觉的背后存在着生活，它期待我会象幼时一样，找得到填补每一个小时的东西。
在自己动笔以前，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有人对我说，一个初学写作的作家应当从读书中得到启发。但是我很快便明白了，依照这种劝告，贯穿在我作品中的尽是别人的思想。我不喜欢这样做，于是我便不再多读，而且开始观察丰富多采的生活。这比读书要困难些，但是却使我学会了独立创作。
我常问自己：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们承认文学人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性，甚至把他们选作自己的对话者，但是却否定神灵的存在?
结果是，写在纸上的神灵在生活中起着不小的作用，而且文学作品，无论这多么令人费解，竟成了一种独特的神灵的咒语。
有时，一天的内容被一张厚皮似的刻不容缓的事务严严实实地遮住了，我须要用顽强的意志作为刀子把它刺破。
每一个早晨都与其他的早晨不同，即便这只是象葡萄藤上的须子那样的微小变化，那须子在一夜之间生长出来，现在已能从我的窗口望见它了，或者象那矮小的菟丝，昨天还含苞未放，而今天却开了花。与昨天早晨相比，今天早晨成千上万的事物已完全变了样。我也完全是另一个人了。
午夜时分起了风。它时而平息下来，在屋顶上沙沙作响，时而又向着树木一阵阵地猛吹过来，夜晚充满了窃窃私语。我俯耳细听，但什么也未听懂，在那天晚上我未能了解到，大自然想要告诉我什么。
我环视四周，寻觅着新的房址。因为有人说：新房即是新的青春。但是是否有人在另一个地方说过：打量一下自己吧，看看自己的内心，那里是否已长满荨麻和滨藜?
我遇到过一些青年，也遇到过一些成年男子，他们认为，在生活里就像在化妆舞会上一样，只须化上妆，使自己的举止“象一位艺术家”，便能成为他；他们对艺术家的概念是从小歌剧中吸取来的。
我乘着快车从各个车站旁飞驰而过，连车站的名称都未能认出，一路上几乎自始至终都未弄清我在起点与终点之间的什么地方。当心，我想，不要在生活中也如此度过。
我们常在小说序言中读到：“同真人的近似是偶然的。”对于我的每一个早晨都可以加上这样的卷首语：“今天的早晨与昨天的近似是偶然的，是旁观者的错觉。”
夏天来到了，空中响彻了林中百灵鸟的歌声。而我心中却不胜悲酸，在我的血液中似乎有象征死亡的鞭毛虫在游动。
我的节日是当我感到我的工作得以成功，我得以同艾娃和好友们，主要是同艾娃，谈论生活、艺术，以及工作的时刻。
有时，当我的某个同志去世时，我常常求助于这样的安慰：我们都是水面上的气泡，都是注定要消失的。一些漂亮的气泡变换着色彩，另一些则在体积上大于我们，但是大家都要恢复自己的自然状态，而我暂时还在水面上呆着。
树木是一些有耐性的生物，它们伫立在我的窗前守候着，它们勿须去寻找食物，它们满足于土地所提供的东西，它们怀着希望看着我，相信我不会把它们做成柜橱和箱子，也不会用它们来烧火。但是我却从它们身上榨取诗的汁液。
我的年事愈高，我对幸福的观念便愈显得狭窄。现在只剩下了一件事：写作。不是“我要写”，而是“我应该写”。再无其他选择。
我有一个隐秘的愿望——要这样生活和工作，以使我的精神上的继承者在翻弄我书桌的抽屉时，不致这样说：他在生前已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我不愿将我的书强加给读者，也不愿在书中说明任何东西。最好是，在读者读过我写的东西以后，能对自己说：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只是不会说出来，他这是从我这儿偷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