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里普·鲍诺斯基（1916—），美国作家。是美国进步文学运动的活跃分子。《桑树街的一年四季》是作者的一篇随笔。

桑树街的一年四季

秋天

桑树街上到处都搭起摊棚来了。

从一清早，这条街上就砰砰地搭盖起来。我躺在床上听见军乐队敲打着《灿烂的星条旗》美国国歌。、《蒂颇瑞》、《上帝保佑美利坚》的曲子走来走去。我起了床，把头伸出窗外。这个乐队的成员大多是些上了年纪或是中年的意大利人。这些人没头没脑地在街上走着，两眼紧盯着乐器上夹着的一张小纸片，上面是乐谱。

他们身后小女孩子们穿着第一次参加圣餐式的白衫，男孩子穿着黑裤子白衬衫，臂上结着绸花。他们拿着尚未燃起的大蜡烛。后面是童子军。再后面是人们抬起的石膏制的圣像。那是圣·吉娜瑞，四个人吃力地涨红着脸把她用一个木台抬着。一串串用大头针串起来的纸币披在圣·吉娜瑞的身上，从肩上直垂到木台。妇女们在胸前划着十字。

圣·吉娜瑞石膏像的脸上显出温文和蔼的神色。就在穿过这个贫民窟的时候也仍然如此。她歇了一会儿，好让抬她的人也休息一下。那石膏像上涂绘出来的蓝眼睛怔怔地盯住垃圾堆里的一只老鼠，那堆垃圾在人行道上还没有收去。

当我晚上回家的时候，这条街简直都认不出了。真是灯火辉煌啊!头上是巨大的玫瑰花形的花灯，闪闪放光。烤肠，胡椒，奶油饼的香味四溢，大大压过了这条陋巷里的臭气。小贩在吆喝。摸彩的轮盘转个不停。大批金鱼在等待人们去赢得。成瓶的威士忌酒等待着幸运儿去痛饮。今天早上在这里巡行的圣像现在放在一个小教堂里。四周烛火缭绕，那块用纸币做的披肩也愈发长了。

横跨街心的木台上，一个妇女手把着麦克风唱了起来。

住在六层楼上的妇女们探出窗口俯身望着她。

人人都笑容满面。

两个十六七岁的意大利孩子。

一个说：“那么说，你妈妈已经签字了。”

“签啦。”

“小子，这下子进去你可不用想出来了。”

“是啊!是那么回事，怎么也出不来，除非你在警察局里有存案。”

可是他才十七岁——他们在警察局里有存案的机会不多。

他们互相道别。各自跑回自己陋巷的门口不见了。

可是明天——都成了海军陆战队。

我把鞋子送到一个意大利鞋匠那儿去修理。

他房间里长年摆着一只许愿的祭杯，点着一支土黄色蜡烛。祭杯后面挂着一张相片，是他的妻子躺在棺材里的遗容。

他用带有病容的眼睛望着我。

“我等着这双鞋穿。”

“我病啦，”他说，一边谦逊地指指自己。

“可是我真等这双鞋穿。”

他点点头。当我再回去取鞋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把被单、枕头套和内衣收拾在一起，送到自动洗衣房去。

我称一称这包衣物超过了九磅，我拿出两双袜子，一条短裤，正好九磅。机洗一次就是九磅。我不愿为一双袜子，一条短裤再多花三角钱。

我同洗衣房老板商量说：“让我把这些也放进去，怎么样?”我拿出袜子和短裤。“不行，”他说，“你还得再出一份钱。”

“那么这些怎么办?它们可以一道洗的。”

他摇摇头。我把它们塞进了口袋。

敲门声……

朋友们的敲门声，从容而又自信，推销员的敲门声既不太重也不太胆怯，在这两者之间。警察敲门是一阵子合法的猛打!联邦调查局敲起门来彬彬有礼，可是又鬼鬼祟祟。爱迪生电气公司收账员敲起门来——又凶又狠，神气活现，就象警官一样。

再有就是那万无一失，一听就听出来的房东敲门声。现在就正在敲了。

我把电灯一关，屏住呼吸坐在暗中。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之间只有一门之隔。我坐了好半天，才开了灯。

即刻敲门声又响起来了!“给我准备好钱了吗?”

可是现在水管子坏了，也轮到我跑到房东的住处去找他。我敲了门。一点声息也没有。我再敲，再敲，不断地敲。我走到外边等着。

最后他终于出现了。

“哦!”他说。

婴儿车都锁在楼下水管子上或锁在铁栏杆上。有时候在院子里，有时候就在人行道上。

妈妈们实在没有力气把婴儿车拖上六层楼。

这天晚上，有几个喝醉了大学生打开一辆锁住的婴儿车，就在街上推着跑。一个大学生象孩子似的手脚摊开趴在车子里，两腿荡在外头。

明天早晨，这些妇女们一定会把这件事向我讲个不停。

冬天

雪——厚实的雪，风度如昔的雪!无限美好的雪。桑树街真变得令人难心置信——刹那间它变得那样晶莹洁白。每个太平梯都镶着白边，铺着一层层白色的踏板。铁梯上平日埋没在一片灰沉沉的花纹一下子突然现出来了。雪贴着窗子堆了起来。

第二天我冻得发抖，诗意全消。

住在这儿真象住在冰箱里一样。

天气真冷!这个礼拜气温两次降到零度。我把我所有的上衣都压在床上，穿着衣服袜子睡觉，还把围巾围着脖子。尽管这样，夜里寒气迫人，还是把我冻醒，我缩成一团，全身发抖。清早，我勉强张开迟钝的眼皮，它好像只能张开一条细缝。我小心摸摸鼻子，试试它是否还安然无恙。

起床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要等到煤油炉子燃起，当那第一次热波出现，你用手抓住它，向全身搓揉。这般痛苦的时光是多少难捱。

随后打开当日的报纸一看，就在同一个夜晚有一家煤油炉爆炸，布鲁克林贫民区的一户人家就这样死于非命!

坐在厨房里看报，呼吸着煤油炉里的毒气。真差不多快要坐到火炉盖上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觉得越来越心灰意懒。突然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一阵不知那家孩子凄惨的、倔强的啼声，好像永远也哄弄不住。

甚至于那妈妈也不想去哄住它了。一种深切绝望的心情笼罩我的全身。不仅是由于这陋巷里的啼声。而那哭声好像是来自漫长岁月里一切我所熟悉的那些贫困家庭中无法抚慰的孩子们。

这种沉重的压力盖将下来，真将我的头脑难以承当……

我在写文章，可是这座房子里的一切动静我都听得见。每天这位年轻的母亲登上楼梯。臂膀里已经满是大包小包的人，她有一个两岁的男孩，要让她抱上六层楼。他坐下来，哭号不止。她求他自己走。

她是个白人，她丈夫是个黑人，她到底把他抱到我这层楼来了。他坐下哭。她又在求他，他一跃而起，冲了出去一把抱起孩子，飞快地把他送上六层楼，把他放下。当我冲下楼梯中途遇到他的母亲时，她说“谢谢你”，我说了声“不要客气”，就冲回自己房间，关上门，伏在打字机上不住地喘息。

我写到哪儿了?

外面响起了小心翼翼的敲门声，我开了门，两个修女捧着一个小盒子。

“我们替穷人收几个钱。”

我微笑着摇摇头，闭上了门，她们敲我隔壁的门，“我们替穷人收几个钱。”

我听到了几个硬币的响声。

我本来以为再没有比这儿的人更穷的穷人呢。

同一天又有人敲门，这一次可是大模大样的敲打。我开了门。一个彪形大汉站在门口，看上去好像是一个专业的拳击家，“我是从康爱迪公司来的。”他说。

“是吗?”

“你还没付电灯费。”

他并不征得我的同意，照直就往里闯。他知道怎样装腔作装，他知道住在贫民窟里的人是没有任何权利的。

“有付电灯费的钱吗?”他追索地问。

“没有。”

他朝电表走上一步。“我要把它剪掉。”

“你把它剪掉，”我告诉他，“我就把你的脑浆砸出来!”

他转过身就朝门外溜了。

但是我总算有灯用了。

莫特街紧邻着桑树街。我在那条街上一家杂货店里买了一瓶牛奶。今天是星期一，杂货店老板把奶瓶往纸袋里一塞，我就把它带回家来了。我喝的时候，奶是酸的，我才注意到那是上礼拜五的牛奶。

我气恼极因为这个人过去也常欺骗我。臭鸡蛋、陈面包、生了锈的罐头。当他在我那几分钱里打主意的时候我非常熟悉他眼光中那可恶的诡诈。

我懂得穷人的心情，我懂得贫穷怎么会逼迫他们在自己人之间你欺我诈。就象现在这样。我气极了，真想冲回去把牛奶瓶子摔在他的脸上——但是，突然一种极端厌恶的心情油然而生。我厌恶这种贪婪，这种卑贱。我鄙视这个杂货店，我恨我自己。我大大地震动了：这件事对我竟有了这样大的影响。

我要赶快把我这个感觉从头脑里赶出去!

我把牛奶扔掉，喝杯水算了。

我所要忘记的是居然有这样一个社会存在，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习以为常地彼此相欺，并以此为生活之道。

这些年轻人，常常在街头一站。他们从来不工作，但是他们穿着很讲究的衣服。他们有汽车。他们上教堂。对于生活他们自有一套古怪的论调。当圣·吉娜瑞的仪仗队走过时，他们在胸前划十字，而且向圣者车上放钱。

我走过他们的身边。

他们之中有四个人后来会被和他们一样的人用枪打死。桑树街往东一英里的地方将在报纸上被称为“谋杀街”。

我带着孩子般的无辜和赤贫所给予我的安全在这群帮会分子之间来去!

一阵骚动，两个警官在死追一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窜进一家门口急忙想把什么东西吞下去。可是太晚了，他被抓住了。他们掐住了他的脖子叫他把吞进的东西呛出来。随后就拿着这吐出的宝贝。

那是吸用的毒品。警官把它同犯人一起带走了。

可是你不用担心。那些中学生是不会没有带毒品的香烟吸的。明天就会有另外的人代替这个被抓走的人。

春天

一个波多黎各父亲和他十岁的儿子在失业救济局。办事员问了几句话，父亲转身望着儿子，儿子用西班牙语把办事员说的话翻译给父亲听。父亲回答后，孩子再把它翻译成英语讲给办事员听。随后又是办事员说话，孩子把他的话翻译给他父亲听。就这样翻来翻去。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种景象——怕有好几代以前了，犹太孩子给爸爸当翻译；波兰孩子把波兰语翻成英语，再把英语翻成波兰语；意大利孩子翻译着……现在这个西班牙孩子又再翻给他父亲听，怎样在失业的情况下生活。

翻来翻去，最后，总算办完了。“嘘”，这个孩子如释负重地吹了声口哨。

就在外边的墙上，用蓝漆涂抹的大字赫然在目，“不要黑人，赫斯树街帮会。”

下面画了一个骷髅，两根交叉的骨头。

我在楼梯上时常遇见这对年轻夫妇。他们新婚不久，两个人都还是学生。

有天那个小伙子问我，我是不是某某人，有没有写过某本书。

我说是的，正是我，我写过那本书。他望望我，好像在问，但是没有说出来，“你在这儿干什么?”

突然，他们有了一个孩子。

有一天，这个小伙子——现在是父亲了——叫住我，“我希望你不把《工人周报》掷在废纸堆里，联邦调查局的人来找过我……”

我看上去是又羞愧、又不安。

“我怕打破我的饭碗……”他坦白地说。

这使我很难过。

一个小流氓站在一个年轻学生面前，这个学生看得出来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他正在一家所谓时代前驱的书店橱窗前浏览其中的书籍，卡夫卡，凯克加德，埃兹拉·庞德，艾略特卡夫卡是奥地利作家；凯克加德是丹麦哲学家、作家；埃兹拉·庞德是美国印象派诗人；艾略特是英国诗人、批评家。……他红着脸，在身上一个口袋一个口袋地掏，想摸个钱币出来。那个小流氓倒很耐心地在旁边等着，说了一句，“掏掏后面的口袋看。”

最后，这个学生终于摸出一个硬币，递给那个流氓。他低着头，脸通红，就象做了甚不道德的事被人发现似地急忙走了。

那个小流氓对他行了一个讽刺的道别礼。

我冲下楼梯，身边擦过一个妇女，也正走下楼梯，她抱着一个孩子。

外面阳光充溢，清新可喜。 当走近地下铁道入口的时候，我踌躇不想进去，不想把自己塞进这个黑洞里去。刚才我所越过的那妇女现在又从我身边走过，走进这个地洞里去了。

过了一会儿，我向阳光再看上两眼，也下去了。她在楼梯脚旁。孩子睡着了。

“您有一个多余的辅币吗?”她问我，“我本来有一个，可是弄丢了。”他把手伸入衣袋来证明她本来是有的，但不幸丢了。

“没有，”我回答说，一边给她一个两毛五的银币。

“谢谢你，”她说，“请把你的地址告诉我，我明天给送去。”

“算了吧，”我含糊地说，赶忙走开。

我怎能告诉她，我们都同住在一个地方啊?

负责打扫这所房子的一对夫妇年纪很老了。干起活来慢吞吞。我每次碰到老太太在擦洗楼梯时总感到十分难过。他们就住在地下室和老鼠做伴。

很久来，一直有两条讨厌的狗摇摇摆摆地到处跟在他们身后。他们走到哪儿，两条狗就跟到哪儿。

今天，这位老妇人突然带了一头活泼的小狗崽出现了。她在狗的脖上套了根链条，她到哪儿去都随身带着它。看样子，这条狗要带着链条终此一生了。

我问她这小狗儿叫什么名字。

她带羞地说，“宝贝。”

所有的这些孩子们都挤在莫特街上，真是热闹非常啊!杂货站挂起彩旗，上面写着：“柯拉瑞白将于午后一时在此出现。”

我不知道柯拉瑞白是谁，但这些眼睛亮晶晶的住在贫民窟的孩子们都认识她。

另一条彩绸上写着他(或是她)是霍迪·都迪Howdy-Doody没有什么意义，只是招呼时的一种口语，后来成了美国电视节目中一个广播员的名字。的朋友，两人都是阿克杰斯吸尘器公司的朋友，这杂货站正经销这家公司的吸尘器。而今天是他们开张的日子。

莫特街看去现在就用得着吸尘器了。因为下过雨的街道比平时还要泥泞。但孩子总是孩子，他们都在这里挤成一团。有六个警官在维持秩序，有一个巡官在大声吆喝道：“要是你们不安静下来，你们什么也看不到。”

一个挺着大肚皮、面孔活象漫画家笔下力大如牛的巡官在主持会场。他那粗大、惯于挥舞警棍的大手在孩子们背上拍拍打打，要他们站好——简直要把孩子拍个跟斗。

哥哥姐姐带着弟弟妹妹赶来看热闹。他们把弟弟妹妹扛在肩头，虽然什么都还没有，可是大家都已经眉开眼笑了。那些年老的意大利人露出惊愕的谦逊的微笑。他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摄影记者们钻出钻进，爬上屋顶，有个记者在这家杂货店的房顶上招呼着孩子们朝他看。这些孩子们好像受到训练一样，一听到招呼都抬起头，还都带着笑容，挥动手臂。记者把这些摄入镜头。

可是柯拉瑞白还没有出现，警官拦出一条道路，我们这些人站在马路上引颈翘望。到底他(或她)是坐车来呢，还是从天而降?

突然她出现了!她一直就躲在那家杂货店里。可是正在这时候，一辆垃圾车停下来，正停在我与柯拉瑞白之间。它停在路中直到把垃圾收完。在卡车那一面的人不时大笑，可是我一点也看不见柯拉瑞白在干些什么。

垃圾车终于走开了。孩子们都高兴得叫喊起来。柯拉瑞白一直没有说话，手里拿着一瓶蒸馏水，朝大伙儿身上乱洒。她也洒在一个警官身上，警官厌烦地用手挥开了。

柯拉瑞白是滑稽的小丑。

有一个伶俐的小伙子拿着一流动的扩音器问柯拉瑞白是怎样来的，是不是坐飞机来的?柯拉瑞白把屁股一扭，表演起她是怎样着陆的姿态，大家哄笑起来。

她忽然拿出一张报纸给我们看，又把它撕成碎片，然后把它展开来，奇妙地又变成一张完好无缺的报纸。

“什么时候了?”那个小伙子问。

“是霍迪·都迪的时候了!”孩子们尖声回答说。

“唱吧，”他说，于是那颤抖的声音扬声唱了起来。

是霍迪·都迪的时候了，

是霍迪·都迪的时候了……

“你们要买什么牌子的吸尘器呀?”

“阿杰克斯，”他们回答说。柯拉瑞白快活地跳跃个不停，孩子们也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竟能使她这样快活。

夏天

是夏天了!冷天里寒气把垃圾冻结住。可是现在它可蒸发成熟了……夜晚我坐在打开的窗口看书，到后来，还是不得不把窗子关上，但臭气还是钻进来。

已经很晚了，我突然听见大股的水喷射的声音。我往外一看，不知是谁把救火水龙头打开了，自来水大股地往外倾泻。孩子们排成队朝那倾泻得最猛的水柱钻去，他们穿着游泳衣，有的就穿着衬裤。

波斯顿警察也排在队里，当轮到他的时候，他冲上前去把脑袋往水柱里一钻，猛吸几口，然后又赶紧站到队里，再等下次轮到他。

住在隔壁的那位春天刚生了第三个女儿的意大利太太，把房东臭骂了一顿。什么地方又出了毛病，于是房东带着她的那种职业性的不在乎的神气光临了。

“噢!”她厉声地喊道：“对你反正什么都‘不要紧，不要紧!’那是因为你毋需住在这儿!”

房东就对我诉苦，说房子也并不属于他，而是属于他“上边”什么人所有。是上帝吗?

他也是意大利人，自己担当修理房屋的工作。他说：“派利·柯莫是个规规矩矩过日子的人，不象弗兰克·西纳特拉派利·柯莫和弗兰克·西纳特拉都是美国著名歌手。……”

我发烧了。我沿着迪兰塞街回桑树街家里，经过“谋杀街”。

我听见一声急煞车的尖响，随后又砰的一声。汽车在离开一个伏卧在地的犹太老妇人不远的地方停住。她的衣服拉到了膝头，她的钱包也撞开了，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她一条腿好像断了，神智昏迷，血——老年人那种贫乏的血——稀薄地洒在地上。

一个约摸十九岁的青年用闪光灯照个不停。她现在呻吟着转动了一下，他又急着抢上这个镜头。等那姗姗来迟的救护车医生，弯着身子检视她身体的时候，他又照了一张。他干练地在这些沉默的、感叹的观众间走来走去。

当他们把她抬到担架上时，她哀号着，他在她痛苦的脸上又是咔嚓咔嚓几个镜头。救护车开走了，他急忙跑到街角的报摊翻弄着《每日新闻》和《每日镜报》。

“谁受伤了?”报贩问。

“一个老太太。”

“你在找什么?”

“我找《每日新闻》或《每日镜报》的电话。”

“干什么?”

他拍拍照相机。“我要把这些照片卖给他们。”他用手指按住一个地方，急急地背下号码。随后就跑进公用电话的小屋里。

楼下的钟表匠那间老店铺真是又黑又脏，尘埃满室。我曾让他修过表，在我等着取表的时候，我问他那里有没有结婚戒指出售。

他从屋后拿出一个带盖的盒子。屋后摆着一架祖父时代的老挂钟，一个缺了把手的保险柜，那儿还有一排积满尘埃，好像从林肯时代就没人提取的旧表。他把尘埃吹散，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排金和银的戒指。

“很便宜，”他对我说，“这都是用过的旧货。”

我迷惑地望着这些用过的结婚戒指。

但是，我有点迷信，我嫌恶地摇摇头。

好啦，事情就是这样。我要搬走了。搬运工人来了，开始把我的书装进大桶子里。

住在楼上的那位波多黎各妇女满怀希冀而又激动地走进我的房间。

“你要搬走吗?”她急切地问：“是要搬走吗?”

“是的。”

“你把房子顶给我好不好?我给你一百二十五块钱。”

“不，不，”我说，“这房子不值一百二十五块。不管怎样我不能拿这笔钱。”

她姐姐也来了，她们以为我在讨价还价，想多捞几个钱。“先生，”她哀求我说，“我姐姐需要房子住，我给你一百二十五块。”

我也的确为我的新房子付过顶费，而我那新房间也不比我这里好多少，可是我自己总不能让自己干出这种事情来。

她告诉我，她们为了搬进我楼上那间房子，给了那个称赞派利·柯莫是个规矩人的房东一百二十五块钱。但是他们人多，实在挤不下，他们还需要多几间房子。她另外一个姐姐在莫特街顶了一套房间，花了一千块钱，因为是带家具的。她们都在针织厂工作。以缝纫为生。

她们要求我收下这笔钱。我坚决不肯。

搬运工人搬走我最后一大桶书。我把未完成的手稿塞进手提包，随身带着。我不准备把我的人性抛弃在这里。

“拿着，”我说，一面把钥匙交给她，“搬进来吧，住进去!不要给房东一文钱，只管搬进来住。房租是一个月二十三块钱——这已经超过它所值的一倍了。要求房东重新粉刷一下。坚持要他们把自来水管修好。但是决不要给任何人一文钱，就只为这迁进贫民窟的权利。”

我把钥匙塞在她的手里，她不敢相信地望着它。钱还攥在她另一只手里。

我就这样离开了桑树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