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阿顿，生卒年不详。美国《全国地理》杂志的编辑。本文发表于该刊的1977年12月号。
神奇的世界
——安徒生故乡采访记就在你心灵的一角，有一个世界。那里，现实是不容许闯进去的；而幻梦，不管是美好的还是凶险的，却十分荒唐地成了活生生的了。
你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这个世界。比方说，你可以一个倒栽葱，跌跌撞撞地掉进兔子窝，或者攀着一根豆藤往上爬，或者骑着堪萨斯州的旋风飞越斑斓的彩虹，再不然，你就翻开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吧。
曾经在古老传说中那迷人的国度里遨游过的旅客们，我认为没有一个比得上安徒生，他从那里带回这样光彩夺目的瑰丽珍宝。这个貌不出众的丹麦人说过：“生活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神话故事。”
1805年诞生、一贫如洗的安徒生，后来却成为欧洲社交界的宠儿，国王们的知心密友。尽管他连拼读也一直没有学好(也可能缺乏朗读技能，有我们现在叫做“朗读困难”的毛病)，但他却用生动的民间谚语丰富了丹麦的语言，革新了丹麦的文风。而他所写的故事获得一百多种语言的读者们的倾心爱慕。
然而他却受到一种古怪的怠慢：在那些经过删改、原著的光辉已所剩无几的译本中，这位文坛巨人被贬低得同幼儿园的保姆一般了。
当我告诉朋友们我在写有关安徒生的文章时，常常得到这样的典型回答：“嗯，我小时候很喜欢他，他是不是写过……我想想……他写过《小红帽》……《睡美人》……是吗?”
我摇了摇头，这些刚好都是查尔斯·伯劳特《鹅妈妈的故事》中的几个短篇。
“那必定是白雪公主了，不是?《韩色尔和格兰特尔》……《朗姆拍斯笛尔次金》?……”
可这些都是格林兄弟收集的故事。
“猜猜《丑小鸭》看。”我说。
“啊，不错，对了!”
“还有《皇帝的新衣》。”
“我怎么忘了这个!”
“还有《海的女儿》……”我接着说，开始唠唠叨叨列举大家都熟悉的故事：“《拇指姑娘》、《红鞋子》、《坚定的锡兵》、《卖火柴的女孩》、《夜莺》、《豌豆上的公主》、《雪皇后》、《打火匣》……”
“哦，是不是故事里有个兵顺着空树洞往下爬，去寻找女巫的宝藏。发现三只狗……第一只狗，眼睛大得像一对茶杯，第二只狗，眼睛跟火车轮一般，第三只狗，眼睛大得象什么来着?……”
“象哥本哈根的圆塔，”我说，“安徒生的所有童话差不多都以丹麦为背景。”
“对了，”他们承认。“我还记得丹尼·凯在电影里扮演过他。——五颜六色的童话故事纸片，还有那些个小孩坐在他腿上。”
我向他们指出来，丹麦考虑过对美国这部影片提出正式抗议，因为它严重歪曲了安徒生的生平事迹。再说，安徒生跟孩子们的故事时，他可不会让孩子们坐在他膝头上的。
“我猜，”他们故作聪明地笑着，“你的文章一定是这样开始的：‘从前……’”不过安徒生不像格林兄弟和其他许多别的作家那样，他很少用这种陈腔俗套作为故事的开场白。糟糕的是，一般人心目中常把格林兄弟和安徒生混同起来，好像他们简直难以区分，而事实上，他们彼此的风格是大相径庭的。
格林兄弟——雅科布和威廉，是和安徒生同代的德国人，年龄比他大。他们是民间传说的收集者，也是语言学家。他们几乎逐字逐句地记录下十九世纪初收集得来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他们常以“从前，有一个时候”来作为故事的开场白，那是因为他们所听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场的。
贵族身份的格林兄弟是俯首倾听下层社会的传说，而安徒生本人是出身于这个下层社会的。他不是研究这个神话故事世界，而是从这个世界成长起来的。
虽然安徒生经常把民间的神话题材编进故事里，可是他决不是收集家，也不是逐字逐句照搬不误的录音机。他是一个创造者，一个诗人，一个真正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丹麦人叫做“狄克特”的那种作家。
他开门见山，一下子就把你带到故事的现场：“一，二!一，二!公路上有一个兵在开步走，一，二!一，二!……他在路上碰到一个老巫婆：她长得丑极了，她的下嘴唇一直垂到了胸口上。”
即使译成别国的语言，这说故事人的声音也是那样真切，那么抑扬有致。
可是——请原谅我的想象——那不就是安徒生吗?他在那儿，从阴影中显出来，高高的，瘦瘦的，戴着一顶高高的帽子，穿着黑色的上衣，随身带着手杖和旅行包。那很特别的脸上浮现着亲切的微笑，这脸有着突兀的大鼻子和高高的颧骨，很多人都认为它丑，可是它蕴藏着如此温文尔雅、如此丰富而敏锐的感情，你看上去第二眼就会发现他不但一点也不丑，而且有一种未经雕饰的、几乎是孩子气地重新塑造出来的美。
他在等我们呢!等得不耐烦了，伸出了一只手，手指长长的。我们立刻伸出手去握住了它。顷刻间，就象在他的一个神话故事里一般，我们发现自己被人带着旅行了。
风声呼啸，流云飞逝，大地和海洋在我们下方奔驰而过，最后，我们如落叶一般飘然降落在绿荫掩映的海湾，丹麦到了。
正值施洗约翰节前夕，在这样的夜晚，古时候的女巫们整夜不睡，四出干坏事。一年中的这段时间，丹麦的短暂夏天，太阳几乎不降落到地平线以下，通宵达旦天空笼罩着神秘阴森的幽光，丹麦人称这种夜晚为白夜。——这样的夜晚给人以一种特殊的紧迫感，使人有一种深切的期待，觉得快要出什么事了。
在那边，那个岩峭壁的顶端，一团光在夜风中神秘的闪耀着。走拢去一看，才知是篝火。可是在烈焰中燃烧的是什么呢?一个女巫!
是的，丹麦今天仍在焚烧女巫，不过今天的女巫却是扎成人的形状，里面塞满了破布和稻草的玩意儿。人们煞有介事地对待此事，就象美国人对待万圣节一样严肃认真。
住在附近的虔诚的丹麦人家，从茅草屋顶的农舍里走出来观看。火焰烧着女巫的衣服了，一个小男孩高兴地拍起手来。可是，这当儿，他又害怕地往后退缩了。因为火花突然点亮了女巫的眼睛，滚滚的浓烟从她鼻孔里钻出，火舌从她嘴里伸吐着。
安徒生又抓住了我们的手，把我们送到伸入内陆几英里远的农场。在稻浪起伏的田野中隆起了一个小小山包，山顶上的橡树象是得了关节炎一般，枝干拳曲粗大。显然，这就是青铜时代的墓地，可是当地人却称它“妖精山”。
我们降落在一排稻谷后面，薄霭冥冥，一片迷离恍惚中，蓝色的阴影挑逗着人们的想象。空气中弥漫着附近接骨木花的香气，微风拂过面颊，轻柔得象蝴蝶翅膀。是蝴蝶吗?也许是匆匆赶赴妖王舞会的鬼火的翅膀吧?
请记住，在这里现实几乎是把握不住的。在丹麦，这神话故事的故乡，此时此地正是古老传说中的世界。不过，我们来听听安徒生是怎样描述妖精山上发生的怪事吧!
三只蜥蜴在聊天(当然它们说的是蜥蜴语)。“老天爷，咱们这妖精山闹哄哄地在折腾些什么呀!”第一只蜥蜴问道。
“这儿准要办大事啦!”另一只说，“瞧这山都站在四根发亮的柱子上啦……”
“他们在等客人驾到呢!都是些很尊贵的客呢……”第三只蜥蜴说。
“请谁作客?”夜老鸹问。
妖王的年老的管家说：
“请人鱼和他的女儿……所有第一流的巨人……还有河怪，还有墓地猪、死神马和教堂羊羔这些牛鬼蛇神。”
“哇!”夜老鸹叫唤了一声就飞去请客人了。
精灵姑娘们正在跳舞……披着用月光和雾气织成的披肩。……地板已经用月光洗过了，墙壁都用女巫的猪油涂了一遍……厨房里满是挂在烤叉上的青蛙，塞满了小孩指头的蛇皮，用毒菌籽、湿漉漉的老鼠鼻子和毒人参做的凉拌菜……还有用来嗑着玩儿的锈钉子和彩色碎玻璃……
安徒生惊人的创造才能使这个故事具有三度空间。我们看到了妖精山，矗立在四根发光的柱子上，它的忙碌的居民在热火朝天地准备妖王和古老的挪威巨人的秘密会议。
再瞧瞧，多精彩的细节描写!精灵姑娘们披着月光和雾织成的披肩在跳舞……塞满小孩指头的蛇皮……可是走吧，跑着去，你自己去买一本安徒生童话集，尽情享受吧。
同时，咱们再回过来看看妖精山。太阳已经升起，尽管还不到早上四点钟，咱们最好还是往回走一点，可不要靠得太近。他们正在关山门呢。据说谁要是在太阳升起以后还在山里，那往后人们就休想再看见他了。
我们眼前的景象，随着粉红和蔚蓝的朝霞在变换着。这次安徒生把我们安放在吉斯菲尔德庄园附近。咱们还是再来听他的描述吧!
啊， 夏天的乡村多么美!小麦黄澄澄的，燕麦是绿油油的，干草在绿色的牧场上堆成垛，鹳鸟迈着又长又红的腿在散步，喋喋不休地讲着埃及话。这是它从它母亲那里学到的一种语言。
阳光正照耀着一幢老式的房子，房子周围是一条深深的壕沟。大棵的牛蒡从墙角一直长到水边……这一带荒凉得好像最浓密的森林里一样。这儿有只母鸭坐在她的窠里。
明摆着这是《丑小鸭》的开场描述。安徒生正是在这儿，在吉斯菲尔德，作为庄园主的客人，获得灵感而写出这篇誉满天下的故事的。这景物是最富有概括性的丹麦景物，庄园大宅、壕沟、牛蒡、鹳鸟、鸭子和野天鹅。你只需驱车一个小时，就能在今日的哥本哈根找到许许多多类似的景物。
从妖精山那女巫和精灵影影绰绰浮动的夜晚，一变而为吉斯菲尔德明朗的早晨，小鸭和天鹅的世界，这个变化把我们带到了安徒生童话世界的两个极端——光明和黑暗的两个领域。
这光明的领域来源于丹麦农村本身，以及活动在它谷场周围的角色和自由飞翔的精灵——天鹅、鹳鸟和乌鸦。安徒生故事中的人物，也同样是典型的丹麦人——质朴的士兵、农民、学生、农妇、哥本哈根的议员，当然也还有国王、王后、王子和公主。
而黑暗领域中那些活跃的角色，有一部分取材于北欧神话，例如那些数不清的精灵，它们既非人又非神，在公元一千年基督教征服了北欧诸神阿丁、左尔、弗雷的影响以后，以劫后余生逃入北方人民的心里活下来了。在这些次要的角色中有矮神，它们活跃在群山峻岭中；有淘气的小精灵，它们活跃在人类的家宅附近黑暗的地下。这些后来又演变成民间神话中的巨人和妖怪，它们统统在安徒生极为丰富的想象中获得一席地位。
安徒生出生在阿登斯这个城镇是再恰当也没有了。“阿登斯”的意思是阿丁圣祠。安徒生小时候，那些信基督教的市民们就公开地为阿丁神的八条腿的马在山上撒放稻草。
阿登斯位于一片田园风光的弗伦岛上，它是当今丹麦第三大城市，人口接近二十万，但在安徒生少年时期还是一个只有五千人的小镇。它的最大的荣幸是一个丹麦的王位继承人住在镇上。
我到达阿登斯时，弥漫的大雾正笼罩着四周的景色。同时，气温已远远地降到零下。在凌晨二时——就好像挥了一下魔术棒似的——夜晚的空气中响着极轻的玎玲声，这是细小的冰晶——冻结的雾落到地面，给每一片尚未凋零的草叶披上了冰镶玉嵌的外衣。
安徒生在《雪人》中写道：
“所有的树和灌木丛都披上了浓霜，看上去象是一大片白珊瑚林，万物如同洒上钻石粉似的晶莹闪亮。”
正是丹麦透骨严寒的气候给安徒生的许多故事镶上了冰霜的花边。
在汉斯·琼生大街和彭斯博德街的拐弯处，刚好在阿登斯闹市区的外面，矗立着小小的红瓦房。据说这里就是汉斯·安徒生的诞生地。它周围的房屋都已按十九世纪的风格修建得十分漂亮。今天要是住在这儿，可真是气派十足，而花费就大了。但是在安徒生时代，这儿却是一条狭窄拥挤的后街，街上每一栋小小的房屋内都挤着好几户工人家庭。
安徒生的旧居已成为引人注目的安徒生博物馆了。
“冬天，这里很安静，”助理牧师欧林告诉我，“每年这个时候的参观者，大多数是中小学生。他们很熟悉安徒生的一生，就和你们国家熟悉乔治·华盛顿一样。到了夏天，成千上万的人到这儿来参观，有英国人、德国人、瑞典人、挪威人、美国人，人人都爱戴他。”
这样的荣誉对于一个鞋匠和洗衣妇的儿子，在安徒生那阶级鸿沟不可逾越的时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那个有朝一日会作出非凡成就并纵身跳过这些天堑鸿沟的孩子，就出生在“一间小破屋”里，床架是父亲用放棺材的架子改成的，架上至今还粘着几小片黑布片——这点细节也够安徒生编一个故事了。
他出生后不久，全家就搬到离这儿不远的一套只有一间的公寓里，这幢房子现在还在梦克木勒街上。安徒生在自传里写道：“房间被鞋匠的长凳、床，还有我的小床挤得满满的。……屋顶上……在我们和邻屋的房子之间的檐槽里放着一个很大的装满了泥土的箱子，这是母亲的独一无二的花园。……在我的童话《雪皇后》中，这个花园还盛开着花呢。”
他青年时代所有的生活细节，差不多都引用到童话里来了。童年，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就象一件衣服。人长大了，衣服嫌小了，就搁在一起了。而安徒生的童年却像一件永远穿不破、也不嫌小的色彩斑斓的外衣，从这件奇异的织物上他剪下鲜明灿烂的各色小布片，来点缀他的童话故事，使它们光华四射，栩栩如生。
据说安徒生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爱幻想和郁郁寡欢的性格。老安徒生这个穷苦的补鞋匠，年轻时曾梦想当一个有学问的人。他给儿子做了一整套木偶，还常常对儿子高声朗读《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
从不识字的母亲那里，他继承了瘦长的身材，虔诚的夹杂着迷信色彩的宗教信仰。
父亲卧床不起，母亲打发十一岁的汉斯·克利斯汀去找一个女巫想想办法。女巫告诉他，假如父亲快要病死，他就会在回家的路上见到父亲的鬼魂的。吓坏了的安徒生没有看见鬼魂，可是父亲却很快就病死了。母亲说“冰姑娘把他带走了”。这个阴冷的“冰姑娘”几十年以后又重新在安徒生的同名童话里出现了。
安徒生的性格里多少有一点儿疯狂的因素。他祖父就是个疯子——真正的疯子。老人在街上转悠着，口里念念有词，一群群的孩子跟在后面戏弄着他。小汉斯·克利斯汀藏了起来，又惊又怕，惟恐孩子们知道他就是疯子的亲人。
祖母在一个地方济贫院和疯人院里照看花园。他小时候就常在这疯人院里玩。有一天，他从门缝里看见一个年轻女人，身上几乎一丝不挂，头发披散到肩上。她从门的开口处突然冲着他伸出手来，拳曲的仿佛要抓住什么东西似的手指离他的脸只有几时远，他吓得蜷缩成一团，呆在那里差一点没昏死过去，直到护理人员发现了他。
他和别的孩子在一块时感到拘束，在学校里又闷闷不乐，当学徒吧，总是当不了几天就被解雇。因此，他的童年大部分都是孤独一人度过的。看看书，剪剪木偶穿的衣服，演自己编的悲剧，在这些剧里最后台上总是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无怪乎后来哥本哈根一个剧团到阿登斯的旅行演出，使他决定了自己的志向，他决定当一名舞台表演家，当一名话剧演员，当一个舞蹈家，当一个歌唱家。
那时候，他的声音已经象女高音似的清脆嘹亮，是当地有名的“弗南夜莺”，每当母亲在阿登河洗衣服时，他就站在河岸上岸声歌唱，沿河一带的富贵人家都能听到他轻快而富有节奏感的歌声。
他从古老的传说里听说，从阿登河底下通过去就是中国，因此他梦想有一天中国的太子会听见他的歌声而把他带到他的王国去，——这个王国就是后来安徒生在《夜莺》中描述的国家。
凝视缓缓流过的绿水梳理着丛密的青青水草，他设想河流就是海洋居民——北方居间神话中的人鱼——的大道。
他在不朽名著《海的女儿》中这样描写海洋居民的世界：
“在海的深处，水是那么蓝，象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同时又是那么清，象最明亮的玻璃；然而它又是那么深，深得任何锚链都达不到底。……海里最深的地方是海王宫殿所在的处所。它的墙是用珊瑚砌成的。尖顶的高窗子是用最亮的琥珀造成的，不过屋顶上都铺着黑色的蚌亮，它们随着水的流动可以自动开合。……
“宫殿外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里面长着许多火红的和深蓝色的树木。树上的果子亮得象黄金，花朵开得象燃烧着的火。……花园的地上全是最细的沙子，但是蓝得象硫磺发出的火焰。在那儿到处都闪耀着一种奇异的蓝色光彩。”
他逼真地着意描写出每一奇幻想的细节，就在这样的背景上展开了渴望获得人类灵魂的美人鱼公主的动人故事。她的雕像今天仍立在哥本哈根的海滨上，成为丹麦最负盛名的地方标志。尽管编织这故事的几绺丝头中有丹麦的民间传说和北欧神话的成分，可是鲜明的人物个性、故事背景和情节构思，以及浓厚的、富有感染力的气氛，却是安徒生的，是这个寂寞的鞋匠的儿子从丰富奇妙的想象中编写出来的。
汉斯·克利斯汀十四岁时受坚信礼。他生活中的片断又一次形象地再现在艺术中：他沿着教堂座位间的通道走来，新皮鞋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响着，穿着它可真神气，真够味儿，所以他使劲儿地蹬着，故意让咯吱咯吱声响得更大些。只是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心思大部分被鞋子占据了，因而很少想到上帝时，这才受到良心的责备。这段生活插曲栩栩如生地重现在著名神话《红鞋子》中：
“在教堂做礼拜的人都盯着凯伦脚上的鞋，……凯伦跪在圣餐桌前，把金色的圣餐杯举到唇边，她心里想的只有那双红鞋，别的再也没有了，她忘了念祷词。”
领受了坚信礼以后，这个十四岁的男孩决定到哥本哈根去碰碰运气，当名演员，可妈妈却认为这想法太荒谬，她要儿子当裁缝。
她问儿子上哥本哈根去有啥奔头。
“我会有名望的!”他说，“吃尽苦中苦，定有出头日。”
他母亲又去找巫婆商量，希望能说服儿子不要出远门。可是这巫婆却宣布说：
“他会成为高飞的野鸟，天下闻名，有朝一日咱们阿登斯要张灯结彩地庆贺他呢!”
于是乎这孩子搭上驿站马车出发到哥本哈根去了，身边带着够维持几周生活费用的钱。正象以后他在故事里所描写的许多人物一样，他肩膀上背着小包裹，那是他在人世间的全部财产，动身去寻找幸福了，展现在他前面的是无限广阔的整个世界。
“他下马车的地方就在这儿。”波·哥隆贝奇指点着。这时，我们正站在哥本哈根一个名叫弗雷德利克的矮山顶上，俯视着我们脚下的美丽城市：无数教堂尖塔雅致地耸立在一片漆成碧莹莹的铜制尖屋顶上。波是汉·克·安徒生协会主席，现已七十岁，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介绍和回忆安徒生中度过的。当我第一次向他提到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时，他笑了。
“这是你们美国人称呼他用的名字。英国人称他汉斯·安徒生。而我们丹麦人就简单地叫他赫·色·安徒生，或者干脆叫安徒生。我们从来不用他的全名，他自己也不用。”
城市在我们脚下延展开去，波象挥魔术棒一样用一只手指头指点着。这城市有巨大的绿色花园，错综盘曲的鹅卵石街道，美丽的城市轮廓衬映着蓝天，显得那样古色古香，尽管一片片现代化建筑物偶尔象大块大块乳酪一样夹杂其间。
“安徒生1819年来到这里时，”波说，“这城市还围着一道土墙，一到晚上城门就锁上了。钥匙是由国王掌管的，据说他睡觉时就把钥匙放在枕头下面。”
“安徒生走进了他在阿登斯时经常梦到过的这个巨大的城市时，你能想象得出他有多兴奋吗?他几乎是立即朝皇家戏院奔去。穿过弗德利克皇宫花园地带，一直走到这里。”
波和我沿着蜿蜒小道，穿过一个林木掩映的公园，眼前突然出现一座格调迥异的建筑——在咸水湖那一头赫然耸立着一座红漆的中国宝塔。
“这是老中国茶亭，弗雷德利克四世皇帝陛下修建的。”波说，“安徒生在《夜莺》里描写的那座中国帝王宫殿，很可能就是从这儿得到启发的。”
“这个笨手笨脚的男孩来到了皇家剧院，他绕着剧院转了一圈了一圈，有一个兜售戏票的贩子看见了他，给他一张下一场演出的戏票。安徒生道谢一声，接过了戏票，却不知道应该付钱，那贩子对这孩子的天真无知很惊讶，一把夺回了戏票。可以说安徒生一辈子都没有失去这份天真呢!”
可是，这孩子就是不知道羞怯是怎么回事，他已经决心投身于戏剧这一行当，于是他就去叩见戏剧界的知名人士，自报名字，然后当着在场每一个人的面开始唱歌，跳舞，朗诵，把大家弄得莫名其妙，惊愕万分。有一个和他同时代的人描述过这样一次叩见：
“我好生奇怪地看见一个瘦长的男孩，相貌很古怪，他站在门口深深地行了一个舞台式的礼，头差不多接触地板了，……脖子上围着一条颜色很鲜亮的印花布围巾，围得这样紧，使他的长脖子看上去象是在拚命要挣脱出来一般。简单说吧，是个非常古怪的形象，但是好戏还在后面呢!他接着又向前跨了一两步，又行了一个礼，然后开始他的辞藻华丽的演说：‘我能有幸向大家朗诵一首我自己创作的诗，以表达我仰慕舞台生活的感情吗?’”
这样大胆而天真的行径，引起了哄堂大笑，也赢得了大家的注意。逗乐的主人送给他一点钱，甚至在皇家剧院芭蕾舞学校给他找了一个工作。很快他就在一出芭蕾舞中扮演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单单扮演侏儒。他把节目单拿回家来——这可是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名字印了出来。他借着烛光，久久地凝视着它，直到深夜。今天，这张节目单的复制品就在挂在皇家剧院里。
可是安徒生笨拙的体态注定了他不适宜舞台演出。而且他最大的本钱——女高音似的嗓门也终于变了。于是，他决定另找通向荣誉的道路。
他要当一个诗人，一名作家，一个“狄克特”，但首先他得有起码的文化水平才行。有一个地位较高的保护人替他争取到皇家助学金，这样他就进入了一个省立中学读书。这个丑小鸭上完六年枯燥乏味的全部正规课程后，在他二十三岁最后结业时，改造已经完成，他实现了他的梦想，成为野天鹅了。
他学生时代的一篇习作，一首题为《临死的孩子》的诗，引起了当时国际文学界的注意。毕业以后，他的作品，包括诗、剧本、论文、游记和小说等开始大量发表。小说中《即兴演奏者》和《不过是个拉小提琴的人》都是略加乔装的小说体自传，后来在全欧洲畅销。
在那些年代，外国版本是非法翻印的，即使给稿费也是少得可怜。安徒生试写些他称之为“小玩意儿”的作品来改善他的经济状况。1835年他的薄薄的《为孩子们写的童话故事》平装本问世了，其中包括四个故事《打火匣》、《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豌豆上的公主》和《小意达的花》。前三篇是由儿时听到的故事改写而成，而最后一篇纯粹是创作，和后来他的大多数故事一样。
安徒生称这些故事为“eventyr”——这个丹麦词相当于英语“探险”外加一点儿“幻想”的含义。德文里译成“marehen(童话)，英语和法语中翻译成“神话故事”。虽然这样翻译，但那些小精灵，即使在故事里出现，一般讲来也仅仅是情节中的次要部分。“Fairy”原来的含义并不是幻想中的仙灵，而是指这些小仙灵居住的王国，它出自法语fee或英语fay(小仙)，或者来自拉丁文“Fata”，即罗马神话的“命运”女神。
安徒生决没有料想到他的“小玩意儿”反倒使他严肃的文学作品相形见绌。一开始他不同意H·C·奥斯德的看法，这位伟大的丹麦科学家说：“如果小说使安徒生成名，那么童话故事则使他永垂不朽。”可是奥斯德的预言却得到了证实。
一卷卷童话故事很快就接连发表了，就象安徒生漫长一生中后来的岁月里那样，差不多每年一卷。连狄更斯这样一个伟大作家，看了他的童话，也写信给他说：“不管你今后干什么，可千万不要放弃写作，因为听不到你思想的声音，将是我们莫大的损失。你的文思美极了，纯极了，不要让它们仅仅留存在你的脑中。”
安徒生大约一共发表了一百六十多个童话故事。几乎每年圣诞节都有一本薄薄的小集子问世。但读者中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多数故事中都体现了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是的，安徒生就是丑小鸭，就是美人鱼等等，不过他的故事又大大地超出了单纯的个人经历。它们还具有普遍性的吸引力。安徒生的童年就是每个人的童年。
“他具有这样的能力，”波·哥隆贝奇向我们解释说，“一种完完全全进入角色内心世界的能力。”——不管这角色是小鸭，是雪人，还是一根织补衣服的针。他不是从人的观点来展现它们的世界，而是从小鸭、雪人或缝衣针自身的角度来展现的。他变成了他书中的角色，赋予每一个角色活的灵魂——不管它们原来显得多么没有生气。
他的故事是写给孩子的，也是写给成年人的。“我采用一个适合成年人的想法。”他写道，“然后把它说给孩子们听，同时记住父亲和母亲也在旁边听着，得给他们一点东西，让他们思想。”
假如你碰巧到哥本哈根，千万去看看对外开放的伟大的阿玛连伯宫。如果御旗在空中飘拂，那就是说皇后正在宫里，丹麦皇家卫队将要值勤了。这些卫队戴着高高的黑熊皮帽，穿着歌剧里那种军服，拿着子弹上了膛的长枪。
二月的一个夜晚，下着雪，我在皇宫前站住了，我打量着一个卫兵：他全神贯注地挺立着，当时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他却像一座石雕一样岿然不动。从神态上看，他简直就是安徒生“坚定的锡兵”的一个活生生的翻版。故事中的锡兵历尽千难万险，可是对那个剪纸宫殿中的纸舞蹈家的爱情却始终如一，毫不动摇。
所有的兵都是一个模样，只有一个稍微有点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在最后被铸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但是他仍能能够坚定地站在一条腿上，跟别人站在两条腿上没有两样……
在我打量这一切的时候，雪花差不多把我眼前这个活的皇家卫兵的熊皮帽子完全染白了。他的脸由于寒冷，红得跟胡萝卜一样；戴着白手套的一只手紧紧地握着毛瑟枪。可别小看这些枪，它们可是上了子弹的。
1940年4月9日纳粹入侵丹麦时，他们发现这支皇家卫队决不象轻歌剧或神话故事中跑龙套的角色。当全副武装的纳粹纵队冲进哥本哈根皇宫大院时，他们在一对三十的悬殊比例下，镇静地端起毛瑟枪，开始射击。
“双方都有伤亡，”皇家卫队退休的队长赫伯特回忆道，“要不是国王克利斯汀十世下令停止射击，这些卫兵会打到只剩下一个人的。我知道，当时的形势毫无希望。”
可是，皇家卫队在德国人打进来的最初时刻表现出来的英雄行为，人们是永远忘不了的。
安徒生常到可玛连伯宫和其它皇宫作客。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住在单身汉住宅里，离那里不远就是尼海文广场，距海滨和他心爱的皇家戏院也很近。他常常漫步穿过这个广场，怀着与我此时此刻同样的敬畏和赞美的心情打量着这些卫兵。抬起头来，我看见皇后的寝宫里灯光亮着。
安徒生写道：“我带着小小的包裹来到哥本哈根时只是一个可怜的、默默无闻的小男孩，而今天我却坐在皇宫的餐桌前，和皇后一块品尝巧克力奶茶了。”
他虽然有了名气，也受到尊敬，可是他却一辈子过着孤独的光棍生活。他没有自个儿的家，常常在别人家里温暖的炉火前逗留。他陷入情网五六次，却总是遭到拒绝。
为了排遣孤寂，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旅行。在这些异国他乡，他是当代知名人士，受到几乎是王族般的礼遇。他旅经英国和欧洲大陆时，深深地迷恋上了歌剧演员珍妮·林德，这位瑞典的“夜莺”向他伸出了姐妹般友爱的手，却拒绝了他火热的恋情。安徒生控制了自己的感情，使之升华净化，并在一篇童话《夜莺》里把珍妮变成了中国皇帝的一只会唱歌的小鸟。
旅行到柏林时，他去拜见雅科布·格林，使安徒生感到难堪的是，格林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没有接见他。几个星期以后，格林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亲自到哥本哈根，叩门求见，表示深深的歉意。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格林童话集的新版里，却包括了安徒生《豌豆上的公主》这篇故事的转述。
1867年安徒生六十二岁，他获得阿登斯市授予他的荣誉。这一切完全印证了四十八年前那个老巫婆的预言：全市张灯结彩，野天鹅回到它诞生的地方——鸭场里来了。
可是安徒生兴高采烈的情致，却被一阵剧烈的牙痛给打消了。哪怕是这样一次痛苦的经历，安徒生也没有放过，而把它利用到文学上来。关于牙痛的描写，恐怕谁都比不上安徒生晚年的一篇绝妙的哲学故事《牙痛大婶》了。在这篇故事里，他把主人公的痛苦比喻成一首响乐，每一个痛苦的音符都由“智齿内的铜号、铜鼓、短笛和伸缩喇叭分别演奏出来”。
在冬季的另一天，我参观了哥本哈根阿息斯吞斯公墓内安徒生之墓。尽管地面新落的雪厚达八英寸，可是一条新踩出来的通道已直达他的墓地，简朴的石碑上刻着“狄克特”——“诗人”一词。安徒生对这个称号一定会满意的。因为他总觉得他的同胞们对他的称颂未免过分了。
我记得在哥本哈根和一个出版家及一个医生的一次谈话。我们正在谈安徒生，谈他的好几十篇名著和他遍及全球的声誉，这声誉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丹麦人(也许那个有一半属于虚构的哈姆雷特可以算作第二，而那位伟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苏伦·可克卡德勉强够得上第三)。
这位出版家，还有这位医生，见到我对他们的同胞这样推崇备至，似乎有点不安。后来这位出版家朝医生挤了挤眼说：
“你认为……我是说，你是否真的相信安徒生是……呃……是个天才呢?”
医生耸了一下肩：“可能是，”他说，“可能是。”
安徒生曾经忧伤地写到：“诗人在他自己小小的国度里总是穷愁潦倒的。荣誉就象金色的鸟儿一样，他必须去捕捉它。时间将会证明我是否用我的童话捉到了它。”
而时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事有凑巧，就在这同一墓地的另一端，躺着苏伦·可克卡德。虽然这两位著名的丹麦人曾同时住在哥本哈根，却显然从来没有见过面。然而他们彼此是很了解的。事实上，可克卡德的第一本书就是对所谓感伤情调的激烈否定，而安徒生的作品却正是充满着这种情调的。
当批评来到他头上时，安徒生每每感到极大的痛苦和委屈。这里是哲学家在指摘诗人。两人都负有盛名，他们都赢得了比任何墓碑都更历久不衰的声誉。不过——也许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不禁注意到，并没有人踩出一条路来通向哲学家的墓地。
1875年8月4日，安徒生象往常那样在友人的关怀照顾下，与世长辞了。临终前照看他的一位妇女说：“他死得安详愉快。”他是在毫无痛苦的睡梦中去世的，永远离开了这个太现实了世界。
老年的时候，他曾写信给友人，信中说道：“我真愿只有二十岁，这样我就会在我的背囊里放上一个墨水瓶，两件衬衫，身边带一支羽毛笔，走向那广阔的世界。”
那就是我们如今能够找到他的地方。
外面是那个如此熟悉的广阔而奇妙的世界，它就在你心灵的一角，我看见他还静静地站在那儿，披着雾气和月光，戴着高顶礼帽，携着旅行包、羽毛笔和墨水，弯着一根手指头招呼我们跟上去。
快点吧!他在等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