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生犀星(1889—1962年)，日本诗人、小说家。作品充满了真挚之爱和自然之情。代表作有《忘春诗集》、《蜜之哀》等。

走向火海

远方，湖水闪烁着微光，是一片恍如月夜所见的旧庭院浊泉的颜色。

湖水对岸的林子在静静地燃烧着。火势眼看着蔓延开去，是山火。

在岸上奔驰的活像玩具似的消防车，鲜明地倒映在水面上。

黑压压的人群向高坡爬上来，望不见尽头。

我察觉到四周的气氛是明朗的，宁静得像干涸了似的。

高坡下的闹市一带，是一片火海。

——她轻快地拨开拥挤的人群，独自走下高坡。从坡上往下走的，惟有她一人。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无声的世界。

看到径直走向火海的她，我感到无法忍受了。

这时，我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心灵同她进行实实在在的交谈了。

“为什么惟有你一人走下高坡?是想被烧死吗?”

“我不想死。不过，你家在西边，所以我要向东走。”

成了一个黑点的她的姿影，跳进了一片火海的我的视野里，我感到犹如针扎眼睛般的疼痛。我从梦中惊醒了。

眼角上流淌着泪水。

我早已知道她会说，她不愿意向我家的方向走。她爱怎么想都可以。可是在我这方面，在理性的鞭笞下，对于她对我的感情已彻底冷却，我表面上已经死心，实际上还是一厢情愿地单相思：在她的感情的某个角落里，还有垂青于我的一滴。当然，这与现实的她毫无关系。我也曾无情地嘲笑过自己，然而暗中却依然希望自己这样存在下去。

既然做着这样的梦，难道我自己心灵上的每个角落都确信她对我的好意已经荡然无存了吗?

梦是我的感情，梦中她的感情，是我虚构的——那是我的感情。再说梦中的感情是不会逞强或虚饰的啊!

想起这些，我万分寂寥。关于美

我看罢大相扑夏季赛场最后一天的比赛归来，一踏进工作间，就看见桌面上摆着的希腊小陶俑和六朝陶俑。前些时候，我从京都带回一件陶器，把它同陶俑摆放在一起。这两件陶俑，一件是一千五百年以前的，一件是两千多年以前的。这两件文物，都是从古墓出土，也都是不上彩釉的素陶俑。希腊的是左手持环的女俑，高约二十公分；六朝的是文官，男性，高约二十五公分，两件都是小巧玲珑的立像。

夜半，面对着这两尊典雅的古代陶俑，联想到白天的现实中所看到的相扑力士的魁梧身躯，我忽然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希腊的陶俑是从京都带回来了，我又浮起了京都舞女的姿影。不论是京都的“祗园”舞伎，还是东京的相扑力士，他们都是存在于今天的我们当中。甚至被誉为国技或国色。舞伎和相扑力士，从体格来说，是两个极端；从职业上需要的裸体和服饰来说，也是两个极端。相扑力士和舞伎，从生理常识和伦理角度来看，应该是病态的丑陋的，可我们许多人却感到美，甚或狂热，要求保留男性遗物的发髻和女性的垂带，假使没有这种传统的发髻和垂带，就显得古怪和丑陋。细想起来，这也是咄咄怪事。这虽是体格、姿态的事，可在我们的心灵上、思想上，恐怕也有不少这类东西吧。

体重一百七十多公斤的横纲东富士和体重四十多公斤的作家我，是在同一个时期的日本，在各自不同的道路上奋进的。想起这些，倒也饶有兴味。体会也好，哀伤也好，都是无止境的。这样一个我，为了写这篇文章，要消除睡意，便用田能村竹田的手工制茶碗喝了一碗玉露茶。茶托是中国锡制品，那是煎茶师家华月庵祖传的茶具。我喝了玉露，同时也喝了美国咖啡。小茶壶上有竹田雕刻的“竹窗满月点苦茶”的字样。茶碗上也写了些什么。这是文政八年竹田四十九岁之作，然而，我只顾品茶，没有把茶具的作者和日本式的玉露泡制法放在心上。战败后，我喝美国咖啡也是如此，想它就觉得不得了，不想它也就喝了。我还凝视着放在桌面上的一两千年以前的东方和西方的陶俑。

有时我从罗丹的青铜像的手，想起了亡友横光利一的手；有时从能的侍童面具，想起了横光利一的脸。我觉得彼此确很相似。我这种心理活动又算是什么呢?今天看罢大相扑归来，又看了古代陶俑，我的脑海里又浮现了相扑力士和舞伎的姿影。前些日子，我也看了京都的“祗园”舞伎。相扑力士和舞伎的体格和风俗，是否反人之常态，则另当别论，那时候我只是随习罢了。然而，我觉察到这两个极端的现实存在时，我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古代希腊的陶俑和古代中国的陶俑并排摆放在日本的我的书桌上，此番情景也是一种异常吧。它既成了生的喜悦，也成了生的恐惧。

我毕竟无法认为古代希腊陶俑就是两千多年以前的希腊姑娘形象。这是写实的作品。六朝陶俑则是象征性的作品。从这两尊小小的陶俑，我感到了西方和东方的遥远的源流。于是，现在的我，把这两件陶俑都作为现代的东西来凝视，作为现代的东西而感到它们很美。这么说来，它们的美，在我的书桌上已经存在一两千年以上了，今后还会继续存在一两千年以上吗?像相扑和舞伎这种被扭曲了的美，也很执著，难以舍弃，这似乎就是我们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