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瓦扬—古久里（1892—1937），法国作家，工人运动活动家。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主要作品有：诗集《牧人的访问》、《红色十三场》，剧本《三个新兵》，散文集《我们要使旭日东升》，小说《休假》等。

一只苍蝇被压死了

1933年11月29日，星期三

上海又多了一个黄包车夫。阿徐是一个江北人，扬子江岸对岸的人。

在上海人嘴里，江北人是一个轻蔑的称呼，因为这指的是穷人中的穷人。

阿徐本来是一个小私有者，家里有三亩地。他离开了家乡，因为不能够再靠他那块地生活下去。他抛弃了房子，卖掉剩下的家具，带着全家——老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来到了江南。

上海大部分苦力，挑夫，拉夫，黄包车夫都是江北人。阿徐是这可怜的一群里边的新参加者。一抬头，他存身在闸北那头，一条水沟旁的芦苇棚中，靠近一间茅屋，屋子里已经住着阿徐的一个乡亲。当他到上海的时候，身上只剩不到一块钱的零钱；245个铜板；而在上海，那时工作非常难找。

在那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农村的阿徐，是一个单纯的人，他的头脑很简单，不能够同时思考好几桩事情。如果他粜了他的好米以后去买自己吃的坏米，他很快地去买坏米；但是，如果他必须同时买祭祖用的红纸和蜡烛，他就做不到。他得先把米带回家，然后，想起了红纸，他买了红纸，带回家，再出去买蜡烛。

这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笨些，只不过他没有文化，不会动脑筋。

相反，他的身体很结实，肌肉鼓起。但是在乡下，这有什么用处呢?因为在他耕种的贫瘠的土地上，连付清租税的本钱都捞不回。

那时上海工厂因不景气而关门，码头的活动也停滞了，但是又必须要吃饭，他只好向邻居阿刘打听在城里有些什么活可以干。

阿刘说：“如果你愿意，我们两人合租一辆黄色车，分日夜两班轮流着拉。租车的事交给我去办。”

阿刘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他到一家曾经和他打过交道的小车行里，对老板说他要租一辆车，愿意出一块钱一天。

他回来得意洋洋地把黄包车向阿徐炫耀，说：“我化了一块二毛钱租了这部车子，今天晚上你交车的时候得给我六毛钱。”

为了原谅自己，阿刘心里重复说：“总得有一个人喝醋，另一个人揩油。”

他心里说的话，正是剥削黄包车夫的一连串的中间人的话。

法租界或公共租界工部局里一个吃得开的人，一个红人，或者——为什么不呢?——一个医生，一个律师，一个银行家，一个妓院或赌场的老板，为了能够优先得到相当数量的比方说每月两块钱一张的黄包车执照，必须向一个有职位相当高的官员贿赂。买卖做成了。不用说，这是一个投机者，实际他连一辆车也没有，但是他和包车人是有联系的，那个人，预见到有利可图，以五十元一辆的价格买进六百辆车，然后以二块五毛的价钱立刻买下了一千张执照，又立刻把剩下的四百张执照以三块钱一张的价格转卖给一个只有二百五十辆车的老板。这人又把余的一百五十张执照以三块五毛的价格转卖给五辆，十辆或二十辆车的小老板。这样一来，执照到象阿徐那样以一块钱一天租车的拉车人手中，一连串的中间人已经在他们身上揩足了油。

于是阿徐拉着黄包车走了。

阿徐以为拉车是很容易的。实际上决不是这么回事。就象其他职业一样，这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职业。这种“两条腿的马”，也和四条腿的真正的马一样，必须经过挽车的锻炼。常常，在锻炼过程中，一辆电车或汽车开过来，撞死了这种两条腿的马，使他的锻炼前功尽弃。应该知道怎样跑，并且尽量少喘气，这是有关肺和心脏的事。但是光知道跑还不行。应该会转弯，会计算车辆的距离，车把的长度，要会突然停住，或者在放慢脚步让一辆车过去而不需要完全止住自己的脚步。他还得学会上坡时压低车把，学会在停车处怎样挤在同伴中，他得认识单行线，警察手势的意义和指挥灯的一明一灭的颜色，最后他必须知道在街上向行人随便兜生意是禁止的，虽然大家都这么做，被抓住要罚五角钱。

至于其它的事，比如说熟悉市区，这差不多是没用的。

阿徐以为只要会跑，也能在大城市里拉车过活了。阿徐走了，给老婆留下余剩的铜板的一半，去买米买菜。

他先由北四川路向苏州河走。在那儿，假若不是忙着看街道，他是可以拉上个把主顾的。但是他老是害怕：怕那装满箱子或警察的大卡车，怕那装甲车或在他身旁疾驶如风的汽车，他不知道究竟应该往左瞧还是往右瞧，应该看吸引他的店铺呢还是威胁他的车辆。他只能一次想一件事。

这是春天里一个相当热的、时常有阵风和阵雨的夜晚，光瞧着他眼前的一切，阿徐已经紧张着汗流浃背了。有好几次，可能成为主顾的人受到阿徐强壮身体的吸引，向他走来。但不是他发现主顾太迟了，就是当他往主顾那儿走去时，敏捷的车夫赶过了他，已拉上主顾走了。

阿徐对苏州河很感兴趣，苏州河上有那么多的舢板和帆船，多少人在那儿生活、休息、工作、吃饭和消化，他不停地瞧着这情景，两手平放在举起的车把上，忘记了他在天亮前必须赚到六毛钱。他可以这样在那儿停留很久，若不是一个从邮局里出来的人断然地拉下他的车把，踏上他的黄色车，说道：“霞飞路，二十个铜板”，一面用扇子指着方面。

阿徐说：“好!”就往前跑。

阿徐一点也不知道价钱多少，路程长短，也不知道霞飞路在哪儿，而霞飞路在上海的另一端，在法租界，有着两千多个门牌。

这正是街上最拥挤的时候，他拼着命，浑身用劲地跑上桥坡之后，又必须接着跑下坡，他极其困难地拉住他的车，他还不知道应该身子靠后，双脚跳跃来平衡座客的体重。当他想靠人行道来刹车时，他的车把差一点没把桥头值班的一个印度巡捕撞了。

1933年11月30日，星期四

主顾是一个胖胖的带金边眼镜，挺神气的中国人，不满地咕噜着。印度巡捕举起了棍子，其他的车夫看到这初出茅庐的家伙的笨拙样子，也毫不容情地嘲笑他。阿徐不作声，只感到他有力气，一心想好好地当一匹两腿的马，这就够他脑子忙的了。

当他杂在一群黄包车和各种别的车辆中，越过大马路时，他对着那么多的声、光、人、电车、汽车心惊肉颤，他象匹受惊的野兽，往旁边躲闪，差些没把主顾掀翻，这一次，主顾发怒了。阿徐感到亏心，不开腔。

听别的车夫叫嚷，他也学会了用“嗬!嗬!”的叫声来预作警告，他想赶过他们，因为他感到他是最强壮的。

时而，主顾向前倾着身子，毫不客气地叫着他，用扇子给他指点该拐弯的方向。

阿徐淌着汗，跑着，既不回头也不问问是不是还远着。

在霞飞路上，他跑，跑，跑过了吕班路，金神父路，迈尔西爱路，拉都路，杜美路。淌着汗，脑袋上的血脉在疾跳，脑膛象风箱一样起伏。

到了巨福路口，主顾指着向左，出了租界停在斜士路上。主顾在神气呆木和喘息不停的阿徐的手中丢下一叠铜板，耸耸肩走了。阿徐足足跑了三刻钟。

他把铜板珍贵地放在皮腰带里。他的破衣服帖在身上。他想稍微休息一下，于是放下了车把，坐在车子的踏板上，但这时一阵狂风透过了汗湿淋淋的身体，使他从头至脚感到冰一般地冷。

他觉得好寒冷好像在他胸中点起了一把火。接着，天又下雨了。阿徐很怕会迷失方面，淌着水走了，倾盆大雨打着他，他循着原路往回走……一条走不完的路。碰不到一个主顾。他来到了亚尔培路，走过红色霓虹灯照亮的大旅馆，在跑狗场旁，那儿每天有几百辆黄包车等着在回力球场赌了输赢的人出来。突然阿徐被卷进一群旋风一样逃跑的车夫群中。飞快地跑着，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他象一群惊慌失措的野兽中的一匹骏马，飞奔在最前面。

这是法国巡捕高举着棍子在追赶黄包车夫，为了检查他们的执照，同时一心想用违反停车规章的名义找他们的岔子。这一场真正的打猎由穿着法国巡捕制服的白俄领头，跟随着的是一群中国巡捕，有的步行，有的骑自行车。白俄妓女兴奋地瞧着热闹。

在逃跑中，好几辆车翻倒了，巡捕拿走了坐垫，撕下执照号码。远远的，逃掉的车夫停下来瞧着。半打左右的车夫谨慎地钻进了杜美路，从那儿，就到了公共租界，阿徐和他们在一起。

夜已经深了，而阿徐才拉了一个客人。他上下透湿，全身寒颤。

爱多亚路上的一群外国兵中，一个喝得烂醉的兵士高声叫嚷，他坐上阿徐的车，用莫名其妙的话对他演讲，阿徐还没有足够的经验知道拉一个白人是意外的好运，因为白人差不多每趟总是给一个小银币，但是阿徐很怕他的红脸主顾，他和旁的车上酒醉了的兵士笑谑着，这些车夫也不懂他们的话。外国兵骂着，用藤鞭轻轻地在阿徐的臂膀，胁骨和屁股上抽打指路。阿徐驯顺地听从着，感到自己作为两条腿的马还不够熟练，他还勉强回过头来，干笑着。

主顾下了车，他给了阿徐一枚小银币，阿徐很高兴……但是别的车夫，还争论着，跟在那些兵士后面跑。查理士敦这个专做水兵生意的夜总会门前的印度巡捕用棍子吓唬他们，甚至拿走了其中一辆车子的坐垫，还要索五角钱来赎回。

“你难道不会向那些外国人多要钱吗?他们不知道我们工作的真正价值……”一个车夫对阿徐这样说（一个不停咳嗽着的车夫，左边贴着一大块中国膏药），“应该向他们多要钱，比他们给的还要多。”

但是，阿徐和这个车夫两人都不知道在这句话中已显露出阶级的第一道微光。

当然车夫只看到可以向外国人多要点钱，在外国人的面前，他的劳动还算有些价值。就应该向他们多要钱。黄包车夫模糊地感到，他的劳动应当得到的代价是银元而不是铜板。

阿徐走着。夜也在向前进。夜总会渐渐散了。而阿徐还只拉了两趟车，差不多还没赚到他应该付给阿刘的钱的一半，他跟在别的车子后面，走过了外滩，在百老汇和四川路一带游荡着，没拉到一个客人。他饿了，但不敢用他的铜板向衣衫褴褛的儿童小贩们买一块糕，在“黑猫”总会旁边，他看到一些车夫在抽签赌钱。

于是，他想他可能会赢。

他玩了一把，赢了；再玩一把，输了；再玩，又输了；再玩，那酒醉的外国兵给的一角钱全输光了。他再玩一把，又赢了。后来又把他卖家具剩下的铜板也输掉了。这时从“维纳斯”总会出来了一个美丽的，但被跳舞和卖淫弄得精疲力尽的朝鲜妓女，她拍阿徐的肩膀，指给他一个方面。不然的话，阿徐还会赌下去。

于是他离开了那儿，……突然在他脑子里，他体会到他的损失多大……没钱给阿刘，明天的买米钱也输掉了。老婆和两个小孩将要挨饿。只剩下三个小时来赚回这一切了，他怎么也得找到些主顾，五个，十个。

两条腿的马又拉起了车，半睡不醒的朝鲜妓女咒骂他，他也听不见。他跑，跑，为追求买米的钱而奔跑。

突然，在一条街的拐角上发出很大的亮光，铁件，木头，玻璃……的破裂声。

朝鲜妓女惊叫着逃跑了……

阿徐，脑浆迸裂，在一辆巡逻的日本装甲车底下，僵硬地躺着。

如果不发生这件事，阿徐可能还会活着拉五年车。平均计算一个人可以拉五年车，到那时就该累死了。有的拉两年，或者十年。而阿徐呢，只拉了一夜。

于是上海少了一个黄包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