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制科

原文

唐德宗贞元十年，贤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垍jì为举首①，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群、皇甫镈bó继之。六名之中，连得五相，可谓盛矣！而邪正夐xiòng不侔②。度、群同为元和宰相，而镈以聚敛贿赂亦居之，度、群极陈其不可，度耻其同列，表求自退，两人竟为镈所毁而去。且三相同时登科，不可谓无事分③，而玉石杂糅，薰莸yóu同器④，若默默充位，则是固宠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贤，谊难以处也。本朝韩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亦同年联名⑤，熙宁间，康公、荆公为相，岐公参政，故有“一时同榜用三人”之语，颇类此云。

注释

①举首：第一名或第一等。②而邪正夐不侔：但是奸邪和正直的人太不相等。夐，远。侔，齐等。③事分：职份、名分、身份。④薰莸同器：香草、臭草放在同一容器，比喻香臭不分。薰，带香味的草。莸，带臭味的草。⑤韩康公、王岐公、王荆公：即韩绛、王珪、王安石。韩绛（1012—1088），字子华，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高中进士甲科第三名探花，后被封为康国公。王珪（1019—1085），字禹玉，祖籍成都华阳，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高中进士甲科第二名（榜眼），后封岐国公；王安石，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高中进士甲科第四名。见前《权若讷冯澥》文注。

译文

唐德宗贞元十年（784），贤良方正科录取了十六人，裴垍是第一名，王播第二，裴度、崔群、皇甫镈分别排在第四、第五、第六位。前六名中，连续得到国家的五位宰相，这可以称得上是盛事了，然而五人的奸邪和忠正完全不同。裴度、崔群一同在宪宗元和年间担任宰相，当时皇甫镈凭借搜刮财物贿上赂下也当了宰相，裴度、崔群极力陈说皇甫镈不能被重用，裴度以和皇甫镈同职为羞耻，上表请求自动引退。裴度、崔群两人终被皇甫镈诋毁而去职。况且裴度、崔群、皇甫镈三位宰相一起取中进士，不能说没有情分，但是就像美玉和石头混杂，香薰和臭莸共处，假若默不作声地充当宰相，那就是加固恩宠害怕丢官，用私心妨害公义，裴度、崔群很贤明，按理来说他们很难和皇甫镈共处的。宋朝的韩绛、王珪、王安石三人也是同年考中进士并且名次相连的，神宗熙宁年间，韩绛、王安石担任宰相，王珪担任参知政事，故而出现了“一时同榜用三人”的说法，这种情况与唐宪宗元和年间的事十分类似。

曹子建论文

原文

曹子建《与杨德祖书》云①：“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②，有不善，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③，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④，文之佳丽，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子建之论善矣。任昉fǎng为王俭主簿⑤，俭出自作文，令昉点正，昉因定数字，俭叹曰：“后世谁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语。今世俗相承，所作文或为人诋诃⑥，虽未形之于辞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欧阳公作《尹师鲁铭》文⑦，不深辩其获罪之冤，但称其为文章简而有法。或以为不尽，公怒，至诒yí书它人，深数责之曰⑧：“简而有法，惟《春秋》可当之，修于师鲁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学曰‘通知古今’，此语若必求其可当者，惟孔、孟也。而世之无识者乃云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王荆公为钱公辅铭母夫人蒋氏墓⑨，不称公辅甲科，但云：“子官于朝，丰显矣，里巷之士以为太君荣⑩。”后云：“孙七人皆幼。”不书其名。公辅意不满，以书言之，公复书曰：“比蒙以铭文见属，辄为之而不辞。不图乃犹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损。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而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如得甲科为通判，何足以为太夫人之荣？一甲科通判，苟粗知为辞赋，虽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铭以谓闾巷之士，以为太夫人荣，明天下有识者不以置荣辱也。至于诸孙，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无七孙者乎？”二公不喜人之议其文亦如此。

注释

①曹子建：即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有“才高八斗”之称，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杨德祖：即杨修（175—219），字德祖，司隶部弘农郡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太尉杨彪之子，出身世代簪缨之家，建安二十四年（219）秋，被曹操以“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罪杀死。②仆：古时我的谦称。其：自己的。③若人：你们这些人。④卿：对对方的敬称。⑤任昉（460—508）：字彦升，小字阿堆，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一说山东广饶）人。擅长表、奏、书、启等文体，文格壮丽，“起草即成，不加点窜”，与沈约并称“任笔沈诗”。⑥诋诃：诋毁、责骂。⑦欧阳公：指欧阳修。见前《文烦简有当》文注。⑧数责：斥责；责备。⑨王荆公：即王安石，曾被封荆国公。见前《权若讷冯澥》文注。⑩太君：封建时代官员母亲的封号。唐制，四品官之妻为郡君，五品为县君。其母邑号，皆加太君。宋代群臣之母封号有国太夫人、郡太夫人、郡太君、太君等称。

译文

曹植《与杨德祖书》一文说：“世人写文章，不会没有毛病，我常常喜欢别人讥笑批评我的文章，有不好的地方，我立即改正。昔日丁敬礼经常写一些小文章，让我对它们加以润色修饰，我自己认为才能比不上丁敬礼这个人，就辞谢不做。丁敬礼对我说：‘你别有什么为难，文章的美好，我自己得到了，后世谁会知道改定我文章的人呢？’我常常叹服这种达观的说法，认为是值得称道的好事。”曹植的论点太完善了。任昉是王俭的主簿，王俭出示自己写成的文章，让任昉指点改正，任昉于是就改定了几个字，王俭叹息说：“后人谁知道你改定了我的文章呢？”正是用的丁敬礼的原话。如今，社会上承袭着这样的习惯：自己写出的文章有时被别人批评，即使没有显露在言辞和神色上，等到退回家后就愤然不服的人，到处都是。欧阳修写了《尹师鲁铭》的文章，没有深入地辩明尹洙获罪的冤情，只是称赞他写文章简明而有法度。有人认为文章不够全面详尽，欧阳修发怒了，以至于给人写信，深切地斥责他说：“简明而有法度，只有《春秋》能当得起这句话，我对尹洙文章很厚道了。我又记述他的学问说通晓古今，这句话假若一定要寻求能当得起它的人，只有孔子和孟子两位。但是，世上那些无知的人却还要妄加评论。这篇铭文是用来慰藉亡友的，哪里是体恤那些后生小辈的呢？”王安石给钱公辅的母亲蒋夫人撰写墓志铭，铭文中没有称赞钱公辅的甲科进士身份，只是说：“儿子在朝中做官，收入丰厚地位也显贵，里巷之人都认为这是老夫人的荣耀。”后面又说：“七个孙子年龄都年幼。”没有写上他们的名字。钱公辅内心不满意，写信言明自己的看法，王安石回信说：“近来承蒙你嘱托我为老夫人撰写墓志铭，我就撰写没有推辞。没想到这样还不能满足你的欲望，想让我进行增减。我的文章自有道理，不能修改。你应当把它还给我，然后寻求能让你满意的人写这篇文章。假若写了你中甲科进士当了通判，又哪里值得成为老夫人的荣耀？一个因甲科进士而得到的通判官职，如果粗略懂得写辞赋的方法，即使是市井百姓，也可以得到，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呢？所以，我铭文中说里巷人都认为你是老夫人的光荣，表明天下的有识之士不会以此作为荣辱标准。至于那些孙子，也没必要列出他们的名字，谁有五个儿子却没有七个孙子呢？”欧阳修和王安石也是这样不喜欢别人非议他们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