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由于经济问题东窗事发而走进牢狱里了。忆当年，他从副省长位子上主动退下来（现在看来是捞足了，怕事发而退）到西南财大当教授、博导时，媒体一片赞扬之声。这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忘了一件事：他有当教授、博导的资格吗？

李达昌研究生毕业后仅在西南财大当了三年教师就走上仕途，彻底离开了教学岗位。三年的高校教龄，无论如何破格也提不上教授（他又不具备火箭式提拔的潜力资格），充其量是个讲师。为官近20年，官位上去了，但没在任何一个高校，通过正常程序评为教授。这些年他没有教学工作量，也没什么科研成果。这教授的桂冠按高校教师的任职资格无论如何也是戴不上的，更别说比教授要求更高的博导了。从政20年，他不可能有时间做学问，回到高校给学生讲什么财经类课呢？指导博士生，岂不以官场厚黑学、贪污术为论文题目吗？可是就因为他当过副省长，这一切许多老实学人几十年都得不到的学术桂冠，一瞬间全有了。我一直在怀疑，他当教授、博导是否经过各级学术或职称评委会讨论、投票、批准。难道当了副省长，这些职称就是唾手可得，想要就要的吗？

基辛格原本就是哈佛教授，但当了几年国务卿之后再想回哈佛，却回不去了。其理由是当官期间荒废了学业，已不够哈佛教授的资格了。可是我们的西南财大却对本无教授资格的李达昌的归来，欣喜若狂，要什么给什么，什么程序都不用走，一切全OK。这背后的制度根源是什么呢？

美国是一个没有官本位的国家，一个社会需要有官，也需要士和商，从事哪一项工作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条条道路都可以实现个人事业的辉煌，每项工作都可以为社会作贡献。从事各项工作的人是完全平等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各种职务也没有按官位折算。如重点大学校长是副部级，教授相当于副局级，官位也不能换学术职务。一个正部级的国务卿并不能换一个教授的职务，不同的职务有自己的标准，有自己的要求。国务卿当不了哈佛教授不为怪，甚至总统想要一个名誉教授都不可得。美国对教授任职资格要求之严，正是其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原因之一。

我们却是一个有官本位的国家。当了副省长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当教授，教授才相当于副局级，副省长去当，当然值得称道了。但教授却不能想当副局长就当，谁高谁低不就一目了然吗？尽管我们经常宣传，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只有分工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现实中，官仍高于一切职务。一个人当了官就可以当教授、博导、院士；甚至有学校求官去当他们的教授，这不是官为贵、教授为贱又是什么？

中国是一个有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封建社会中官本位不足为奇，这才有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目标。这是一种当时社会条件下理性人以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行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有哪种投资的收益率比投资当官更大呢？按说，新中国的建立消灭了封建制，官本位该没了。但计划经济下，各级官员职务高低掌握着资源配置的权力。经济决定政治，无论反封建的口号叫得多响，官本位其实是加强了。市场经济的建立，由市场配置资源，应该说是对官本位的否定，但在市场经济尚未完全建立，政府及其代表——官员仍控制着相当大的资源配置权力时，官本位就无法消失。这才有了大学的官本位崇拜，或者套用马克思的“货币拜物教”之说，称为“官本位拜物教”。

大学的“官本位拜物教”最突出地体观在两件事上。一是众多大学争相聘请大官来当兼职教授，绝大多数被聘为兼职教授者并无真才实学，只有真官实权。有许多还成了博导，甚至名副其实在指导博士。这些教授、博导，没时间读书做学问，也没时间指导博士——甚至一年都见不了一次面，这种博士指导法也可以上“吉尼斯”了。不少学校还以聘了多大的官来当教授为荣。李达昌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当上教授、博导的，怪不得西南财大欣喜若狂，大搞欢迎仪式，送了两个倒霉的博士让这位副省长级教授去指导。二是许多大学教师无心做学问，只把学问作为敲门砖，敲开官场之门，又回到了“学而优则仕”。这些人不是认真做学问，而是察言观色，看上方的意图，领导喜欢什么说什么，以期领导慧眼识英雄，给他个一官半职，甚至在校内也为个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的职务打得不可开交。

“官本位拜物教”还有经济利益。学校请官来当教授以得到包括资金在内的实惠，个人追求当官亦可有了权有了一切。说来还是经济利益在作怪。某些政策（如把重点大学校长行政级别由正局级提为副部级）又助长了这种“官本位拜物教”。近年来高校腐败事件层出不穷，正是官本位的恶果之一。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越来越大是官本位更严重的恶果。

西南财大聘了一个贪官当教授、博导，不是它的错。不改变官本位，还会有许多贪官或清官当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