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是贫富对立，在工业化过程中一部分人沦落为穷人。这种现象的存在引发了社会冲突，早期的解决方法是教会、慈善机构或政府的济贫行动。“二战”后，英国贝弗里爵士提出实现普遍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主张，被称为“贝弗里计划”。战后各个发达国家实现了这一计划，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

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与福利计划包括的内容甚广。以较早实现福利国家的瑞典为例，包括：第一，养老金制度，从1960年起不仅对全体老年人实行基本养老金，而且还对退休老人实行补充退休金制度。第二，扩大到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各级政府承担经营医疗服务的责任。第三，建造住房及住房津贴制度。第四，广泛推行了失业保险（或失业救济）制度，对病休职工的现金补贴提高到工资的90%。第五，通过对部分企业的国有化和补贴提高就业水平。第六，其他福利补贴，如向大学生普遍提供的奖学金和贷款，对贫困家庭的补贴，对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补贴，等等。其他国家的福利计划也与此大同小异。

应该说，社会保障与福利计划的实施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平等。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理想。市场经济早期的贫富对立曾引起无数有良知的人的谴责。只有在“二战”后各国实行了名目繁多且数额巨大的福利计划之后，社会才基本消灭了贫穷，每个人过上了能保障人类基本需求的生活。穷人分享到了经济进步的好处。这种平等的实现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也是人类多少年来奋斗的结果。贫困的消除也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但这种平等的实现是有代价的，而且这种代价十分巨大。

庞大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是由政府财政支出承担的。在实行福利国家的地方，政府的这项支出特别庞大，而且在不断增加。以瑞典为例，福利支出在GDP中的比例到80年代已达到2/3以上。也许瑞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对所有福利国家来说，这笔支出都相当可观。北欧国家的福利支出都占GDP的一半以上。美国政府1995年用于社会保障、收入保障、医疗保健这些社会保障与福利的支出已占联邦政府支出的55%。而且，由于人口老龄化与医疗费用的提高，这一比例还在加大。巨大的支出是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已引起各国政府的头痛。

政府的福利支出来自税收。庞大的福利支出必然引起沉重的税收负担。福利国家瑞典也是闻名于世的税收国家，税种之多，税收之重堪称西方国家之冠。仅是中央和政府的所得税在80年代就占到一般职工收入的60%左右。

巨大的福利支出和沉重的税收降低了社会生产率。这首先在于税收打击了人们劳动的积极性。80年代，瑞典年收入20万克朗者平均税率高达60%多，边际税率达85%，谁还想多劳动呢？高收入者也是高能力者，对他们征收高税，则是他们的资源被严重浪费。另一方面，高福利也滋长了一种偷懒的风气。病假的补贴高达工资的90%，当然会有许多人“泡病号”。

美国社会学家吉尔德一针见血地指出：“失业补贴促进失业人数增加。对有子女家庭的援助计划使更多的家庭有子女需要抚养，使更多的家庭没有父亲。多种形式的残病保障，也会鼓励小毛病变成暂时残废，使部分残废变为全部残废和永久残废。支付社会保障会阻碍人们去照顾老年人，从而使代与代之间的联系消失。”福利国家在很早以前就已超过收益递减和阻碍生产的地步。更何况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公共投资减少都使生产率下降，竞争能力衰落和失业增加。福利天堂的欧洲现在是失业率最高的。

平等化是人类的理想，但实现平等化的过程却引起效率损失。这就是漏桶效应。我们面临平等与效率的重大交替。实现平等以效率损失为代价，但提高效率又要损失平等。按市场原则分配有重要的激励作用，但人的能力与机遇不同会引起不平等。平等与效率恐怕是一道永远解不开的题。

兼顾平等与效率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目标。效率优先，兼顾平等也不错。但是，“行难于知”，有哪个国家真正实现了这一原则？发达国家在福利国家的路上也许走得太远了，福利有不可逆性，每一步旨在提高效率的福利改革都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但绝不是那种降低效率的大锅饭平均主义或福利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