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知道，山西是中国产煤最多的地方。我的中学是在太原铁路中学上的。那时的劳动课就是参加“晋煤外运”。到车站上装一天煤，回来再写一篇《记一次晋煤外运》的作文，就算是“教育与劳动生产结合”了。中学生，不足18岁，不分男女都干成年男性的装煤工作，且分文不取，这可是最廉价的童工。不过当时尽管肉体疲劳，心里还是骄傲的，因为老师告诉我们，把煤运出去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不过祖宗留下的煤运走了，山西并没有富起来。说起来当时全国都穷，但产煤的山西似乎比用煤的上海、北京还要穷。长大以后知道了晋商，才知道山西历史上的富与煤无关。晋商最早起源于盐，以后从事广泛的贸易活动，包括山西并不出产的茶叶贸易，再以后有了票号，称雄一时，富甲海内。当时，曹家、乔家这些富商都与煤无关。他们的家产在千万两白银以上，而大清帝国正常年份的财政收入，一年才四千万两白银。20世纪初，山西的煤矿受到重视，英国人利用清政府的腐败获得了采矿权。山西的有识之士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护运动，并最终获得胜利。以渠本翘、刘笃敬等为代表的晋商还组成了山西近代史上最大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保晋矿务公司。可惜煤并没有能挽救晋商灭亡的命运。

山西煤的大规模开发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规模的工业化和经济建设需要煤，山西的煤就生逢其时了。在煤炭行业中居于龙头地位的大同矿务局就是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从北到南，整个山西成了一个大煤矿。不过山西从中获益并不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山西的定位是煤炭供应基地。尽管煤是稀缺资源，但并不按市场规律定价。我们都知道农产品与工业产品的剪刀差，其实在工业品中作为原料和燃料的煤与制成品之间也存在剪刀差。在这种剪刀差的格局之下，山西损失了多少财富，好像没人计算过。

计划经济下的账就没法算了，几亿农民吃了剪刀差的亏都没法说，咱一个小小山西算什么呢？好歹祖国的繁荣有别人一份，也有咱的一份，没人埋没就行了。不过经济改革之后，山西煤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煤的价格一直受到严格控制，至今也没有完全放开。今天别人都说山西人以煤致富，其实他们忘了转型过程中山西煤炭企业那一段艰辛的过程。人们只看山西富人如何买车买房，但却忘了靠煤富起来的仅仅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的状况并没有因为煤价上扬而改善。当大量的煤从山西运走时，留给山西百姓的是环境污染和地面塌陷。在全国十大污染城市中，山西有六个，且垄断了前三名。

煤留给山西的不仅仅是贫穷和污染，更重要的是思想保守和僵化。计划经济时代，中央对山西的要求是确保煤炭供给。山西的多届领导人都有在煤炭行业工作的经历。或者由大同、阳泉这些大煤矿企业提拔起来，或者先由这些大煤矿企业进入煤炭部，再回到山西。在他们的心目中，煤炭是第一位的，只要完成煤炭任务，就上使自己对得起中央，下使自己有晋升的机会。他们是煤炭专家，自然而然的习惯就是一心关注煤。这使山西失去了其他机会。山西其实也是重型机器生产基地。太原重型机械厂曾生产过万吨水压机和三峡大坝的巨型闸门。不过始终没有更辉煌的发展。山西的地面文物占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但旅游业还是靠外地人拍的电视剧带动的，且至今也不是旅游大省。一个“煤”字压倒了其他。“以煤为网，一网打尽”，绝不是山西富裕之路。

山西是内地省份，内地的特点就是思想保守。这种保守也是晋商衰亡的众多原因之一。煤炭是计划经济控制最严的行业，也是市场化最晚的行业。从这样的行业走出来的领导人思想难免不保守。一个地方的思想开放程度往往取决于领导人的思想开放程度。山西的内陆位置，晋商的保守传统，再加上某些山西领导人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使山西思想的开放程度至今仍落后于其他地方。山西的国企改革落后于其他地方，山西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也远不及其他地方。山西的人才外流，被称为新晋商代表的李彦宏、陈峰等人除了籍贯为山西人之外，与山西没什么关系。如果他们当年留在了山西，恐怕难有今天的辉煌。

一个“煤”字罩住了山西。振兴山西，必须走出煤的阴影。自然资源决定了山西还要挖煤，但绝不能是仅仅廉价地把煤作为原料出卖。发展煤炭的深加工，提高煤的附加值，山西才能由煤致富。一个“煤”并不是山西的全部，山西还要寻找其他比较优势，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要使山西即使把煤挖完了，也仍有繁荣的经济。山西的旅游业尽管有了相当快的发展，但离充分利用旅游资源，还差得很远。由煤炭的有烟经济转向旅游的无烟经济，是山西至关重要的一步。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打破“煤经济”带来的保守。

现在山西的主要领导人已经不出身于煤炭行业了。对山西人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