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前提。政治与社会的稳定是以经济稳定为前提的。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承认，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稳定。但对什么是稳定，如何实现稳定，却有不同的看法。

1946年美国的《就业法案》宣称：“促进充分就业和生产……是联邦政府一贯的政策和责任。”这就确定了政府要对宏观经济的稳定负责。但对这种责任是什么却有两种理解。第一种是消极的理解，即政府被动地对宏观经济中危及稳定的变动做出反应，用政策消除这些变动引起的不稳定。要避免政府本身的政策变动成为不稳定的根源。第二种是积极的理解，即政府主动地用政策调节经济，尤其是刺激总需求，实现繁荣的稳定。

不同的理解对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解释也不尽相同。我们知道，从国内来看，宏观经济稳定应该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平缓经济周期和实现经济增长，在国际上，还应实现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对要实现的这些目标并没有什么分歧，但对这些目标的具体内涵和实现途径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充分就业指的是消灭了周期性失业的状态。这就是说，充分就业并不是人人都有工作（事实上在一个动态的社会中也做不到这一点），只要消灭了由于总需求不足引起的周期性失业，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也就实现了充分就业。对这种理解并没有分歧。争论在于自然失业率到底有多高。如果把自然失业率估算得低，政府就要用强有力的政策刺激总需求；如果把自然失业率估算得高，则实现起来就容易了。

物价稳定也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即实现了温和的通货膨胀也就是实现了物价稳定。另一种是零通货膨胀率才是物价稳定。这两个目标不同，所用的政策也不会完全相同。

经济中存在周期性波动是正常的，问题在于这种波动幅度有多大是正常的。经济波动的情况可以用实际GDP来表示。这就是使实际GDP的波动在某个一定范围之内，各个经济学家对这个波动范围多大属于正常看法不一致。

对经济增长的理解也不一样。一种看法是强调高增长率，增长就是一切，甚至把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状况的唯一指标。另一种看法是适度增长，即考虑到资源与技术进步的均衡增长。

实现稳定的这四个具体指标在一定时期内也是有矛盾的。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就有矛盾。从现实来看，实现充分就业与高增长的时期往往伴随有通货膨胀，也许这两者之间会有时延，但总存在因果关系。追求一时的增长也会引发长期中的不稳定和波动。如何使这些目标得到协调，有利于长期稳定，是每一个政府都追求的，但重点并不相同。

政策目标与手段是由政府确定的。政府在决定政策目标时考虑的因素很多。政府要得到公众的欢迎，往往不是从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而是从某一时期的公众某种短视来做出决策。例如，50年代中苏联与欧洲的增长率都高于美国，1957年苏联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些事情刺激了美国，这正是60年代肯尼迪政府把充分就业和高增长作为政策目标的原因。但这种用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的结果是60年代末的高通胀和70年代的滞胀。高增长从长期来看，绝非稳定的良策。

政府在作决策时还会受政治的影响。例如，根据调查公众对失业的关注大于通胀（在不受欢迎指数中失业率的加权数是通胀率的6倍）。这样，在大选前夕，现任政府为了连选连任，即使在经济上升时期也要刺激经济。在当选之后再实行紧缩，实现物价稳定。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政治性经济周期。这样调节的结果是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

在“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史上，政府的政策总体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也曾引起过经济的不稳定。为了实现稳定，经济学家主张，首先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这就是说，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中性化，即以稳定为中心，不追求高充分就业或增长。换言之，对政府的经济职责更多地强调被动的意义，而不是积极干预的意义。近年来，不仅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经济学影响日益增加，而且就连主张国家干预的新凯恩斯主义也认识到过分干预会使政府成为不稳定的根源。政策中性化是一个趋势。

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不可能不调节经济。为了把握稳定的大目标，减少政府出于其他动机的失误，决策机制就要民主化与科学化，即各种决策机构之间有一种相关制衡以及专家参与决策。例如，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决策，这就可以制约其他政策的失误。财政政策由政府和议会共同决策（美国的财政政策由总统代表政府提出，经议会讨论通过，再由总统签署，方可实施），这就减少了失误，最少可以减少重大失误。在这个决策过程中专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美国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议会预算办公室和美联储中都有一批专家在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

我国在走向市场化，如何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也是一个重大问题。我想，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