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随机地问一些人，通货膨胀率上升5%是不是表明他们的生活费用也提高了5%，多数人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其实这些人的回答错了。这中间的误解不仅对我们认识通货膨胀的影响有用，而且对政府的政策也十分重要。

我们知道，衡量通货膨胀率的物价指数包括消费物价指数、生产物价指数（或批发物价指数）和GDP平减指数。在一般的用法中，我们说的通货膨胀率是指消费物价指数。按理说，消费物价指数计算时所选的一篮子物品与劳务是消费者常用的。这些物价的变动应该是消费者生活费用指数的变动。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确实密切相关，但并不完全相同，而且这种差别还是相当重要的。

消费物价指数根据城镇中等收入家庭所消费的一篮子物品与劳务的零售价格来计算。这一篮子物品与劳务中所包括的东西及其加权数（即每种物品与劳务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确定之后若干年内不变。这种统计方法就引起消费物价指数与生活费用指数之间的不一致。

首先，消费者存在替代倾向。这就是说，消费者往往要用价格较低的物品替代价格较高的物品。消费物价指数反映这些物品总水平的变动，并不反映各种物品的具体价格与各种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比如，消费者购买橘子和苹果。如果橘子价格上升幅度大而苹果价格没变，反映在消费物价指数上，一定是上升了。但消费者可以用苹果代替橘子，他们的生活费用并没有增加。消费者的这种替代是经常发生的。这样，消费物价指数就高估了生活费用指数。

其次，消费物价指数反映不出新物品引进对生活费用的影响。新物品使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使消费者的每1元钱能带来的享受更多。这是生活质量的提高。但由于新物品并没有包括在固定的一篮子物品中，所以，消费物价指数反映不出这种变化。例如，以前的一篮子物品中有打字机而没有电脑。现在电脑进入人们的生活而且迅速普及。但消费物价指数中不包括电脑的价格变动，就反映不出电脑进入生活对生活费用的影响。现代社会新物品层出不穷，计算消费物价指数的一篮子物品尽管也在调整（例如把打字机排除，增加电脑），但要若干年才调整一次。这样，就无法反映生活费用的变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消费物价指数无法反映产品质量的变动。在物品价格的变动中，有些物品价格上升可以称为通货膨胀，会使生活费用指数提高。例如，质量相同的面包、蔬菜、水果由于供给减少，价格上升。这种价格上升包括在消费物价指数中，反映了生活费用增加。但另一些物品价格上升是因为质量得到了改进。例如，汽车的价格上升了10%，这是因为汽车马力更大、行驶更安全，或操作更简便了。消费物价指数只反映出物价水平上升了，而反映不出是由于什么原因上升。消费者购买这种汽车支出增加了，但这种支出增加并不是生活费用的增加，而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把消费物价指数上升等同于生活费用指数上升就错了。

许多国家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对居民生活的影响采用了指数化政策，即根据消费物价指数调整一些固定收入。例如，美国社会保障领取者（养老金领取者）的津贴就根据消费物价指数进行调整。如果消费物价指数由于上述原因而高于生活费用指数，社会保障领取者得到的津贴就增加了，这就大大增加了政府转移支付的支出。这一问题已引起经济学家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

美国国会曾任命一个由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消费物价指数咨询委员会，专门研究消费物价指数中的这些问题。他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现在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动每年高估了1.1%的生活费用变动。换言之，消费物价指数比生活费用指数高出1.1%。如果按消费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率是3%，生活费用指数实际只上升了不到2%。

这种高估的结果首先是政府转移支付增加。按这种估算仅社会保障津贴每年就增加几十亿美元。按复利计算在12年中，政府转移支出增加了1万亿美元。或者说，如果没有这种高估，美国现在的国债会减少l万亿美元，这占美国国债的四分之一以上。

这种高估还对一些经济研究的结论提出了疑问。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估算，在扣除通货膨胀之后，从1973年到1995年，美国每小时实际收入下降了13%。由于收入与生产率密切相关，因此，得出的结论就是生产增长率放慢了。但如果考虑到消费物价指数每年高估了1.1%，那么，每小时实际收入不是下降了13%，而是增加了13%。对生产增长率放慢的结论就要重新审视。根据这个数字，经济学家对实际经济增长率和生产增长率每年低估了0.75%。同时，在根据消费物价指数估算时，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在1973～1995年间只增加了4%，而根据实际生活费用指数估算，这种收入增加了36%。这些差别令经济学家惊讶，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一些结论。

经济学是数字的科学。没有准确的数字就难以有正确的理论与政策。许多经济学家也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设想，但实际操作起来不太容易。这个难题也是向经济学家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