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史·韩退之传》［1］，初言：“愈常以为魏、晋已远，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2］，不复振起。故所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而又云：“时有恃才肆意，亦盭孔、孟之旨［3］。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4］，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5］，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辩》［6］，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7］，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8］。撰《顺宗实录》［9］，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裴晋公有《寄李翱书》曰［10］：“昌黎韩愈，仆知之旧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11］：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旧史》谓愈为纰缪，固不足责，晋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书时，名位犹未达，其末云：“昨弟来，欲度及时干进，度昔岁取名，不敢自高。今孤茕若此，游宦谓何?是不能复从故人之所勉耳!但置力田园，苟过朝夕而已。”然则公出征淮西［12］，请愈为行军司马，又令作碑，盖在此累年之后，相知已深，非复前比也。(《随笔》卷六)

【注释】

［1］韩退之：见前《为文矜夸过实》注。此指《旧唐书·韩愈列传》。

［2］经诰之指归：指经典的文章主旨或意向。

［3］盭(lì)：背弃、远离。

［4］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因称柳河东；曾贬官柳州，又称柳柳州。进士。曾任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因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升任礼部员外郎。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十年后改贬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罗池神：《清一统志》载：广西柳州府(旧治马平，今柳州)，有柳侯祠在府治北，旧名罗池庙，祀唐刺史柳宗元，内有韩愈撰《罗池庙碑》。此碑乃中书舍人史馆修撰赐紫金鱼袋沈传师书，桂管都防御先锋兵马使朝散大夫试左卫长史孙季雄建立。

［5］李贺：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西)人。其家世属皇室远支，父亲晋肃，官职低微早逝。为避父名讳，未考进士，仅做过奉礼郎、协律郎之类的小官。有《李长吉集》。

［6］愈为贺作《讳辩》：李贺父名晋，“晋”与进士之“进”音同，为避讳，李贺不能考进士，韩愈为他作《讳辩》，劝李贺去应举。文中所问甚有力，曰：“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7］《毛颖传》：是韩愈以拟人化手法，仿效司马迁作传的模式，为毛颖写的传记。对此褒贬不一。指责讥讽者，如本文所引《旧唐书》和裴度的文字；称赞者，如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评说“俳”并“非圣人之所弃者”，并举《诗经·淇奥》有“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又举司马迁有《滑稽列传》，认为《毛颖传》与它们同样“有益于世”。

［8］纰缪：错误。

［9］《顺宗实录》：史书，五卷。《旧唐书·路随列传》云：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

［10］裴晋公：名度，字中立，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进士。宪宗时，度力请讨伐淮蔡，授门下侍郎平章事，平蔡州，督军擒吴元济，因功封晋国公，参知政事。功高正直，为朝臣嫉恨，官位几起几落。文宗时徙东都留守，居野绿堂别墅，广交文友，无意用世，直至终老。

［11］侪(ｃｈáｉ)类：同辈，指朋友。

［12］出征淮西：指元和十二年(817)，宰臣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时，请韩愈为行军司马同去宣慰淮西。淮西、蔡州平定，韩愈随裴度还朝，因功授刑部侍郎，并诏韩愈撰《平淮西碑》，记自元和九年用兵淮蔡，至十三年始平事。碑文由唐之先朝叙起，写到宪宗武功、如何决计伐蔡州、怎样部署攻城降卒，以及平蔡战功、行赏、撰碑文诸事，多是称颂裴度。

【点评】

韩愈有怎样的性情和理念，通过洪迈引《旧唐书》，可使人了解到概貌。其所说的错误，在今天看来恰恰正是韩愈思想开放、才华横溢的表现。他撰写的《讳辩》、《毛颖传》、《顺宗实录》，如今不乏研究文章，其评价自然与《旧唐书》的指责大相径庭，对此便不再饶舌。这里单说韩愈为柳宗元撰《罗池庙碑》事。

《旧唐书》先说南方人错误地把柳宗元当作罗池神，韩愈随声附和，加以肯定。因为他是柳宗元的契友，深知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又贬到更偏远的柳州地区。那里贫困、落后、闭塞，柳宗元身为地方长官，想尽力改变这一切，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兴利除弊。比如把“没为奴婢”(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的人，以劳动应得的报酬折算，为他(她)们赎回自由；兴办学堂，重修“府学”(《柳州县志》)；使“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韩愈《柳州罗池庙碑》)，这些都是柳宗元在柳州四年间的所做所为，是实实在在的贡献，并非韩愈生造的溢美之辞。此外，柳宗元还亲手种植中草药，介绍治病方剂，以严令禁止江湖巫医占卜治病的迷信落后恶习(柳宗元《种仙灵毗》诗)；组织人力挖掘水井，解决吃水困难(柳宗元《井铭》)；还组织闲散劳力开垦荒地，植树造林(《柳州复大云寺记》)等等。

为民做了这样多实事的父母官，在他死后，百姓怀念他，将他敬如神明，祭于罗池庙；他生前部下谢宁又赴京师请韩愈撰写碑文，都是很自然的事。《新唐书·柳宗元传》这样记载：“宗元既没，柳人怀之，托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辄死，庙于罗池，愈因碑以实之。”

可见百姓为柳宗元立庙，纯是对他的怀念；韩愈撰写碑文也纯是为吊宗元，“士有抱负不克施，遭流落以死，其不平之气上干牛斗，为神明烈鬼，福善祸淫”(石敏若语)，怎能说是“以文为戏”呢?

韩愈任监察御史时，为了替关中灾民上疏求减赋税，被贬为阳山令，百姓感激他，“多以公之姓为名其子”(《韩公行状》)；元和十四年(819)又因上表反对迎拜佛骨而激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他“不顾蛇山鳄水万里之险毒”(皇甫湜《送简师序》)奔赴潮州，为百姓请置乡校，驱赶鳄鱼等办了一些好事，百姓为纪念他，在他死后修建韩文公庙，把他也看成了“神”，“饮食必祭，水旱灾疫，凡有求必祷焉”(苏轼《韩文公庙碑》)，其实韩愈在潮州任官不过八个月。

从古到今历来如此，百姓对良吏往往敬若神明，而对酷吏则恨不能“纸船明烛照天烧”了。

洪迈表达意见的技巧很高，对《旧唐书》责韩的话，只用一句“固不足责”便否定了，又揭出裴度对韩愈前后认识及态度的变化，用韩愈与同代名人交往的事实，直接点明《旧唐书》所说“颇为当代所非”之不可信，十分有力。

不过还需说明的是，近年来也有人指出《柳州罗池庙碑》非韩愈所撰，而是柳州人窃韩之名的伪作，因尚待研究，故仍依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