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习之《答朱载言书》论文最为明白周尽[1],云:“‘六经’创意造言[2],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如山有岱、华、嵩、衡焉[3],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济、淮、河、江焉[4],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语文章[5],有六说焉:其尚异者曰,文章词句奇险而矣;其好理者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溺于时者曰,文章必当对;病于时者曰,文章不当对;爱难者曰,宜深,不当易;爱易者曰,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义不深,不至于理[6],而词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7];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8]。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辞之对与否、易与难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9],非对也;‘遘闵既多,受侮不少’[10],非不对也;‘朕塈谗说殄行,震惊朕师’[11],‘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非易也[12];‘光被四表,格于上下’[13],‘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14],非难也。‘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庄[15],至于刘向、扬雄[16],皆自成一家之文,学者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其论于文者如此,后学宜志之。(《随笔》卷七)
【注释】
[1]李习之:名翱,字习之,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进士。历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幼勤儒学,博雅好古。文学思想颇近比他年长的韩愈,时称“韩李”。著有《李文公集》。朱载言:不详。本集题下有注云:“一本作梁载言。”《唐文粹》作“进士王载言”。
[2]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
[3]岱:泰山,在今山东。华:华山,在今陕西。嵩:嵩山,在今河南。衡:衡山,在今湖南。此句之前洪迈省引一句,云:“故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这是总括上面引出的话。
[4]渎(dú):入海之河。济:济水,源出河南济源王屋山,流经山东会同黄河入海。淮:淮河,源出河南桐柏山,东流入海。河:黄河,源出青海巴颜喀拉山北麓,东流入海。江:长江,源出青海唐古拉山,东南流入海。
[5]天下之语文章:此句之前省引二句云:“如百品之杂焉,其同者饱于腹也,其味咸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学而知者也,此创意之大归也。”
[6]义不深,不至于理:此句下省引一句云:“言不信,不在于教劝。”
[7]《剧秦美新》:扬雄撰,王莽代汉自立为帝,国号新,此乃颂扬王莽功德之作。王褒:字子渊,西汉辞赋家。撰《僮约》,是对买来的奴仆作的严格规定。
[8]王氏:名通,字仲淹,王勃祖父。尝与门徒问答,多涉隋唐将相名臣事,其子仿照《论语》文体纂述为《中说》。《太公家教》:唐代乡塾启蒙课本,久佚。后于敦煌遗书中发现残卷。
[9]“忧心”句:见《诗经·邶风·柏舟》。
[10]“遘闵”句:见《诗经·邶风·柏舟》。遘阂,通构悯,遭遇可悯的事。
[11]“朕塈(jì)”句:见《尚书·尧典》。塈,疾恨。
[12]“菀彼”句:见《诗经·大雅·桑柔》。菀同婉。意思是:桑叶即将采摘,树下乘凉的人将要受苦。
[13]“光被”句:见《尚书·尧典》。
[14]“十亩”句:见《诗经·魏风·十亩之间》。此句下省引一句,云:“学者不知其方,而称说云云如前所陈者,非吾之敢闻也。”
[15]老聃:即老子李耳,春秋战国时楚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著《老子》。列:列御寇,列子,战国时郑人。著《列子》。
[16]刘向:本名更生,字子政。汉高祖后裔。通经术,善文章,为人质朴,不与世俗交往,著作颇丰。有《新序》、《说苑》、《列女传》、《洪范五行传》,另有赋多篇。扬雄:见前《汉采众议》注。
【点评】
李翱既是韩愈的侄女婿,又是跟从韩愈学习古文的大弟子。韩愈论文,在内容上主张文以载道,“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答李秀才书》),亦即柳宗元所说的“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要讲明儒家文人的道理;在形式上主张不因袭前人,“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亦即“词必己出”、“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以表达好文意的内容。
李翱继承韩愈思想,《答朱载言书》就是他论文的代表作。此文提出“创意造言,皆不相师”的主张,不但要求“词必己出”,还发展了“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的说法。在文章内容的创意上,他要求做到义深意远,意远理辩,理辩气直,气直辞盛,辞盛文工。
这是他提出的文章内容创意的标准,此意已补在注释中。在文章行文造言上,他着重批评六种偏见:崇尚独创的,只追求词句奇特险怪;爱发议论的,只注重表达意思;追求时风的,只求上下句对仗;厌恶时风的,偏使上下句不对;喜欢艰深的,文字故作深奥;喜欢平易的,行文切忌艰深。李翱认为这都是由于感情上的偏激所造成,没有去理智地弄懂文章要求的主要方面。
他认为文章主要在词工,“词不工者不成文”,并说明古人写文章从不考虑文词是否对偶、思想是否深刻,却一样能写出含义深刻、文辞奇丽的《剧秦美新》、《僮约》,一样能写出道理恰切、文词平易通顺的《中说》、《太公家教》。可惜,李翱的创作实践大大跟不上韩愈,所以对古文运动的发展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