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大腕》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不求最好,只求最贵。这其实就是我们身边屡见不鲜的奢侈品消费现象。奢侈品消费由来已久,而且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相传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常常大摆宴席,宴请天下宾客。每次宴会,餐桌上的用具几乎全是用银制成的,唯有他自己用的那一个碗是铝制品。为什么贵为法国皇帝,不用高贵而亮丽的银碗,而用色泽暗得多的铝碗呢?原来,在差不多200年前的拿破仑时代,冶炼和使用金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宫廷中的银器比比皆是。可是,在那个时候,人们才刚刚懂得从铝矾土中炼出铝来,冶炼铝的技术还非常落后,炼铝十分困难。所以,当时铝是非常稀罕的东西,不要说平民百姓用不起,就是大臣贵族也用不上。拿破仑让客人们用银餐具,偏偏自己用铝碗,就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高贵和尊严。
这事要拿到现在,一定十分可笑,因为在今天,铝不仅比银便宜得多,而且光泽和性能都远远比不上银。铝之所以变得便宜,是因为后来人们发明了电解铝的技术,可以大量生产铝。铝已经非常普遍,谁还会像当年的拿破仑那样拿它来炫耀呢。不过,如今用消费品来显示自己身份的人却是越来越多。
经济学家把消费极为昂贵的产品或服务的行为称为炫耀性消费。其含义在于这种消费行为的目的不在于其实用价值,而在于炫耀自己的身份。此外,消费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商品的价格具有很好的排他作用,能够很好地显示出个人收入水平。利用收入优势,通过高价消费这种方式,高层次者常常能够有效地把自己与低层次者分开。
炫耀性消费作为一种象征性消费,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消费的象征”。即借助消费者消费表达和传递某种意义和信息,包括消费者的地位、身份、个性、品位、情趣和认同。消费过程不仅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而且也是社会表现和社会交流的过程。其二,是“象征的消费”。即消费者不仅消费商品本身,而且消费这些商品所象征的某种社会文化意义,包括消费时的心情、美感、氛围、气派和情调。
炫耀性消费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这个概念最早由凡勃伦于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一书中提出。凡勃伦认为商品可被分为两大类:非炫耀性商品和炫耀性商品。其中,非炫耀性商品只能给消费者带来物质效用,炫耀性商品则能给消费者带来虚荣效用。所谓虚荣效用,是指通过消费某种特殊的商品而受到其他人尊敬所带来的满足感。他认为:富裕的人常常消费一些炫耀性商品来显示其拥有较多的财富或者较高的社会地位。
在金钱文化的主导下,炫耀性消费可以说遍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炫耀性消费与商品的竞争相结合,一种是自我消费,一种是代理消费。很多人的炫耀性消费都是通过价格及品牌来表现的。如果价格下跌,炫耀性消费的效用就降低了,这种物品的需求量就会减少。比如一部价值20万的手机,现在要1万元卖给他,他也许根本都不会瞧一眼;一顿20万元的年夜饭,如果请他免费品尝,大概也会被拒绝。因为这些物品里只剩下实际使用效用,不再有炫耀性消费效用。
如今,年轻的富家子弟们正逐渐走向公众的视野,与他们父辈筚路蓝缕的创业不同,他们一出生便继承万贯家产,成为社会的一代新贵。他们中间一些人大手大脚的消费行为更为社会所诟病。名车豪宅,香槟美酒,名牌着装、饰物,大把烧钱,这些之所以会频频成为富家子弟们追求的对象,其实归根到底是其“炫富”心理在作怪。
这种炫富心理其实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很多时候,人们买一样东西,看中的并不完全是它的使用价值,而是希望通过这样东西显示自己的财富、地位或者其他。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消费者的行为是理性的,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大多是企业家、演艺界大腕、社会名流等亿万富豪,他们有钱,进行炫耀性消费也是正常的。但是在我国,炫耀性消费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经济的增长。
实际上,炫耀并非缺点,它对我们这个社会具有很大的建设性功能:正是通过炫耀,财富才获得不断积累的动力;正是通过炫耀,一个人对财富拥有的满足才能折射到另外一个人的梦想中,并转化为一群人追求财富的动力。也就是说,从主观上讲,一个人通过炫耀获得了“追求财富并得到财富”的成就感;从客观上讲,一群人在这个人的炫耀性消费的刺激下获得追求财富的动力:有资格炫耀的人是成功的人,是拥有财富的人。
不正常的炫耀性消费所带来的损害是巨大的。当人们看重自己的财富地位、权贵身份时,就要尽其所能地炫耀和攀比,把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定位在不断满足日益升级的炫耀需求上。在很多腐败案例中,一些高官为显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大肆进行炫耀性消费,甚至为满足欲望而放弃原则和法律,进行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直至腐化堕落。
炫耀性消费不仅使大量的奢侈品生产耗资巨大,而且这些消费者又以惊人的铺张浪费将奢侈品化为废弃物。享受不了的人有条件挥霍,需要的人又没条件满足,浪费的财富只是满足了富有者的虚荣心,这无异于实际财富的低增长和社会整体福利的下降。
炫耀性消费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消费,其实,炫耀其身份不一定非得通过消费奢侈品等行为来体现,完全可以通过慈善等其他方式得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