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6世纪，希腊和中国之间存在某种相似之处。希腊城邦为了经济利益不断发生战争，特别是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强之间。中国则处在战国时代，诸侯间也是战火不断。

“百花齐放”恰如其分地形容了当时的知识状况。不过，希腊人和中国人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中国朝着和谐的思想演进，认为应通过避免矛盾实现美好的社会，人们彼此应当以“礼”相待。通向和谐的道路是“中庸”，所有人都试图成为中间派—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会变得毫无区别。这些思想都成为统治中国长达2000年的儒家学说的一部分。

但希腊人接受了竞争主义。竞争并不需要什么道德目标，只要取得胜利就行。例如，希腊世界最受欢迎的人是奥林匹克冠军。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深刻地塑造了希腊的这种精神。

亚当·斯密所建立的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竞争是好的。现在看来，这观点稀松平常，但在300年前却是革命性的理论。当时，各个帝国、各种宗教、各派哲学都在为限制竞争辩护—竞争意味着混乱，并给每个人的生活带来痛苦。在工业化之前，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以至于人一辈子都几乎察觉不到进步。

如果蛋糕不能做大，竞争就变成了蛋糕的再分配，这通常会带来一场负和博弈。希腊城邦间无休止的战争就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导致了社会对恃强凌弱的认可，虽然这看来不道德，但却可以减少损失。在古代，帝国的兴起可以缓解竞争、减少破坏，所以在帝国建立的早期，经济通常会出现繁荣景象。

不过，尽管是在古代，生产力也还是处于增长之中。也许一代人不能觉察，但几代人之后就会显现出来。缺乏竞争的帝国最终会扼杀新思想，并使经济增长停滞。长年累月，人口的增加就会导致贫困，从而使帝国变得虚弱；在遭遇蛮族入侵时，崩溃也就无法避免。罗马帝国后期就变得极端衰弱，以至于依赖日耳曼人的保护。对于日耳曼人来说，毁灭罗马帝国实在太容易了。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增长日新月异，竞争带来的成本已经远小于它潜在的效益。今天，所有成功的国家都鼓励竞争。上世纪60～70年代，很多国家都在所谓“战略性行业”推行国有化，并限制竞争，这最后被证明是低效的。多数国家在20世纪80～90年代重新推行私有化并引入竞争，使绩效大大提高，甚至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都不是一场浪费。虽然按今天的价格计算，美国可能为冷战付出了10万亿美元，看上去是极大的浪费，但军事技术的竞争带来了开创性的技术，如互联网、半导体和计算机。这些技术都是从美国的国防项目中脱颖而出的，它们给民用产业带来的收益可能远超过军备竞赛的开支。

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竞争对人类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异常明显的。在美国的阿拉斯加自然保护区里，人们为了保护鹿，就消灭了狼。鹿没有了天敌，生活很是悠闲，不再四处奔波，便大量繁衍，引起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致使瘟疫在鹿群中蔓延，个体大量死亡。

后来护养人员及时引进了狼，狼和鹿之间又展开了血腥的生死竞争。在狼的追赶捕食下，鹿群只得紧张地奔跑以逃命。这样一来，除了那些老弱病残者被狼捕食外，其他鹿的体质日益增强，鹿群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不会有什么不利，因为完全竞争的存在，迫使商品生产者竞相在降低成本、压低售价上做文章，可以使消费者按实际可以达到的最低价格来购买，而生产者按此价格出售也可获得正常利润。从社会角度来看，完全竞争促使社会资源可以有效地分配到每一个部门、每一种商品的生产上，使之得到充分利用。生产效率低的企业在竞争中逐步被打败，就使得它的资金、劳力、设备等社会资源重新组合到生产效率高的企业中，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竞争同时展现了人性中最好的和最坏的一面。人们总是会受到这样那样的诱惑去限制竞争。但是，没有竞争，人类会停止改善世界的努力，这将导致更大的悲剧。没有竞争，结局就是停滞。所以，我们应接受竞争、鼓励竞争，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