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竭—人口红利故事一：一个饭桌上坐着两个老人、一个年轻的女人，还有一个看上去三四岁的小孩，三个人伺候孩子一个人吃饭。很明显，两个老人一个是孩子的外婆，一个是孩子的奶奶，而另一个年轻女人是孩子的母亲。

故事二：早上一个奶奶送孙女上学。孙女走在前面，奶奶在后面拖着一个带轮子的书包。这种书包是博士生们经常用的。因为博士生一般都有特别多的书需要在图书馆、办公室或者家之间转移，这样的书包会很有帮助，因为容量很大，而且可以在地上拖着走，不费力。可是这个小女孩不过三四年级，竟然就需要这么一个包。

这故事反映了中国人口结构的一个侧面：孩子们在享受着“人口红利”（故事一），享受的太多；但同时，孩子们又被要求为未来的“人口负利”做准备（故事二），一个孩子要承担四个老人，两个父母，负担又太重。

经济学中的“人口红利”用大白话可以说是：如果干活的人多，不干活的人少，那这个经济的活力会高一点。而三个大人伺候一个孩子吃饭，三个人干活，一个人吃饭，这样的“人口红利”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经济学中的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严格来说，任何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这样一种“人口红利”。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因为人口转变的历程较短，往往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高速增长之间因而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关联性，人口转变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效应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注意。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年，结束于1990～1995年，持续了60年左右的时间。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在内，差不多在晚于日本30年后出现“人口红利”，目前这些国家都正处在人口的“红利”期。

“人口红利”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吗？观察上述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国家，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发展差异巨大。最富裕的国家如新加坡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而最穷的国家越南人均GDP在2005年仅有600多美元。相同的“人口红利”期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不同结果意味着“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

事实上，“人口红利”更像一个机会，只有抓住这一机会并加以很好利用才能使“机会”转变为“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个有利条件：在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而这一“有利条件”或者说“优势”能否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显然依赖于劳动力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利用。如果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则当人口的“机会窗口”关闭后，“人口红利”也会随之消失。

需要指出的是，“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人口红利”也不例外。具体来看，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就是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将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首先，老龄化会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加大。其次，老龄化会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最后，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将严重影响到劳动生产率。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竞争能力，并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

因此，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而要有效地化解将来的“债务”，我们必须做好这样两件事：一是必须长时期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二是必须尽快建立起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