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理性和真理的角度来看，修道制已经判决定案了。

在一个国家，修道院繁衍过盛，就成为交通的纽结、阻碍的设施、懒惰的中心，而不是那里所需要的劳动中心。对于大社会体来说，修道团体恰似橡树上的寄生物、人体上的肿瘤。修院兴旺和肥硕，则意味地方贫困。修道制在文明初期还有益处，能用精神力量抑制野蛮行为，但是到了人民成熟的时期就有害了。况且，修道制，在纯洁时期成为有益的种种因素，到了衰朽腐败的阶段，还继续做出榜样就转为有害了。

入院修道已然过时。修院有利于现代文明的初期教育，转而妨碍并危害文明的发展壮大了。修道院作为培养人的学堂和方式，在十世纪是好的，到了十五世纪就成问题，进入十九世纪则十分可鄙了。意大利和西班牙那两个出色的国家，在多少世纪中，一个是欧洲的光明，一个是欧洲的荣耀，可是受到修院这种麻风病的侵害，仅剩下两副骨架子了。多亏一七八九年那次有力的保健治疗，那两个杰出的民族才开始好转。

修院，尤其古代修女院，正如本世纪初还出现在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的那种，确是中世纪的一种最可悲的产物。修院，那类修院，集各种恐怖之大成。地道的天主教修院，笼罩着死亡的黑色之光。

西班牙修院尤为阴森可怖。那里拱顶烟雾弥漫，穹隆因浓重的阴影而朦朦胧胧；下面巨大的神坛，在黑暗中高高耸立，赛似主教堂；那里黑暗中，用铁链吊着高大的白色耶稣受难像；那里乌木架上，陈列着魁伟的基督裸体象牙雕像；那些雕像不仅血迹斑斑，还血肉模糊，既丑陋又富丽堂皇，臂肘露出白骨，膝骨露了皮肉，创伤翻开血肉，头戴银制的荆冠，用黄金钉子钉到十字架上，额头流的血是镶嵌的红宝石，眼里流的泪是镶嵌的钻石。钻石和红宝石仿佛湿漉漉的，引来多少戴面纱的妇女匍匐在下面哭泣。那些女人满身被苦衣和铁针鞭刺破，乳房被柳条兜紧束，双膝因祈祷而磨破，她们自以为许配给了上帝，一个个全是以天使自居的幽魂。那些女人有思想吗？没有。她们有愿望吗？没有。她们爱吗？不爱。她们活着吗？没有。她们的神经变成了骨头，她们的骨头变成了石头。她们的面纱是夜幕做成的。她们在面纱里的呼吸，仿佛死神那种莫名凄惨的气息。修女院院长是个恶魔，既圣化又威吓她们。洁白无瑕的形象摆在那里，显得野蛮而凶残。这便是西班牙的古老修院：残忍修行的巢穴、处女的火坑、暴虐的场所。

西班牙信奉天主教，更甚于罗马。西班牙修院是典型的天主教修道院，有东方意味。大主教就是天国的总管，严密监视并紧紧锁住上帝备用的后宫。修女是嫔妃，神父是太监。最痴迷的修女在梦中被选中，得到基督的宠幸。到了夜晚，那个美少年从十字架赤条条走下来，成为销魂的对象。妃子以受难的耶稣为苏丹，幽居秘院，由高墙隔断人间的一切欢乐。往外窥探一眼就是不忠。“地牢”代替皮袋。在东方是投进海里，在西方是投进土中。东西方女人都呼天抢地。东方的没入波涛，西方的打入地下。那边的溺死，这边的埋葬。惨绝人寰的同工异曲。

如今，那些厚古的人也不能否认这种事实，只好一笑置之。还流行一种窍门：干脆抹杀历史的揭露，肢解哲学的评说，再省略一切碍眼的事实和模糊的问题。“这是乱弹琴的好材料”，乖巧的人如是说。“乱弹琴”，笨伯随声附和。这样，让-雅克·卢梭乱弹琴；狄德罗乱弹琴；在卡拉斯、拉巴尔和西尔旺的案件 [1] 上，伏尔泰也是乱弹琴。不知道是哪位明公，最近发现塔西陀 [2] 。

然而，事实不会轻易给吓退，仍旧坚定不移。本书作者在离布鲁塞尔八公里处，就亲眼见过那种遗忘洞。那是如今人所共见的中世纪的缩影，在维赖尔修道院旧址，现为牧场的中间，靠迪尔河边，有四个半在地下半在水中的石室，那便是“地牢”。每座地牢都残留一扇铁门、一个粪坑、一个安了铁条的通风孔。洞口外高出水面两尺，里边离地面六尺。四尺深的河水擦墙而过。牢里地面终年潮湿，幽禁的人就以这湿土为卧榻。有一间地牢里，墙上还嵌着一段枷锁。另一间里还有一个方匣，是用四块花岗岩石板砌成，卧不够长，立不够高，把一个人放在石匣里，上边再盖上石板。实物俱在，眼睛看得见，手摸得着。那些地牢、那些囚室、那些铁门、那些枷锁，还有那高高的气窗，河水齐着窗沿流过，没有那盖着花岗岩石板的石匣好似一座坟墓，唯一的区别就是里边埋葬个活人，还有那粪坑、那泥泞的地面、那渗水的墙壁，全是乱弹琴！

[1] 拉巴尔和西尔旺，同卡拉斯一样，都因触犯天主教而处死，伏尔泰为之申冤。

[2] 塔西陀（55—120）：拉丁文历史学家，直书罗马暴君尼禄（54年至68年在位）事。也是个乱弹琴的人，而尼禄则是受害者，而且毫无疑问，应当同情“那个可怜的霍洛菲尔纳”犹滴是古代犹太侠烈女子，为拯救一城百姓，诱杀了敌将霍洛菲尔纳。事见《圣经·旧约》中的《犹滴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