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暴动，还有起义，这是两种愤怒：一种不当，另一种正当。唯一建立在公正上的民主政体，有时也会发生一小撮人篡权的情况，于是全体起而攻之，要讨回权利，必要时还拿起武器。凡是属于集体主权的问题，全体对部分的战争是起义，部分对全体的进攻是暴乱。要看土伊勒里宫容纳的是国王还是国民公会，才能决定对它的进攻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同一门瞄准人众的大炮，在八月十日 [1] 是错的，在葡月十四日应是共和四年葡月 [2] 则是对的。表象类似，本质不同。瑞士雇佣军保卫错误的东西，波拿巴则保卫正确的东西。全体在自由和主权的情况下决定的一切，不能由街头暴乱来改变。纯属文明的事物也是如此。民众的本能，昨天清醒，明天又可能混乱。同样的愤怒，反对特雷就是正当的，反对杜尔哥特雷 [3] 就是荒谬的。破坏机器，抢劫仓库，拆毁铁路，捣毁船坞，聚众闹事，不公正地对待进步的人民，学生杀害拉缪 [4] ，有人用石头将卢梭赶出瑞士 [5] ，这些行为就是暴乱。以色列反对摩西，雅典反对福基翁 [6] ，罗马反对西庇阿 [7] ，巴黎反对巴士底狱，这些都是起义。士兵反对亚历山大，海员反对哥伦布，都是同样的反抗，大逆不道的反抗。为什么呢？因为亚历山大用剑为亚洲所做的事，正是哥伦布用指南针为美洲所做的事，亚历山大同哥伦布一样，发现了一个世界。将一个世界赠送给人类文明，这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光明，因此任何抗拒都是犯罪。有时，人民就曲解对自我的忠诚。群众背叛人民。例如：私盐贩子不惜流血长期抗争，为正当利益长期反抗，可是到了关键时候，到了得救的日子，即人民胜利的时刻，他们却投靠王室，转变为朱安党，从反抗王室的起义转为拥护王室的暴动，这岂非咄咄怪事！愚昧无知的可悲杰作！私盐贩子逃脱了王朝的绞刑架，脖领上还套着一段绳索，就戴上白徽章。“打倒盐税局”的口号却生出“国王万岁”的口号。圣巴泰勒米节惨案的杀手、九月惨案的凶手、阿维尼翁惨案的刽子手；杀害科利尼的凶手、杀害德·朗巴勒夫人的凶手、杀害勃吕讷的凶手 [8] ；米克莱 [9] 、绿徽章 [10] 、辫子兵 [11] 、热愚帮 [12] 、袖章骑士 [13] ，这些全是暴乱。旺岱是天主教的一次大暴乱。

人权行动的声响可以辨识，并不一定总是发自骚乱群众的颤抖。有疯狂的愤怒，有破裂的铜钟，不见得警钟都能发出青铜之音。狂热和无知的骚动，绝非进步的震荡。

“起来”，这没错，但是要为了成长壮大。指给我看看你要走的方向。只有向前才算起义。任何别种“起来”都不好。

凡是猛然倒退就是暴乱。倒退，就是反对人类的一种暴行。

起义就是真理的震怒。起义掀起的马路石块，迸发出人权的火花。这些马路石块只给暴乱留下烂泥。丹东反对路易十六是起义，埃贝尔反对丹东则是暴乱。

由此可见，正如拉法耶特所讲的，在一定条件下，如果说起义可能是最神圣的义务，那么暴动就可能是滔天大罪。

热量的程度也有差异：起义往往是火山，暴动往往是草火。

我们说过，反抗有时出现在政权内部。波利尼亚克是暴乱者，卡米尔·德穆兰是治理者。

有时，起义即起死回生。

一切问题由全民公决，这完全是现代方式；在此之前四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人权遭践踏、人民受苦难的事实，每个时期都附有可行的抗议。在专制君主统治时期，没有起义，却有尤维纳利斯 [14] 。

“愤怒”[15] 接替了格拉库斯 [16] 兄弟。

在专制君主统治下，有发往赛伊尼的流放者 [17] ，也有写《编年史》的人物 [18] 。

且不说帕特莫斯的那个巨大的流放者 [19] ，他也同样，以理想世界的名义，强烈抗议现实世界，将幻觉化为一种惊天动地的讽刺，将世界末日的烈焰反光投向罗马-尼尼微、罗马-巴比伦、罗马-塞多姆 [20] 。

约翰站在岩石上，犹如斯芬克斯蹲在基座上，世人可能不理解他。他是犹太人，用的是希伯来文，然而，撰写《编年史》的是拉丁人，说得准确些，他是罗马人。

尼禄之流的暴君统治一片黑暗，就应当用同样的色调描绘出来。单凭刻刀雕刻出来，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必须为之上色，将凝练犀利的散文倾入刻痕里。

独裁者有助于思想家的思索。受束缚的言论别具一种威力。君主强迫民众缄默的时候，作家就两倍三倍地加强自己的文笔。一种神秘的丰满，从这种缄默中产生出来，在思想中过滤，并凝固成为青铜体。历史上的高压政策，在历史学家身上压制出精确性。某一名作如花岗岩一般坚硬，无非是暴君重压的结果。

在暴政统治下，作家被迫缩小范围，从而也就增聚了力量。西塞罗的和谐复合句，在威勒斯案件 [21] 上勉强够用，用在卡利古拉身上就会显得迟钝了。语句紧缩，就增加了打击力度。塔西佗收缩着手臂思考。

一颗伟大心灵的正直，在正义和真理上高度凝结，具有雷霆万钧之力。

顺便说一句，要知道在历史上，塔西佗和恺撒并没有同世遇合。给塔西佗保留了提比略之类的皇帝。恺撒和塔西佗是相继出世的两位人杰，仿佛避免相遇，这是掌握岁月舞台上下场的主宰的神秘安排。恺撒是伟人，塔西佗也是伟人，上帝不让这两个伟人相互撞击。伸张正义的审判官若是抨击恺撒，就可能做得过火，有失公正。上帝不愿意如此。非洲和西班牙的伟大战争、消灭奇里乞亚 [22] 海盗的行动、将文明带给高卢、布列塔尼和日耳曼的功绩，这一系列的光荣遮蔽了鲁比科内河事件 [23] 。这其中显示一种微妙的天公地道，不忍放手让铁面无私的历史学家去评说杰出的侵略者，让塔西佗饶过恺撒，向这位天才提供减轻罪过的情节。

当然，即使由天才的独裁者统治，专制主义依然是专制主义。在杰出的专制者统治下，也有腐化问题。不过，在寡廉鲜耻的专制者统治下，这种精神瘟疫就更加丑恶了。在这些朝代，毫不掩饰无耻的行径，而由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这类创制典型事例的人，鞭挞这种无可辩驳的卑鄙无耻，对人类则更有裨益。

罗马在维特利乌斯 [24] 统治时期，比在苏拉 [25] 统治时期感觉还要糟。在克劳狄 [26] 和多米蒂阿努斯 [27] 统治时期，卑鄙下流变成畸形，同暴君的丑恶相得益彰。奴隶的卑劣是专制者一手造成的。散发臭气的这些腐烂心灵，正是主子的写照。政权污浊，心胸狭窄，天良平庸，灵魂恶臭。卡拉卡拉 [28] 朝代如此，康茂德 [29] 朝代如此，埃拉加巴卢斯 [30] 朝代也如此，然而在恺撒朝代，罗马元老院中只散发出鹰巢所特有的粪味。

于是，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这类人物出世了，尽管表面看来迟了些，到了昭然若揭的时刻，宣教者才出现。

不过，尤维纳利斯和塔西佗，跟圣经时代的以赛亚和中世纪的但丁一样，都还是个人行为。而暴动和起义，则是群体行为，有时错误，有时正确。

一般情况下，暴动的缘起是一种物质因素，而起义总是一种精神现象。暴动，就是马萨尼埃洛 [31] ，而起义则是斯巴达克思。起义接近头脑，而暴动靠近肠胃。肚子发火了，当然，并不是每次肚子都错了。在饥饿问题上，暴动，例如比藏赛 [32] 那次，出发点正确，令人同情也符合正义，但仍旧还是暴动。为什么呢？因为实质有理，而形式错误。虽然有理，但是野蛮凶残。虽然强大，但是胡作非为，如同一头失明的大象横冲直撞，一路留下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尸体，让安分的百姓和无辜的人死于非命，还不知道为什么。为民求食，目的很好，而滥杀无辜，方式极糟。

凡是拿起武器的抗议行动，即使完全正当，即使像八月十日那样，像七月十四日那样，起初都难免有些混乱。在正当权利显示出来之前，总是波涛汹涌，泥沙泛起。起义的初期是暴动，正如江河的源头是激流。暴动通常要流入革命这片海洋。然而有时，起义由绝对纯洁的理想白雪构成，俯临精神天际、正义、明智、理性和人权，从高山出发，水如明镜映现蓝天，从岩石倾泻到岩石，流经越远越壮阔，汇集百川，形成气势磅礴的壮观景象，不料忽又注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如同莱茵河流入沼泽。

这一切已成过去，未来当是另一番景象。全民公决的高妙之处，就是能从原则上消除暴动，又把投票权给了起义，从而解除了起义的武装。这样，战争就化解了，既没有街垒战，也没有边境战争了，这就是必然的进步。不管今天情况如何，明天就是和平。

而且，起义在什么方面与暴动不同，地道的资产者不大了解这种细微差异。在他们看来，全是叛乱，不折不扣地犯上作乱，是豢养的狗起而反抗，要咬主人，因此必须惩罚，锁起来关进窝里，任其狂吠和号叫，直到有一天，狗的脑袋突然大起来，在昏暗中隐约变成了狮子头。

于是，资产者高呼：人民万岁！

明确了这一点，那么，对历史而言，一八三二年六月运动，究竟是一场暴动呢？还是一场起义呢？

这是一场起义。

从这可怕事件的场面来看，我们很可能说这是暴动，但仅仅为了指明表面现象，而我们始终区分暴动形式和起义实质。

一八三二年这场运动爆发得迅疾，止息得凄惨，显得极其伟大，就连认为这无非是一场暴动的人，也不能不以尊敬的口气谈论。在他们看来，这相当于一八三○年的余波，说什么激发起来的想象力，一日工夫不可能平静下来。一场革命不可能陡直切断，总要拖一段波动，直至平复状态，譬如高山逐渐趋缓而接平原。有阿尔卑斯山脉，则必有汝拉山脉。有比利牛斯山脉，则必有阿斯图里亚斯山。

近代史上这场激动人心的危机，巴黎人称为“暴动时期”留在记忆里，在本世纪历次暴风雨的时日中，这肯定是最有特色的一段。

最后再讲几句，就进入情节了。

我们要讲述的事情，属于这种富有戏剧性的活生生的现实，但因时间和空间有限，往往被历史学家所忽略。然而，我们却要着重介绍，这恰恰是生活，是人的悸动和震颤。我们似乎讲过，小事情，可以说是大事件的枝叶，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类小事，在所谓暴动时期数不胜数。司法进行了调查，但是出于另种原因，而不是为了历史，没有全部披露，也许没有查到底。有些特殊情况公布了，已为人所共知，但是还有些事情根本无人知晓，还有些事实，经历者不是遗忘，就是故去了，我们要揭示出来。这些壮丽场面的角色，大多数已经下世了。而且事后第二天，他们就沉默了。不过，我们要讲述的情况，可以说都是我们亲眼所见。有些名字变了变，因为历史旨在讲述，而非告发，但我们描绘的是真事。囿于本书的条件，我们只能指明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和六日的一个侧面、一段插曲，当然是鲜为人知的。我们掀起幽暗的幕布，力图让读者瞥见这场可怕的社会风波的真相。

[1] 1792年8月10日，巴黎公社领导的人民武装进攻国王路易十六所在的土伊勒里宫，瑞士雇佣军保卫王宫，向群众开枪。

[2] 13日，即1795年10月5日，保王党人在巴黎暴动，向国民公会所在地土伊勒里宫进攻，拿破仑指挥革命部队粉碎了保王党人的图谋。

[3] 杜尔哥特雷是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任期为1769年至1774年，1774年由杜尔哥接任，直至1776年。雨果的观点很明确：特雷维护特权，杜尔哥力求改革。

[4] 拉缪（1515—1572）：人文学者，在圣巴泰勒米惨案中，即1572年8月23日—24日夜间被杀害。

[5] 1765年，卢梭遭石块袭击，但不是把他赶出瑞士，只是把他赶出斜谷。卢梭从斜谷迁往圣彼得岛。

[6] 福基翁（约公元前402—前318）：雅典将军、政治家，因主张和平政策而被处死。

[7] 西庇阿：有大西皮阿（公元前235—前183）和西皮阿（公元前185或前184—前129），二人均任过罗马执政官。

[8] 列举六条，后三条重申前三条，即在这三个惨案中，各举出一个著名的受害者。

[9] 米克莱：西班牙匪帮，1808年由拿破仑改编成法军米克莱，用以对付西班牙游击队。

[10] 绿徽章：保王党集团戴绿徽章，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之后和第二次波旁王朝复辟初期，在南方肆虐，实行白色恐怖。

[11] 辫子兵：原为留发辫的榴弹兵和轻骑兵，1794年热月政变后，发辫成为年轻的保王党的时髦。

[12] 热愚帮：热月政变后，在法国南方猖獗活动的反革命团体。

[13] 袖章骑士：1814年，昂古莱姆公爵进入波尔多城，扈从贵族左臂戴绿袖章。雨果给予他们这一讽刺性称呼。

[14] 尤维纳利斯（约60—约120）：拉丁诗人，著有《讽刺诗集》，抨击罗马的腐化风俗。

[15]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尤维纳利斯的一句诗：“缺少天赋，愤怒也能作诗。”

[16] 格拉库斯兄弟：罗马著名法官，主张土地改革，于公元前133年和前121年先后被大地主势力杀害。

[17] 据不可靠的传说，尤维纳利斯被放逐到埃及的赛伊尼，即现称的阿斯旺地区。

[18] 指塔西佗（约55—120），拉丁历史学家。参照夏多布里昂《墓外回忆录》中引录的1807年的文章：“尼禄陡然如日中天，塔西佗已经在帝国出生了。”

[19] 指圣约翰。他在希腊的帕特莫斯岛上撰写了《启示录》。

[20] 尼尼微：西亚（今伊拉克境内）古亚述国首都，公元前612年被毁，标志亚述帝国的灭亡。巴比伦（今伊拉克境内）：西亚文明古城，始建于公元前24世纪至前22世纪，公元前323年以后衰落。塞多姆：古城（巴勒斯坦境内），位于死海南岸，公元前19世纪毁于灾难。《启示录》叙述其事，说是上帝的惩罚。

[21]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拉丁政治家和演说家，他将拉丁语的雄辩推上高峰。在西西里人控告总督威勒斯敲诈勒索的案件中，他作为原告律师，指控十分有力，使威勒斯受到应得的惩罚。

[22] 奇里乞亚地区位于土耳其南部，濒临地中海。

[23] 鲁比科内河是意大利和高卢的边界河流。公元前49年1月11日至12日夜间，恺撒未经元老院批准，就率军过河侵入高卢。

[24] 维特利乌斯（15—69）：罗马皇帝，公元69年仅做一年皇帝就被民众杀死。

[25] 苏拉（公元前138—前78）：罗马将军、政治家，公元前88年任执政官，至前79年，权力达到顶峰时，突然让位退隐。

[26] 克劳狄一世（公元前10—公元54）：罗马皇帝（41年至54年在位）。

[27] 多米蒂阿努斯（51—96）：罗马皇帝（81年至96年在位）。

[28] 卡拉卡拉（188—217）：罗马皇帝（211年至217年在位）。

[29] 康茂德（161—192）：罗马皇帝（180年至192年在位）。

[30] 埃拉加巴卢斯（204—222）：罗马皇帝（218年至222年在位）。

[31] 马萨尼埃洛：1647年那不勒斯起义的首领。

[32] 比藏赛：位于法国中部的安德尔省。1847年，因粮食危机而在这里发生了流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