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智力障碍的大干学名叫许国干，但村里人一直喊他大干。有关大干的段子流传着不同的版本。和大干同为单身汉的贫困户阿林、小孩、得利、孙良红堪称一群难兄难弟，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是工作队和镇村干部无法绕过的帮扶对象。

大干

大许村村部的空调遥控器不见了。

大许村村部就一台空调，颍州区驻村工作队扶贫干部邓蕾蕾弄来立式空调，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

丁酉年农历八月六日，出奇地闷热，大许村村部低矮的办公室，被火辣辣的太阳燎烤得像个蒸笼，热得透不过气来。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台输送冷风的空调正需要打开的时候，遥控器不见了 。

把村部的柜子和抽屉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遥控器。

村部办公室木门上的那个锁舌头坏了，虽关上了门，但实质上锁不了门，常到村部来的村民，都知道村部的门看上去像锁好了一样，实际上一推就开。

包括经常到村部闲逛的智障贫困户大干都知道，村部的门一直是锁不上的。

会不会是大干拿走的？村委会委员、治保主任许明增突然想起，走进村部大院时迎面看到大干正往院外走，村总支委员马琦当时还给大干递了一根烟。仔细回想了一下，当时大干手中没有任何东西，除非他把遥控器装在了短裤口袋里。

许明增凭感觉觉得是大干拿走了遥控器，他当即骑着电瓶车来到了大干家。

遥控器果然是大干拿走的，他正拿着遥控器手舞足蹈地开着自家的“空调”——堂屋里几块从外面搬来的土坷垃被大干当成了空调。

见许明增突然出现在面前，大干像个犯了错的孩子，顿时低下了头。

40多岁的人了，大干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我到大许村第一天，就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地到村部转悠，这人国字脸，浓眉大眼，相貌周正，留着平头，身着破旧蓝色中山装上衣，下面的黑色裤子卷着裤腿。村干部一边给他掏烟一边告诉我，此人叫大干，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如果不动口说话，乍一看会认为他是一个精干的村民。

大干和站柱是到村部最多的两个贫困户，他们俩不管哪个，只要往村部门口一站，会吸烟的村干部会立即递上一根烟。大家都知道，这两人不想吸烟的时候，一般不会到村部来，来了，就是想吸烟了。同样是给他俩递烟，大干和站柱是有区别的，站柱每次只要一根烟，给两根转眼他就会捏碎扔掉，但大干不会满足于一根烟，许多时候他会再要一根夹在耳朵上，有时还会得寸进尺地问一句：“村里可有救济烟了？给我一包。”在他的思维中，香烟和大米、面粉一样，政府是可以救济的。他问过之后偶尔会有村干部把自己刚刚拆开的一盒烟递给他，每当这时，大干会满脸欢喜，点着烟，吐着烟圈，高高兴兴地离开村部。

大干似乎通晓点人情礼仪，知道我们是上面派驻大许的工作队，每次我们给他拿烟的时候，他总不忘说声谢谢。

一次在“十一”长假后，我左手拎着电脑包，右手拎着一捆书，在村部门口和耳朵上夹着一根烟的大干相遇。可能是好多天没见了，也不管我手中有没有东西，他伸出右手执意要和我握手。无奈之下，我只好把书放在地上和他握手，握过手之后，大干满意地离去。

大干小时候很聪明，父母给他取名许国干，确是对他的美好未来充满期许。大干曾经在村小上过几年学，他在村里有不少同学，马琦和大干曾经是同桌。

小学没毕业，大干脑膜炎留下了后遗症，脑子不太清爽，偶尔会有间歇性精神病发作，经鉴定是三级残疾。

大干有一个姐姐、四个哥哥，弟兄五个中他排行老五。大哥当兵退伍后一直在外地谋生，二哥是村里有名的能人，三哥在外地打工时意外落水去世，四哥在城里开出租车，姐姐住在几里外的华佗村。

前些年大干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倒是衣食无忧。几年前母亲去世后，大干无奈地自己照顾着自己，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正当人们为大干发愁的时候，2014年大干被列为大许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随着各项扶贫政策的落实，大干过上了吃穿不愁的日子。

但大干手中不能有钱，有了钱，他会千方百计在最短时间内花掉，手中有50，他会想着花60。

“昨天慰问贫困户，给他送了一袋米和100块钱，钱在手里还没焐热，他转身就跑到集市上的超市买了两包中华烟。”刚到大许就听村干部这样介绍大干。

因此，国家根据各项扶贫政策应该给大干的款项，直接由他姐姐替他保管，需要花钱时，再由姐姐给他。

那天我到大干家走访，大干领着我到他每个房间看看，几个买来的大馍挂在厨房的一个塑料袋子里，还有几把挂面放在桌子上。他平时吃饭主要就是吃买来的挂面，时常把挂面放在锅中的凉水里，待水烧开煮熟后，连青菜也不放，盛到碗里就吃，吃馍的时候把馍放在锅里加热，连菜也不烧，干吃完之后喝点馍锅水就算是一顿饭。据说大干吃过饭之后很少洗锅洗碗，一顿接着一顿做下去。

平时谁家要是死了鸡鸭，大干知道了就会拎回家把毛拔掉，连内脏也不掏出来，放在锅里煮熟之后就吃，在他看来这是难得的美味。村民告诉我，他吃过之后从来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有时候他懒得做饭，东一顿西一顿打游击。到了吃饭的时间，他走谁家门口，如果正巧人家端着饭碗，那家人就会让大干进来坐下吃。大干也不客气，放下饭碗之后，如果再递一盒烟，主人家门口有什么农活，他也会帮着干，所以大干很多时候并不让人觉得讨厌。我们工作队的房东李老太太曾多次在吃饭时遇见大干，热情招呼他坐下吃饭，大干每次都不会客气。

大干脑子简单，听别人说话他从不思考，村里人时常拿他开玩笑取乐。一次在村里的一家酒店，有人逗他：“大干，你到隔壁酒桌朝老许身上踢两脚，我马上就给你拿酒喝。”大干听说有酒喝，立即来到隔壁对着老许身上就是两脚，弄得老许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在大许村，从没人和大干论高低。

有关大干的段子在大许村广为流传。

大干十几岁的时候，得知父母对三哥的婚事不满，缘由是三哥一表人才很潇洒，而即将娶进门的三嫂不怎么俊俏。大干可能认为父母讲得有道理，在举办婚礼的那天，他悄悄买了一包缝衣服用的针，溜进三哥的洞房，把一包针别在那床崭新的棉被内，想让三嫂子在新婚之夜受针扎之苦。闹洞房的渐渐离去了，大干的三哥掀起新娘的红盖头，吹灭了洞房里的红蜡烛，先上床的三哥顿时尖叫了一声，原来大干精心设计的洞房扎针计，没有扎到三嫂，倒是先扎着三哥了。三哥赶紧让新媳妇点亮蜡烛，这才发现被子上到处是数不清的缝衣针。新婚之夜，小两口忙着在被子上寻找缝衣针。

窗外的月亮躲进了云层，悄悄趴在窗外的大干看到了自己设计的好戏，扑哧一声笑了，三哥当即知道原来是大干搞的恶作剧。

十几年前大许村的社会治安不太好，不时有蟊贼光顾，牵走村民辛辛苦苦喂大的猪牛羊。许多村民为防止被偷，喂了狗看家护院。每当蟊贼在半夜光顾这个安静的村庄时，村里的狗就会不停地狂叫，村民听到狗叫一般会怀疑蟊贼进村了，大都会起来点亮灯到院子里看看，蟊贼这时就会吓得逃之夭夭。一段时间后，蟊贼慑于狗叫，渐渐远离了大许，村里猪牛羊很少再失踪了。

那时大干二十几岁，有段时间精神不太正常，喜欢半夜里穿着花褂子在村子里闲逛。他逛到哪里，哪里就会有狗叫，村民听到狗叫以为是蟊贼又来了，就赶紧起床点灯到院里看看，结果没发现蟊贼，倒是看到了身穿花衣服的大干。大干手里拿着一根棍子，说是为村民“站岗放哨”，他这身装扮，让村民哭笑不得。连续多少天，大干半夜里闲逛，村子里狗叫声此起彼伏。时间长了，村子里有狗叫，大家都以为又是大干出来“站岗放哨”了，渐渐地对半夜狗叫习以为常，也就对蟊贼失去了戒心。

就在这时，大干精神恢复了正常，蟊贼得知大干不再半夜游荡，而村民们也不再警惕狗叫时，利用村民的麻痹心理，开始光顾大许了。月黑风高的夜晚，当蟊贼把手伸向大许村时，村民们以为又是大干开始“站岗放哨”了，就只管放心地睡了。连续几次被偷之后，村民才发现原来不是大干在放哨，而是蟊贼进村了。

大干居住的三间瓦房是二十年前父母建起的，经过二十个春夏秋冬的风吹雨打，已变得破旧不堪。2017年，大干的住房被列入危房改造工程，村里为他申报危改工程，把三间瓦房修缮一新。望着洁白的墙面，大干高兴得眉开眼笑。

大干一直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开展贫困户“人居环境五整洁”活动以来，驻村工作队要求每个贫困户做到庭院整洁、主房整洁、厨房整洁、厕所整洁、个人卫生整洁。大干在房屋刚刚修缮好之后的那段时间，家里的摆设和卫生还说得过去，很多时候院子里和房间内凌乱不堪。大干的包保联系人——西湖镇副镇长孟静多次到他家帮着整理院子，但过几天之后就又恢复了原样。孟静知道大干喜欢抽烟，时常以给他买烟为由哄着他，调动大干搞好家庭环境的积极性。每次在村部见到大干，孟静都会对他说：“回家把卫生搞好，我最近几天去看，如果卫生搞得好，会给你带包香烟；如果卫生没搞好，就不会给你香烟了。”这一招还真管用，大干为了抽烟，家庭卫生状况明显改善，精神状态看上去也越来越好。

村里人知道大干有时不正经，许多时候惹不起躲得起。那天村里一户办喜事的人家在院子里摆了十几桌喜酒，主人请来了一个戏班子唱戏。大干在这里酒足饭饱之后，也挤在人群中跟着看。台上唱戏的一位身材丰满的中年女演员，看上去有几分姿色，曲调悠扬动听，大干被她唱得神魂颠倒，想入非非。

2018年正月二十六日，大干间歇性精神病复发，从家中出走，离开大许村之后迷失了方向，漫无目的地行走到十几公里外的三塔镇，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当地人有心帮助他，却被他失常的言语给吓住了。三塔镇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后，随即和他的家人联系。大干的四嫂接到电话后，赶忙带了两个男劳力开出租车来到三塔镇，强行把大干带到了精神病院。

那天下午大干的四嫂来到大许村村部，说大干在医院已经住下了，永刚队长当即安排大许村负责健康扶贫的王英为其办理好相关医疗费报销手续，并当即从钱包里拿出1100元，作为大干住院的生活费交给了她。

大干在医院住下后，在村部已见不到大干的身影。一个多月过去了，大干仍在精神病院住着。见不着大干，大家感觉生活中好像少了点什么。我和大干的包保责任人孟静先后来到医院看望大干，大干在这里见到了熟人，露出高兴的神情。随后医生介绍说，大干按照疗程治理后，越来越接近正常。

2018年7月2日，大干正式出院，花费8000多元，他住院期间的花费基本得到了报销。

大干那天出院被送到村头后，差点找不着回家的路了。他在医院住院期间，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集中精力抓旧村庄改造，这段时间大干所在的大许村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尤其是从村头华天路到大干家的两百多米路段，可谓脱胎换骨。

回到家之后，大干突然想起很久没有到村部去了，转悠到村部发现这里空无一人，推开那个坏了锁舌头的木门，里面已空空荡荡。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只是村部已不是那个村部。

在大干住院期间，村部搬进了新建的三层党群服务中心大楼，大干很快找到了和老村部一路之隔的新村部大楼，一楼村民服务大厅的服务台和村干部办公室的网络化办公桌让大干感觉很新奇。

新村部楼顶的“大许村党群服务中心”几个立体大字和迎风招展的国旗，让大干感觉很新鲜。大干正在好奇地观望着，马琦迎面走来，给这个刚刚出院的老同学递上了一盒黄山烟，开心的表情迅即在大干的脸上弥漫着。

间歇性发作的精神病对大干来说，就像挥之不去的梦魇，似乎一次比一次严重。

鼠年春天杨柳吐绿的时节，大干的精神病又犯了，且出现明显的狂躁症状。村头的路边上，他不时动手骚扰路过的女人，一时间大许村的女人和小孩见了大干的身影总是远远地避开。更有甚者，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正在河边洗菜，大干从后面出其不意地把这位村民的头按在水里，若不是附近的村民发现，很可能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惨剧。那天我和永刚队长听说这事后，立即朝大干家跑去，远远就看见大干的房前屋后围了不少人，他的姐姐和哥哥也闻讯而至。大干此时或许清醒了一些，像是知道自己干了错事，低头站在门口，两只手捏着衣襟，等待挨训。但在场的人没一个人训斥他，都知道这个时候再说他也没有任何作用，当务之急是尽快把他送到阜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永刚现场安排人员着手为大干办理住院手续，在大干的姐姐和哥哥的配合下，当天就把大干送进了医院。

大干也乐得住进医院，半个月后我们去医院看他，他已接近恢复正常。或许是因为异地见到熟人，他朝我们不住地点头，算是和我们打招呼。大干显得红光满面，比前些日子精神了许多，医生说给他用药之后症状很快得到了缓解。给大干递烟点火之后，他有问必答，他说在医院比家里还好，每天还能洗上热水澡。临走时我问他想不想姐姐和哥哥，他说不想他们，他只想村里的阿林。大干所说的阿林是大许村前周庄的智障贫困户周阿林，上次在这住院时，阿林正好也在这住院，两个人在这里每天见面很开心，阿林似乎成了大干跟班的小兄弟，这让他很是得意。

阿林

2017年初夏，工作队访遍所有的贫困户，前周庄阿林很快成为工作队关注的重点人物。在见到阿林之前，他的包保责任人——村委会主任周学宏——给我发了一张阿林的照片，从照片上看，这是一个阳光健康的小伙子。

阿林出生于1992年，十年前父亲去世后母亲外嫁，至今没有音信。他和年高体弱的老奶奶相依为命，间歇性发作精神病时常把他奶奶折磨得焦头烂额。

阿林作为低保贫困户，靠低保金、残疾人补贴及各项扶贫政策，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

前周庄那三间破旧的平房里落满了灰尘，大白天阿林时常一个人关着门在家。好在世上还有个疼他的奶奶，这让阿林的吃饭有了着落。年迈的奶奶经常为这个孙子发愁，精神病发作时他甚至会在奶奶面前挥舞着拳头。发病时六亲不认的状态，令其二叔、三叔也只能无奈地避而远之。村民告诉我：发病时如让其服药，精神状态很快会像正常人一样。

平日里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一个人到处玩，走东庄、串西庄，所有的亲戚家都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丁酉年那场大雪之后，我们工作队到前周庄去，上午十点多，见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戴着一顶单帽，脸上脏兮兮的，身上的衣服油光发亮，问他到哪去，他说到姥姥家去搞点吃的。站在不远处的奶奶提起这个孙子直叹气：“没爹没娘的苦孩子，管不了呀，有一天我不在了，还有谁疼他呀？”

村民告诉我，他这么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手里不能有钱，如果打零工手里有了零花钱，很快会跑到小店买来各种零食，像一个永远吃不饱饭的饿汉子。

前周庄村民都很同情阿林。村民们见我在关注阿林，纷纷向我讲述关于阿林的往事：他有时一个人在田野里某个老坟前一跪就是很长时间，有时一个人趴在村头机井边沿往井下看，一趴就是老半天。

有段时间，阿林精神很正常，也愿意干些力所能及的体力活，每天按时到建筑工地干小工。工作队动员能人手拉手帮助贫困户之后，建筑队工头王子峰有心帮助他，让他在工地上打个零工。但如果将工钱直接交给他，他立即就会花光，王子峰遂把工钱交给他奶奶。王子峰苦笑着对我说：有段时间，把工钱给了他奶奶之后，阿林的积极性又没了，工地上一点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了。只好又把工钱直接发给他，吸引他到工地干活。有一次给了他几百元钱，他一时心血来潮，跑到集市上买了一台电视机。

回到家，他让人帮助调好台，看到电视里播放电视剧有开枪打人的枪战画面，他感到全身紧张，害怕这些人打到自己家。关上电视，他越想越害怕，干脆拔下电源，把电视扔到沟里去了。

阿林似乎心里缺乏安全感。每次到他家，他要么在外边疯玩，要么关着门在家。那天我和周学宏、扶贫专干申振来到前周庄，刚刚看到阿林还在院子里，待我们来到他院里时，他立刻进屋把门关了起来。我喊：“阿林，开门呀，怎么把门关上了？”

喊了多声，阿林才把门打开，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你们不会把我抓起来带走吧？”

“你又没干坏事，我抓你干啥？”

为了让他放松对我们的戒备，我让同行的申振从钱包里找了几十元零钱，递给阿林：“我们俩是好朋友，我知道你没钱花，今天专门给你送钱的。”

“如果想吃西瓜，你可以拿这钱到许国友瓜田买个西瓜吃。”许国友的大棚西瓜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我努力和他套着近乎。

“他的西瓜我已经到地里摘两个吃过了。”阿林实话实说，“我用这钱到商店买点好吃的去。”

不大会工夫，他从几百米外代庄的一家商店买了一包饼干跑了回来。

“想不想你的父亲和母亲？”

“不想，想他们干啥？” 阿林头摇得像拨浪鼓。

“我们俩从今天起就是朋友了，有啥事尽管和我说。”

“你不会抓我吧？”他仍然对我不放心。

此后我们工作队每次在村头遇见阿林，都会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但许多时候他对我们的热情视而不见，最多看我们一眼。

阿林和大干一样，间歇性精神病随时可能发作，有时甚至让人猝不及防。那天为了给阿林更换门窗，永刚队长和周学宏前往他家，来到门口，连着喊了几声阿林，他在屋里都没有回应。过了一会，他突然把门打开，手里拿着一把菜刀，一头扑向站在门口的永刚。周学宏眼疾手快，立即上前夺下他手中的菜刀，把他按到屋里的床上坐下，一番训斥后，阿林老实了许多。又过了一会，阿林好像清醒了过来，低头站在那里，表示往后一定会听话。

春天是美好的，但对大干和阿林来说似乎是他们的疾病高发期。2020年深春，不时出现阿林对村民的袭击行为，虽未造成伤害和严重的后果，但必须尽快把他送往医院。听说大干一个月前就住进了医院，阿林突然怀念起曾经在医院的日子。 在送往医院的前一天，我和周学宏来到阿林家，阿林与我们一见面就要求我们快点把他送到医院去，他说在医院比在家强，在那还能跟大干一起玩。2020年5月13日这天，阿林高高兴兴地跟随周学宏乘车前往阜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临行前，阿林望着站在面前的奶奶和邻居，嬉皮笑脸地说：“到阜阳找大干玩去了。”

小孩

大许村智障男人群体中有这样一个传说：在大许村大干害怕小孩，得利怕大干。

大干和小孩、得利三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智障，三个人年龄相差不大。小时候三人喜欢在一起较劲，摔跤、吵架、动拳头是常有的事，但大干没有小孩力气大，两人每次交手大干都不是小孩的对手。时间长了，大干只要一听说小孩，就会心生畏惧。村里人时常拿大干开心：“大干你这么厉害，为啥斗不过小孩？”

小孩是谁？

小孩是大许村刘寨庄建档立卡贫困户刘国文的儿子刘生巨，村里很少有人喊他刘生巨，长期以来都习惯于喊他小孩。

小孩是刘国文的第三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都已成家立业，日子过得差强人意。小时候小孩得了一场大病，大病之后精神开始变得不正常，但不像大干和阿林那么严重，平时不仅可以干些农活，还能到建筑工地上干些小工，偶尔发病时有一股无法控制的牛脾气。

小孩浑身充满力气。大哥、二哥未分家的时候，弟兄三个在一起生活，尽管两个哥哥随时迁就着他这个最小的弟弟，但兄弟之间言语不和稍有不慎就会惹怒小孩。据说，两个哥哥都曾被小孩打过，有时脾气大了他连父母都敢打，有一次父亲都被小孩撵得老远。母亲有时心里烦得慌，不免埋怨他不该这样拖累人，有两次小孩的脾气上来了，对母亲的唠叨话听不下去了，干脆到厨房把锅碗给砸了个稀巴烂。

不管怎么说，小孩毕竟是父母的心头肉，有两次他失踪后把父母急得整夜睡不着，一家人挂念得茶饭不思。多年前小孩和大哥外出打工回家时，经阜阳汽车站转车回大许，兄弟两个失散了，哥哥惴惴不安地回到家，感觉无法向父母交代。时任村支书刘国文的本家刘新文向我讲述了当时的情景：小孩当时跟在哥哥后面，哥哥走在前面，只顾往前走，以为弟弟仍在后面跟着，岂不知弟弟在后面停下脚步看热闹。哥哥走了很远仍认为弟弟还在身后跟着走，这时小孩在后边怎么也找不到哥哥了，此时正好有到阜南的农公班车，售票员大声喊着到阜南的快走，在小孩的印象中大许村离天棚集不远，而天棚集就在阜南县，于是他鬼使神差地坐上了阜阳开往阜南的班车，到阜南之后小孩神经错乱，记不清家在哪里了，一个人漫无目的地朝前走。天黑之后他走到了西湖镇，人们见他头发凌乱、神志不清，把他送到了派出所，干警为他买来方便面，让他吃上热乎乎的面条，为害怕他再次出走，干警一边和他家人联系，一边把他看管起来。送回家之后，母亲抱住很久未见的小孩失声痛哭，刘新文回忆说，他母亲疼儿心切，一顿饭给小孩煎了十个荷包蛋，让儿子补充营养。

逐渐恢复正常的小孩见人就吹牛：“没啥大不了，派出所民警还得给我站岗呢。”

小孩虽有犟脾气，但他不怕干活出力，平时不太费力的农活他一般不愿干，但如果把他哄好了，让他干些搬水泥、倒水泥的重体力活，他不怕脏、不嫌累，一干就是一天，干完之后给他几十块钱，他会感到很满足，甚至有一种成就感。小孩干重活不惜力，因此在村里也讨人喜欢。

几年前小孩再次失踪。整个刘寨和寨外的男劳力几乎倾巢出动寻找他。刘新文告诉我，全庄三十多人骑自行车找了六七天，方圆一二十公里找遍了也没有找着他，七天之后，界首市一家派出所按照他说不太清楚的地址，费了很大周折把他送回了家。

永刚队长力倡村里的能人对贫困户手拉手结对帮扶后，明庄建筑队工头明学军承诺把小孩当成自己的帮扶对象。明学军在村里承建盖房工程，把小孩和他的父亲刘国文当成施工队的长期务工人员，小孩在建筑工地不是每天都能靠得住，明学军经常哄着他，把他拴在了建筑工地，一方面多少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他如果天天在建筑工地，也省得他乱跑。

工作队按程序为小孩申报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还为他提供了公益性岗位，从根本上实现了小孩的“两不愁三保障”。他年迈的父母少了些后顾之忧，曾经紧锁的眉头，现在也舒展了许多。

小孩是个顺毛驴，喜欢人讲他好，越夸他越有心劲。我每次见到小孩，都会主动和他搭话，夸他能干，表现好。每次都把小孩夸得眉开眼笑。包片村干部梁艳对我说，这两年小孩越来越正常，现在听话得很，在公益岗位上干得欢，疫情防控期间，他还主动要求到卡点执勤呢。

得利

上文说到大干怕小孩，得利怕大干，得利何许人也？

得利是大许村冯王庄建档立卡贫困户周治军，就像大干、小孩一样，村里人很少有人叫他们学名，村里人没几个叫他周治军的，一出口都是喊他的小名得利。得利对村里人不喊他周治军，似乎心中很是不爽，他干脆用毛笔在红纸上写下“周治军”三个大字贴在了木门上。

得利在村里最怕的就是大干，每当得利在村人面前吹牛时，就有人逗他：“你恁过劲，为啥斗不过大干？”他往往会吹嘘：“我一只手插在裤兜里，都能把大干扳倒在地。”但每每见到大干他立刻就蔫了。

工作队进驻大许村不久，一天我们正在村部和“两委”干部讨论工作，突然进来一位头皮发亮的瘦高个，清亮的头上架着一副墨镜，穿着灰色中式短袖褂，橘黄色的裤子从上到下有一个白色的竖道。此人酒气熏天，步入村部办公室，他首先对村委会主任周学宏来了句英文“ sorry ”（对不起），接着便出言不逊：“妈的，我家的电线坏了，不给我搞好，明天就到市里上访。”我和在场的人都感到莫名其妙，来人继续自说自话：“我的问题必须马上给我解决，不然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总支书记马若付知道和这样酒气冲天的人说话是白费口舌，干脆出门骑着电瓶车离开了村部。周学宏见他酒劲没过，懒得和他说话，但还得客气地应酬着，从口袋里掏出2块钱递给他：“你先去买一瓶矿泉水解解酒再说。”他还算没完全喝醉，拿着2块钱，边走边说：“你以为我不知道，矿泉水是一块钱一瓶，这2块钱够买两瓶的。”

等来人离开我们去买矿泉水后，周学宏告诉我们这是大许村冯王庄周治海的弟弟得利。此人平时喜欢喝烂酒，两杯酒一喝就找不着北了，今天中午喝过之后想起来家中电线因短路着火，需要换几米电线，晕晕乎乎地来这找村干部，虽然喝了些酒，但还没完全醉，要不然他怎么知道要村干部给他买几米电线？

已经退休的村干部周治清是周治海、周治军的堂兄弟，周治清告诉我，周治军弟兄两个，他哥哥周治海作为“五保”贫困户长期在镇敬老院，2018年春节后因病去世。很多时候只要看到得利脸上有酒气，村里人都是惹不起躲着走，一旦被他缠着就没完没了。得利如果不喝酒，还能像正常人一样，偶尔干些零工，解决些生活花销。

得利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光伏扶贫政策和几亩流转出去的承包地，日子还勉强过得去。得利最大的问题就是手里不能有钱，只要一有钱，就要立马花掉，如果哪次领到了一笔什么钱，他就要到饭店点几个菜，弄瓶酒过过瘾。

几年前拆迁老宅子赔偿了他和哥哥周治海两人7000多元钱，得利领取了这些大额钞票后，兴奋得夜里睡不着觉，他从阜阳站坐火车来到了首都北京，在宾馆住下之后，一个星期不到，7000块钱花得精光，差一点回不了家。

很长一段时间也不见得利到村部了，那天到冯王庄入户走访时，才知道一个多月前，他喝多了酒，在路上被一辆疾速而过的汽车碰伤后，在医院住了几天，从此腿脚行动不便，只好无奈地在家里窝着，好在生活上还能自理。从那以后见了我们工作队他也很少言语，和我们在村部第一次见他时相比，判若两人，头上添了很多白发，脸上多了些皱纹，一下子苍老了许多。那天我在村头遇见得利，问他最近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他可能是听力出了问题，连着问了两遍，仍然面无表情，一句话也不说，不觉让人怜悯。他好像得了老年痴呆症，时常一个人出现在村头，也不和其他人言语，在家里越来越不愿意动手干活，甚至连饭都不愿做了，很多时候一天只吃两顿饭。

那天我和周治清到他家走访时，屋里脏得无法下脚，问他愿不愿到镇敬老院生活，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工作队很快帮他办理了“五保”户集中供养手续，得利从此远离大干、小孩这帮难兄难弟，在敬老院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孙良红

翻开马小庄牛德云的《扶贫手册》，可以清楚地看到扶贫档案盒上的名字是由孙浩清改写成牛德云的。两年前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主为孙浩清，2016年孙浩清患癌症去世后，牛德云成为这个家庭的户主。

孙良红是牛德云的大儿子，有轻微智力障碍。十多年前，孙良红在村民们帮助下，和邻居们一同到福建打工。他虽说脑子不好使，但不怕出力流汗，一个月曾有两三千元的收入。那些日子里，也是孙良红人生感觉最好的时候，他时常从街边地摊买些卤菜，喝些小酒，未承想，有一天酒喝得晕晕乎乎，在大街上行走，不幸被后面快速行驶的车辆挂住了左胳膊，没良心的驾驶员溜之大吉，孙良红从此胳膊残疾，办理了三级残疾证，在外打工很少有人敢接纳他。碰伤后没有得到一分赔偿费，孙良红无奈地回到了生养他的家乡。祸不单行，父亲患病去世，家中欠下了不少的债务。

幸运的是，原先的破房子拆迁赔偿后，孙良红的母亲欠些钱在马小庄水泥路南边盖了两间两层楼房，他的母亲、弟弟、弟媳一家被列入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得益于小额信贷、光伏扶贫及低保补助、残疾人补贴、公益性岗位、就业培训、产业扶贫，尤其通过产业扶贫，弟弟和母亲在自家院子里喂了一二十只山羊，一家人的日子逐渐鲜亮起来。

两年前孙良红被包片村干部马琦介绍到十几公里外的地方给一个养羊大户看护羊群，每月上千元收入。他一个人在野地里放羊，弟弟孙迪每个星期都要骑电瓶车给他送些蒸好的大馍及酱豆、咸菜之类的东西，他每天烧些开水，把馍加热后就是一顿饭。

丁酉年冬季的那场大雪之后，我和许明、孙迪乘马琦的双排座货车给孙良红送棉被，经过泉河大坝北岸一个荒凉无人的旷野，有一片被冰雪覆盖的果园，果园附近即是孙良红放羊的地方。这是一个几百平方米的简易钢构大棚，棚内有上百只山羊，在大棚前面有几间活动板房，孙良红就住在其中的一间板房内。零下十摄氏度的气温，孙良红戴着帽子，脸冻得发紫，一条布带子挂在脖子上，把残疾的左胳膊悬在胸前。走进活动板房，他吃力地抬起左胳膊，把手从棉护袖里露出来，只见他整个左胳膊已严重残疾，平时全靠右胳膊右手劳动，孙良红告诉我阴天下雨，左胳膊时而会阵阵酸痛。

孙良红似乎很乐观，天气晴好的时候，他赶着羊群在附近的堤坝上放羊，已经习惯了寂寞无人的时光。唯一让他感到满足的是，在这里每天都能喝上小酒，他指着放在屋里的几个箱子告诉我们：每天饭可以不吃，半斤一瓶的小酒，至少要喝两瓶，一天不喝就会很难受。尽管他喝的都是几块钱一瓶的酒，但总算过了酒瘾。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之后，因老板调整布局不再喂羊了，在新冠疫情即将到来的时候，孙良红再次无奈地回到了大许村，没了进钱的地方，喝不上小酒，孙良红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孙良红没有了固定的收入，很可能要成为新增贫困户。工作队和村委会挨个分析村民的致贫原因和增收之策时，都认为当务之急必须尽快解决孙良红的来钱门路。

村里很快为孙良红安排了公益性岗位，负责沟河塘看护及打扫公共卫生。孙良红也很珍惜村里安排的公益性岗位，每天一大早，他就来把村里的公共厕所清扫得干干净净。

孙良红又开始喝上了小酒，尽管那酒只是几块钱一瓶，但并不影响每天喝酒给他带来的快乐，喝到尽兴时，一个人哼着小曲，手舞足蹈，看上去活脱脱一个小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