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房的阳台上，我可以一览无余地俯瞰加纳首都阿克拉的全景。蔚蓝的天空罩上了一层轻纱，金黄、青灰的云丝雾缕轻松地漂游，脚下的城市颇像一盆黑菜汤。刚刚煮沸的汤中浮起点点白色的面片。大株大株热带树，披拂着沉重的、浓绿的枝叶，树影墨黑，好似汤中的黑菜；一座座鲜红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而今星罗棋布般在整个城市涌现，很像菜汤中的面片。我下榻的旅馆就是这众多的新建筑之一，它坐落在一个大花园的中央，花园里一簇簇红花，如喷火蒸霞般盛开。这幢崭新的大旅馆，色彩明丽，造型精致，我姑且把它称之为新非洲风格。
旅馆的拱形走廊里，散放着许多椅子和小圆桌，游客可在那里随意休憩，喝上一杯上好的冰镇饮料。餐厅异常宽敞，一排排大玻璃窗全是淡紫、米黄色调，给人分外明净、和谐的感觉；每一张餐桌上摆好了擦得锃亮的餐具和晶莹的酒具，非洲侍役衣着的讲究足以跟18世纪芭蕾舞演员媲美；这一切都给空间平添了熠熠的光彩。旅馆的前厅宏轩、舒适，一间大酒吧，高大厚实的柜台倒有点像教堂的祭坛；电梯是完全用金属造的，把旅客送往高层各个宽阔、明亮、装着空调的走道；客房里的各种陈设，从一色上等白瓷砌的盥洗室到塑料地板，从热带植物织制的窗幔到现代风格的淡色家具，无一不透出豪华、优雅的气派。
这座旅馆建成于什么时候呢?看来是不久以前才告落成的，因为根室在他撰写的关于非洲的著作中，曾使用如此缺乏诱惑力的字眼来描绘1954年的阿克拉：“触目皆是乱糟糟的景象，用铁皮搭的棚屋，摇摇欲坠的木房，破颓的柱廊下几间简陋的小店铺，七零八落地混杂在一起。旅人获得的头一个印象，是迹近绝望的荒凉。”变化也许是那以后两三年发生的。而且，诚如我们前面所提及，这座旅馆并非独一无二的现代化建筑。只须向城市新区投以匆匆的一瞥，即可发现那些最时髦的政府各部所在的大楼，它们高耸在钢筋水泥立柱上，长长的游廊跟办公室相连，办公室里的家具是清一色的瑞典样式，官员们身穿短袖衬衫和雪白的长裤，翻阅着卷宗，他们的助手无一例外地都是衣着个时而又迷人的女秘书；绿色森然的热带草木间，点缀着白玉似的别墅和带拱廊的两色住宅。
阿克拉新区的街道，迤逦在一座座鲜花盛开的花园里，仿佛是一座大花园里的条条林荫道。街道上只能偶尔遇见几个行人，但不时有美国、英国产的小汽车急驰而过。
自然，根室描述的那个充斥卑陋民房的旧城，如今依然存在，它跟豪华的、现代化的新城和睦共处。从我下榻的旅馆驱车十分钟光景，柏油马路渐渐消隐，一锅玉米粥似的黄土路取而代之，整整齐齐排列的水泥建筑物也消失了，只见崎岖不平、路面被掘开的土路两旁，尽是犹如一丛丛野蘑菇似蔓生的茅棚和木房。阿克拉的市中心也还没有获得更新：一条歪歪扭扭的宽阔马路，跟城市的“西部地区”相连，两侧的房子形状各异，这里一座墙面全是落地大玻璃窗的时新的大楼，那儿一间屋顶用凹凸不平的铁皮盖的小棚子，远处一长列二层楼的宅邸，再往远处，又可能是一间简陋的茅屋。便道上停靠的小汽车鳞次栉比，跟露天市场紧紧挨着；露天市场里摆着一遛地摊，货主全是臃肿肥胖的妇女，大草帽遮掩着她们的面孔，丰满的臀部坐在过于窄小的板凳上。
展现于我们眼前的是两个城市，一个是优美的、现代化的城市，另一个是衰落的、贫苦的城市；在这两个城市之间，竟全然看不到任何中间地带，譬如中产阶级的住宅区。同样，在阿克拉，乃至整个非洲，在昨日的殖民主义与今天的新资本主义之间，缺乏过渡的阶段。从戴着软木头盔的军人到身着浅色服装的银行家，从世世代代遗传下来的棚屋到摩天大楼，没有任何的过渡，唯有骤然的突变。在装有空调的现代化机关里办公的年轻官员，他的父亲也许就居住在热带大草原的一间茅屋里，每日放牧牲畜，一手执着柳条鞭，另一只手握着一柄利矛，作为防御野兽侵袭的武器。
此种情形表明，新资本主义正以迅猛的气势向非洲扑去，犹如用火种去点燃一堆干燥而又富于油脂的材料。就阿克拉的大旅馆而言，它不过是从大西洋直至印度洋的黑大陆上到处涌现出来的同类建筑中的一个代表。在非洲各大城市的现代化街区，众多的新建筑在这样的旅馆旁边拔地而起，它们是欧美大资本对非洲怀有浓厚兴趣的佐证。用乌黑闪光的大理石和嵌着灰白晶粒的花岗岩盖起来的阴暗、傲慢、冷冰冰的银行大楼，跟苏黎世、伦敦、纽约和法兰克福的金融大厦如出一辙。精致的摩天大楼浑体用玻璃和金属造就，它们的黄铜门牌上镌刻的文字几乎全以令人肃然起敬的缩写结尾：ltd；百货商场里，大玻璃窗和自动扶梯光彩夺目，售货员一律身着制服，和纽约超级市场里的相差无几。
如今，旧殖民主义，连同它的颓败的带凉台的别墅，它的维多利亚式的旅馆，它的奴隶制时代的酒吧，它的尘土飞扬的商店，总而言之，连同它的全部康拉德式的优美情调，统统远离了我们。新资本主义全然不畏惧疟疾、苍蝇、潮湿或干燥的酷暑，毫不顾忌雨天的泥泞与夏令的灰尘，居民落后、原始的粗俗，道路与城市的匮乏。工业和医学的胜利经验，使新资本主义愈益强盛，它现在深信，跟人口众多的亚洲，受到西班牙传统羁绊的、沉睡的拉丁美洲比较起来，它拥有足够的力量迅速吞噬非洲。新资本主义对非洲的兴趣，不只出于对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和各种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的需求，而且是为着跟共产主义的竞争，为着尽快以消费革命去扑灭任何可能的政治革命。
诚然，一些手中握有统计资料的人，会列举各种数字和事实，比我更确凿无误地阐明，新资本主义对非洲的侵略究竟意味着什么。而我只不过是对经济学家们通常不予理会的一切发生兴趣，换句话说，我仅仅对这一侵略的最不合乎理性，却又并不因此而丝毫丧失其重要性的某些特征发生兴趣。毋庸置疑，当共产主义红星照耀亚洲的时候，新资本主义的白星在非洲上空闪烁，至少眼下的情形是如此。或者说，鉴于历史的、种族的、心理的和美学的缘由，非洲人虽然面临着跟亚洲相近的经济不发达和社会、文化落后的问题，但跟信仰马克思主义或被马克思主义吸引的亚洲人的区别在于，他们更乐意接受西方的解决办法。
这种侵略的最不合乎理性的特征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首先，殖民主义在非洲远比在任何其他地区更加残酷、更加强大，它迫使非洲人不得不接受他们与之斗争的殖民主义者的文化；此种状况的发生，部分地是由于欧洲文化中有着针对它本身包含的邪恶的最有效的解毒剂，部分地是由于刽子手和牺牲者之间一直存在的吸引和排斥的关系。其次，不能忽视非洲文化的个性特征；非洲历史上从来不曾存在过像亚洲那样频繁出现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的大帝国；除去部落和家庭之外，非洲人像空中的鸟儿和水中的鱼儿一般自由自在。第三个原因在于非洲的拜物主义和迷信的特殊性，它们不像亚洲的宗教那样构成理解和接受工业文明的障碍，相反地，它们恰恰推动了对机器本身所蕴涵的拜物主义和迷信的理解和接受。除此而外，还可以补充另一个因素，非洲人的幼稚性：新资本主义以它大量倾销的轻工业品，装潢漂亮、精巧和几乎全是剩余的商品诱惑着非洲人，正如一二百年以前西方冒险家用威尼斯的铜丝和念珠引诱非洲人，换取黄金、象牙和珍贵的木料一样。
我一面这么默默思忖，一面沿着阿克拉大马路悠悠漫步；周围来来往往行人缤纷的肤色叫我大开了眼界。我惊奇地观赏着一幅令人赏心悦目而又不可思议的场景。在两列东倒西歪和参差不齐的建筑物中间，蠕动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服饰的色彩之鲜艳，构图之大胆，超出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男人们用五颜六色、图案新奇的棉布，从头到脚裹住身子，仅仅裸露出脖颈、一只肩膀和一只胳膊，很像古罗马人身穿长袍的样子。女人们把印花布紧紧裹住腰肢和胸脯，仿佛大都会的女士，或者上斯卡拉大剧院去听歌剧的太太们身穿的夜礼服，一条彩巾在头上来来回回盘裹了几圈，好像脑袋上顶了一只大花瓶似的。这些花布全是按照原始的、粗犷的格调设计和印染的，然而，行家的敏锐目光却能发现，这种原始的、粗犷的美其实是二度产物，换句话说，它渗透了欧洲先锋派的绘画经验。商贩们在露天市场向过往行人大量兜售的，大抵都是此种质地异常粗糙，但价格又极其低廉，把如此强烈而又如此瑰奇的色彩，如此怪诞而又如此魅人的构图巧妙交织、浑然一体的纺织品。看得出来，这里有着原始艺术和高更、立体主义和黑色艺术的影子。这些来自曼彻斯特、荷兰的棉布，既表达了又同时刺激了非洲人对浓艳的色彩的追求；而浓艳的色彩映在乌黑的皮肤上，总是能产生极佳效果的。
我一路上打量着这些身着长袍和晚礼服式衣裳的男男女女，他们颇像开屏的孔雀，沐着炎炎的阳光，神气昂扬地行走在飞扬着灰沙的街道上，沉浸于虚浮而永恒的节日气氛之中。我忽然回忆起访问苏联塔什干一家纺织厂时，主人向我展示的样品。假若把它们跟阿克拉的非洲人身穿的英国或荷兰的印花布比较，毋庸置疑，色彩和图案那么古板、陈旧的苏联纺织品会丢脸出丑的。由此不妨推想，西方的纺织品，乃至它的全部轻工业品，无一不在心理上、文化上为新资本主义向阿克拉的渗透清扫道路，而苏联轻工业尽人皆知的缺陷，则跟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扩张产生迥然相异的效果。诚然，人不能仅仅为花布和其他类似的物品而活着，但也不能仅仅靠推土机、拖拉机、汽轮机、挖掘机而生存。从阿克拉人身穿五色缤纷的服饰时流露出来的喜不自胜的情绪，大致能作出这样的判断，至少在世界的这一地区，轻工业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满足，而重工业对此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名篇鉴赏
不同于一般游记描摹名胜古迹、猎取异国情调的路子，《阿克拉人的服饰》力求从知识方面发现非洲，即希望认识它和理解它，从文化角度去思考非洲今昔状况。
文中，作者把自己的观点同19世纪欧洲人对非洲的“侵略性发现”相对立。他着重叙述非洲国家独立后出现的新气象、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痕迹，并展示新与旧的巨大反差与二者之间的强烈冲击，如“同样，在阿克拉，乃至整个非洲，在昨日的殖民主义与今天的新资本主义之间，缺乏过渡的阶段”，这样的语言对非洲现状分析得就十分到位。
文中作者还谴责了新殖民主义者对非洲实行的经济的、旅游的、文化的“暴力”。如“新资本主义全然不畏惧疟疾、苍蝇、潮湿或干燥的酷暑，毫不顾忌雨天的泥泞与夏令的灰尘，居民落后、原始的粗俗，道路与城市的匮乏”、“新资本主义对非洲的兴趣，不只出于对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和各种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的需求，而且是为着跟共产主义的竞争，为着尽快以消费革命去扑灭任何可能的政治革命”等等语言深刻中肯。
最后作者对非洲大陆迷人的自然风光、独特的风土人情、悠久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也给予了真切细致的描绘。如“大株大株热带树，披拂着沉重的、浓绿的枝叶，树影墨黑”、“我一路上打量着这些身着长袍和晚礼服式衣裳的男男女女，他们颇像开屏的孔雀，沐着炎炎的阳光，神气昂扬地行走在飞扬着灰沙的街道上，沉浸于虚浮而永恒的节日气氛之中”等语句为我们展示了具有独特魅力的非洲。
从艺术上看，作者把对非洲社会深层状况的探索熔铸于生动细致的描绘之中；将平实的叙述同富含哲理的论述紧密交织，这样的写作手法使得文章颇具可读性。
普鲁斯（波兰）
作者简介
波莱斯拉夫·普鲁斯（1847~1912），波兰作家。他在创作中善于在矛盾斗争中揭示人物性格，运用讽刺、幽默、虚构、夸张和朴质的叙述等多种手法描写细节，作品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他的创作对波兰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代表作有小说《玩偶》、《前哨》等。
影子
天上的阳光渐渐熄灭了，地面的薄暮慢慢升起来。薄暮——这是夜大军的前哨。这支凶猛的夜大军自古以来就和白日永恒地厮杀着：它总是朝败暮胜，主宰着从日落到日出之间的宇宙，一到白天就全线溃退，躲在隐蔽的地方窥伺着。
它躲在深山峡谷里，城市地窖中，森林密丛问，阴沉的湖泊深处；它隐身在原始的地下岩洞，矿井和濠沟，屋角和墙窟。它慢慢地布开，悄悄地扩散，终于充满各个幽暗的角落。它潜伏在树皮的裂缝里，衣裙的褶皱间，躺在最细的砂粒下面，缠在最薄的蛛网中，伺机出动。虽然从一个地方把它赶走，那也只不过是暂时的退让，它仍然要选择良宵，重整旗鼓，卷土重来，还要努力夺取新阵地，最后吞没整个世界。
当夕阳西坠的时候，夜大军的前哨——薄暮便悄悄地、小心翼翼地从各个隐蔽的地方一队队地开出来，布满房子、走廊、门厅和光线微弱的楼梯；从橱柜和椅子背后涌到房间中央，包围帷幔；从明瓦和窗口冲上大街，不声不响地袭击墙壁和屋顶，占领制高点，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空中片片彩云进入黑色的纱帐。
过了一会儿，黑暗突然发起全面攻势，从地面直升云天。野兽躲进洞穴，行人各自回屋；生活就像无水的草木，蔫枯凋萎，奄奄一息；景物的颜色和轮廓一齐隐人黑暗之中，什么也看不见了。
这时，在华沙的空旷的街道上出现一个奇怪的人形，头上举着小小的火种。他好像专为驱赶黑暗而来，沿着人行道飞速奔跑着，一见路灯，便停了下来，点亮欢悦的灯火，然后就像影子一样消失了。
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论是百花盛开、风和日丽的阳春，还是雷雨交加的七月炎夏；不论是狂风呼啸、尘雾茫茫的深秋，还是雪飘万里的严冬，——只要黄昏降临人间，他就跑遍大街小巷，举着火种，点亮灯光，尔后就像影子那样，一晃不见了。
你从哪儿来?是何处人氏?你为什么这样自隐，使人们看不见你的容貌，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你有妻室和母亲吗?他们是否在时时等待你的归来?你有儿女吗?他们是否常常倚门相待，当你把小小的火种放到房角以后，就用力爬上你膝头、搂住你的脖子?你有没有一个可以共同欢笑、共同悲伤的朋友?你有没有一个哪怕是仅仅可供聊天的相识?
你总该有一个栖身之处吧?你总该有个留给人家称呼的名字吧?你总该具备人们共有的需求和感情吧?难道你真是一个无声的看不清的幽灵，只在薄暮朦胧中走出来，点亮灯火，尔后就像影子一样隐去?
有人对我说，确有这么一个人，并把他的住址告诉了我。我找到那所房子，询问扫院人。
“有一个点灯人住在这儿吗?”
“有。”
“他的房间在哪儿?”
“喏，就是那间小屋。”
门好像已经上锁。我向窗洞里一望：只有靠墙铺着一张小床，床边有一根长杆子挑着一盏小灯笼——火种。点灯人不在家里。
“请简单告诉我，他是个什么样子?”
“谁晓得他长得啥模样!”扫院人一面回答一面耸耸肩，“我自己也没能好生看个清楚哩!”他补充说：“他白天从来不蹲在家里。”
半年后我第二次拜访他。
“喂，点灯人今天在家吗?”
“唉——唉!”扫院人一声长叹说，“不在，永远不在了!他昨天已经人土。他死了。”
扫院人默然沉思。
我打听一些细节以后，就赶到墓地去。
“看墓人，我想打昕一下，昨天下葬了一个点灯人，他的坟在哪儿?”
“点灯人?”他重复一遍，“谁知他埋在哪块土里!昨天一共来了三十位‘游客’。”
“当然，他一定是葬在穷人墓地的。”
“穷人也来了二十五个。”
“不过，他睡的准是白皮棺材。”
“睡白皮棺材的‘游客’也来了十六个呢!”
我到底没能看见他的脸，也没弄清他的姓名，甚至连埋他的一坏黄土也没能找到。他死后给人留下和生前一样的印象：只有在黄昏后才能看见的、一个无声的、不露真相的、像影子一样的人形。
在人生的黄昏时，一代不幸的人在摸索徘徊：一些人在斗争中死去；一些人堕入深渊；种种机缘、希望和仇恨冲击着那些被偏见束缚着的人；在那黑暗泥泞的道路上同样也走着那些给人点亮灯火的人。每一个头上举着火种的人，每一个在自己的旅途上点燃光明的人，尽管没有人承认他的价值，但他总是默默地生活着、劳动着，然后像影子一样消失。
名篇鉴赏
《影子》是一篇富有象征意蕴的散文，作者把一个无名的点灯人称为“影子”，他默默无闻地生活在世界上，为世界点燃了光明，却没有留下自己的芳名，他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尘世，却没有任何人看清他的面容。“影子”尽管崇高却是个悲剧人物。作者通过对点灯人命运的展示，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的悲惨际遇，同时也歌颂了他们的勤劳善良，对下层劳动者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为了突出点灯人的重要性，文章开篇就对气氛进行了渲染。作者通过奇妙的想象把黑夜比喻成一支“凶猛的”、“自古以来就和白日永恒地厮杀着”的夜大军。作者通过对夜大军“伺机出动——悄悄袭击——全面攻势”的描写，充分展示了环境的恶劣，为点灯人的出现作了充分的铺垫。
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点灯人，“这时，在华沙的空旷的街道上出现一个奇怪的人形。头上举着小小的火种”，他沿着人行遒“飞速奔跑着，一见路灯，便停了下来，点亮欢悦的灯火，然后就像影子一样消失了”。这里，作者只做了这样如同特写镜头般的描写，但是点灯人是谁?他从哪儿来?何处人氏?为什么这样自隐?家庭情况如何?……谁也不知道。文中，作者连用了十三个问句，创造了诸多悬念，为的是引起人们对点灯人命运的关注。
为了解开“谜”底，作者接着安排了“我”三次寻找点灯人的经过。第一次寻找点灯人，只看见他在简陋的房间用长杆子挑着的小灯笼——火种。他是什么模洋，连他住的这个院子的扫院人都不知道。这些都说明点灯人生活贫困，处境孤苦，像影子一样在世界上无声无患地生存着。第二次寻找点灯人只用了两句对白，表明他死了。扫院人“默然沉思”的神态，给作品增添了悲凉感。第三次寻找点灯人，是在墓地。当“我”赶到基地，向看墓人打听他葬在何方时，看墓人冷漠的语调充分显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穷人被社会所压迫，连生死都不为人注意的悲惨处境。“谜”底依然没有解开，“我到底没能看见他的脸，也没弄清他的姓名，甚至连埋他的一钚黄土也没能找到”，这是一出多么凄凉的人生悲剧，读者的感情也随着“我”的“三次寻找”而荡起波澜：
作品的结尾，作者满怀深情地指出：“每一个头上举着火种的人。每一个在自己的旅途上点燃光明的人，尽管没有人承认他的价值，但他总是默默地生活着、劳动着，然后像影子一样消失。”直抒胸臆，将“影子”的内涵进行了拓展，对文章思想进行了升华。
《影子》就是这样以巧妙的构思、层层的铺垫，为普通劳动者唱了一曲哀歌，并在记人叙事之中深蕴哲理，饱含批判力。
伊瓦什凯维奇（波兰）
作者简介
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1894~1980），波兰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曾多次获波兰国家文学奖和国际文学奖。他的散文自成一派，自然流畅，真切中见精神，朴素中有华彩。主要作品有剧本《诺昂之夏》、《假面舞会》和长篇小说《名望与光荣》等。
草莓
时值九月，但夏意正浓。天气反常地暖和，树上也见不到一片黄叶。葱茏茂密的枝柯之间，也许个别地方略见疏落，也许这儿或那儿有一片叶子颜色稍淡；但它并不起眼，不去仔细寻找便难以发现。天空像蓝宝石一样晶莹璀璨，挺拔的槲树生意盎然，充满了对未来的信念。农村到处是欢歌笑语。秋收已顺利结束，挖土豆的季节正碰上艳阳天。地里新翻的玫瑰红土块，有如一堆堆深色的珠子，又如野果一般的娇艳。我们许多人一起去散步，兴味酣然。自从我们五月来到乡下以来，一切基本上都没有变，依然是那碧绿的树，湛蓝的天，欢快的心田。
我们漫步田野。在林间草地上我意外地发现了一颗晚熟的硕大草莓。我把它含在嘴里，它是那样的香，那样的甜，真是一种稀世的佳品!它那沁人心脾的气味，在我的嘴角唇边久久地不曾消逝。这香甜把我的思绪引向了六月，那是草莓最盛的时光。
此刻我才察觉到早已不是六月。每一月，每一周，甚至每一天都有它自己独特的色调。我以为一切都没有变，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草莓的香味形象地使我想起，几个月前跟眼下是多么不一般。那时，树木是另一种模样，我们的欢笑是另一番滋味，太阳和天空也不同于今天。就连空气也不一样，因为那时送来的是六月芬芳。而今已是九月，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隐瞒。树木是绿的，但只须吹第一阵寒风，顷刻之间就会枯黄；天空是蔚蓝的，但不久就会变得灰惨惨；鸟儿尚没有飞走，只不过是由于天气异常的温暖。空气中已弥漫着一股秋的气息，这是翻耕了的土地、马铃薯和向日葵散发出的芳香。还有一会儿，还有一天，也许两天……
我们常以自己还是妙龄十八的青年，还像那时一样戴着桃色眼镜观察世界，还有着同那时一样的爱好，一样的思想，一样的情感。一切都没有发生任何的突变。简而言之，一切都如花似锦，韶华灿烂。大凡已成为我们的禀赋的东西都经得起各种变化和时间的考验。
但是，只须重读一下青年时代的书信，我们就会相信，这种想法是何其荒诞。从信的字里行间飘散出的青春时代呼吸的空气，与今天我们呼吸的已大不一般。直到那时我们才察觉我们度过的每一天时光，都赋予我们不同的色彩和形态。每日朝霞变幻，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心性和容颜；似水流年，彻底再造了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有所剥夺，也有所增添。当然，今天我们还很年轻——但只不过是“还很年轻”!还有许多的事情在前面等着我们去办。激动不安、若明若暗的青春岁月之后，到来的是成年期成熟的思虑，是从容不迫的有节奏的生活，是日益丰富的经验，是一座内心的信仰和理性的大厦的落成。
然而，六月的气息已经一去不返了。它虽然曾经使我们惴惴不安，却浸透了一种不可取代的香味，真正的六月草莓的那种妙龄十八的馨香。
名篇鉴赏
《草莓》是一篇寄寓着深刻哲理的美文。
全篇处处围绕一个“变”字来写。交与不变，扑朔迷离。作者见微知著，否定不变的错觉，揭示“变”的必然，从而使人的心灵被震撼。
文章开头即交待“时值九月”，但是作者却强调“夏意正浓”，所描写的一些景物也颇有盛夏时的“容貌”。作者和友人曾于五月来到乡下，尽管时光流逝，但四个月后，此地景色却依旧。这是作者见到那颗晚熟的硕大的九月草莓，心潮顿时掀起波澜的原因所在。作者被触动，于是直接抒写自己的心理感受：先写对自然界“变”的感受，再写对人生“变”的感受。写人生的“变”，作者也是先写出一种“不交”的错觉，然后笔锋陡转，写时光改变着我们的心性和容颜。而作者最后的感悟是光阴对我们“有所剥夺，亦有所增添”，剥夺了年华，却增添了阅历和经验——既有对时光不复返的丝丝惆怅，又有一种过来人的沉稳与豁达。
从艺术上看，本文语言洗练精美，遣词造句间无不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如“今已是九月，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隐瞒。树木是绿的，但只须吹第一阵寒风，顷刻之间就会枯黄；天空是蔚蓝的，但不久就会变得灰惨惨；鸟儿尚没有飞走，只不过是由于天气异常的温暖”，这样的语言与朱自清先生散文《匆匆》的“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有异曲同工之妙。
玛丽·居里（波兰）
作者简介
玛丽·居里即居里夫人，是原籍为波兰的法国科学家。她与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都是放射性的早期研究者。他们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钋和镭。并因此获得了190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居里夫人继续研究了镭在化学和医学上的应用，并因分离出纯的金属镭而再次获得1911年诺贝尔化学奖。
我的信念
生活对于任何一个男女都非易事，我们必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最要紧的，还是我们自己要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对一件事情是有天赋的才能，并且，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当事情结束的时候，你要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我已经尽我所能了。”
有一年的春天里，我因病被迫在家里休息数周，我注视着我的女儿们所养的蚕结着茧子。这使我极感兴趣，望着这些蚕固执地、勤奋地工作着，我感到我和它们非常相似，像它们一样，我总是耐心地集中在一个目标。我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有某种力量在鞭策着我——正如蚕被鞭策着去结它的茧子一般。
在近五十年来。我致力于科学的研究，而研究基本上是对真理的探讨。我有许多美好快乐的回忆。少女时期我在巴黎大学，孤独地过着求学的岁月；在那整个时期中，我丈夫和我专心致志地，像在梦幻之中一般，艰辛地在简陋的书房里研究，后来我们就在那儿发现了镭。
我在生活中，永远是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后来我要竭力保持宁静的环境，以免受人事的侵扰和盛名的渲染。
我深信在科学方面，我们是有对事而不是对人的兴趣。当皮埃尔和我决定应否在我们的发现上取得经济上的利益时，我们都认为这是违反我们的纯粹研究观念。因而我们没有申请镭的专利，也就抛弃了一笔财富。我坚信我们是对的。诚然，人类需要寻求现实的人，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最大的报酬。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对于一件忘我的事业的进展，受了强烈的吸引，使他们没有闲暇，也无热诚去谋求物质上的利益。我的唯一奢望，是在一个自由国家中，以一个自由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工作，我从没有视这种权益为理所当然的，因为在二十四岁以前，我一直居住在被占领和蹂躏的波兰。我估量过法国自由的代价。
我并非生来就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我很早就知道，许多像我一样敏感的人，甚至受了一言半语的呵责，便会过分懊恼，他们尽量隐藏自己的敏感。从我丈夫的温和沉静的性格中，我获益非浅。当他猝然长逝以后，我便学会了逆来顺受。我年纪渐老了，我愈会欣赏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如栽花、植树、建筑，对诵诗和眺望星辰，也有一点兴趣。
我一直沉醉于世界的优美之中，我所热爱的科学，也不断增加它崭新的远景。我认定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并且还是一个小孩，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这种魅力，就是使我终生能够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