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黑土地上冒出嫩绿的芽苗行列。某夜，一个邻居摸黑潜进篱笆里，掘起一株小苗，“某种豆荚类，”他告诉朋友，“甜豌豆，我猜。他干吗这么保密?我问他种什么，他都不肯说。”
这些话散布出去“甜豌豆哪，四十五亩地都种甜豌豆!”农夫拜访克拉克·迪卫特，征询他的意见。
他的意见如下：“一般人以为一磅甜豌豆卖个二十到六十分钱就能大赚一笔，但是这种作物是世界上最棘手的东西。如果没有虫害，收成不错。不过一旦艳阳高照，豆荚一一爆开，一切心血付诸流水；也可能一阵雨后破坏了整片土床。拨出几亩地来种甜豌豆碰碰运气还好，不能全部都种。自从爱玛死后，彼得的神志已经不清楚了。”
他的意见一传十，十传百，每个人都引以为己见。两个邻近住家经常彼此谈论此事，每个人都重复他的意见的后半部。风声传到彼得·蓝道的耳边，他非常生气。有一天，他大叫道：“喂，这到底是谁的地啊?如果我爱破产，我有他妈的权力去破产，对吧?”于是人们又改变了他们的想法，他们记起他是个顶尖的农夫，可能他有特殊的播种常识。那么那两个穿马裤的人一定是土质分析员!为数颇众的农夫都希望拨出几亩地种甜豌豆。
当绿藤蔓延出来，人们在树排间相遇并偷抓一把土，而花蕾成形时，人们更想种甜豌豆，种种形迹显示谷物的丰饶。接着花开季节来到，四十五亩多彩多姿又馨香遍野的土地呈现在众人眼前。据说四里远的沙林那斯也闻得到香味。络绎不绝的校车载来参观的学童；成群结队的种子公司派员镇日勘察藤田，检视土壤。
彼得·蓝道每天午后坐在前廊的摇椅里，俯视粉红夹杂蓝色的田地海浪，以及颜色驳杂得令人疯狂的大片土地。午后微风吹起时，他深深地吸气。蓝衬衫敞开衣领，犹如香味可因此而深入肌肤。
农夫又询问克拉克·迪卫特的意见。他说：“大约有十种情形可能影响作物的收成，甜豌豆刚好适合他种。”大家知道克拉克因嫉妒而恼羞成怒，他们从多彩多姿的田地望向彼得坐镇的前廊，心中升起对彼得的钦佩和崇敬。
某日午后，艾德·查培尔拾级而上，走向彼得。“你的作物照顾得很好，先生。”
“大概是吧!”彼得说。
“我大致看过了，豆荚长得很好。”
彼得轻叹。“花季快结束了，”他说，“我真不愿意见到花瓣掉落。”
“呃，我倒希望它们凋落。如果一切顺利，你能大赚一票。”
彼得拿出手帕擤擤鼻子，又搔搔痒。“香味没了的时候，我会很难过。”他说。
然后，艾德提到他太太过世的那晚。他悄悄地使眼色。“找个人理家吧?”
“我还没有考虑，”彼得说，“我没有时间考虑。”他的目光闪烁着担忧的神色。艾德想，一场小雨都会毁掉他一年的心血，怪不得他担心。
就像是流年与气候早已为甜豌豆安排妥当，它们的生长情形空前绝后的好。早晨的雾气紧贴着地面，而藤蔓早已繁衍密布。层层藤蔓妥贴地分布在平铺的帆布上，艳阳晒脆了豆荚，正好采收。邻居眼见一袋袋圆黑的豆粒堆积成行，他们返家后，算计着彼得可能获致的财富。克拉克·迪卫特失去了部份的拥护者。人们决定研究彼得明年播种的谷物，以便跟进。他怎么知道这年是甜豌豆的丰收年?他必定具备某种超人的智能。
从上沙林那斯谷地前往旧金山洽商或度假的农夫多半住宿拉梦那旅馆，因为在会客间经常可以遇到同乡，他们就坐在沙发里谈谈沙林那斯现状。
这天，艾德·查培尔也来到旧金山，会见自俄亥俄州外出旅游的妻舅，而火车延误至次日早晨才抵达。艾德坐在拉梦那的会客间搜寻同乡的踪影，但沙发上尽是陌生脸孔。他出去看了场电影，回到旅馆以后，继续探寻相识的脸孔，但仍然毫无斩获。后来他想翻阅旅客登记簿，但天色已晚。他坐下来，上床前抽完雪茄。
出入口处起了一阵骚动。艾德望见柜台接待不断地做手势，一个侍者跑出去。艾德在座椅上扭动身躯，引领探看。门外有一个男人被搀扶下计程车，侍者自司机手中接过这名男子，引领他进门。那人是彼得·蓝道。他的目光涣散，嘴巴大张着垂涎不已。蓬松的头发没有戴帽子。艾德跳起来，一个箭步跑到他面前。
“彼得!”
彼得正软弱地拍打侍者。“放开我，”他解释道，“我很清醒。你放开我，我就给你两个铜板。”
艾德再次呼喊：“彼得!”
迷蒙的双眼慢慢转向他，然后彼得倒入他的怀中。“老朋友，”他叫道：“艾德·查培尔，我的老朋友。你来这里做什么?来我的房间喝一杯!”
艾德把他扶起来。“当然，”他说，“我喜欢喝点睡前酒。”
“睡前酒嘛!我们出去看场电影或什么的……”
艾德把他弄进电梯间，送进房里。彼得重重地摔到床上，挣扎着坐起身来。“浴室有一瓶威士忌，你也帮我倒一杯酒。”
艾德把酒和酒杯一道拿来。“你在庆祝大丰收啊，彼得?你一定大赚一笔。”
彼得张开手掌，用食指叮叮冬冬地敲起来。“我是赚了不少，但是比赌博好不了多少。这简直是一场赌局。”
“但是你赚到钱啦!”
彼得沉思般的愁眉不展。“我几乎没有喘息的余地。”他说，“这段期间，一整年里，我每天操心。这就像一场赌局。”
“呃，无论如何，你成功了。”
然后，彼得转变了话题。“我浑身不对劲，”他说，“在计程车里，我浑身不舒服。我刚从凡尼斯街的酒家出来，”他辩解道，“我得进城来。如果我不进城来，我会崩溃。”
艾德不解地注视他。彼得的头无力地低垂在两肩之间，胡须蓬乱又干涩。“彼得……”艾德闻言道，“那夜爱玛过世，你说你要改变一切。”
彼得倾斜的头缓缓抬起来，他严肃地凝视艾德·查培尔。“她并没有死，”他重重地说，“她不让我为所欲为。她整年担心我的那些豌豆。”他的眼神迷惑不堪。“我不晓得她怎么办到的。”他又愁眉苦脸，摊开手掌弹弄手指。“但是你注意到我不再穿戴马甲，也诅咒过永远不束马甲。你还记得吧?”他的头再次向前倾，片刻后抬起头来。“我大醉一场，”他严肃地说，“我上酒家。”他靠近艾德说着，音调降为喃喃低语。“但是，这无关紧要，我能够应付得来。你猜我回家以后要做什么?我要装上电灯。爱玛每次都吵着要安装电灯。”他侧身倒在床上。
艾德把彼得的外衣、鞋子脱下来，安置妥当了才回自己房间。大兵的故事
〔美国〕桃乐西·派克桃乐西·派克(1893～1967)美国一位才气纵横的女作家、评论家。写短篇小说，写讽刺文章，也写报纸专栏，是东部“名嘴”之一，言辞犀利机智，文笔老辣讥诮。
那个星期天下午，我们和那个瑞典女孩坐在西班牙瓦伦西亚的一家大酒馆里。我们点了用厚酒杯装的苦艾酒，每一杯里面都有一块蜂巢状的灰色冰块。那个酒保似乎非常得意自己调出的酒及冰块，他盯着冰块猛瞧，几乎不愿离开桌上的那些玻璃杯。但是整个店里的客人们，都在向他招手或吹口哨引起他的注意。所以他还是得走回去，不过，他一直频频回头望着那些玻璃杯。
外面很黑，那一天似乎连黄昏都没有看到天就黑了。因为街上没有灯光，夜深沉得有若午夜时分。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些婴儿这么晚了都还不睡觉?酒店里有许多婴儿，他们对四周的吵嘈毫不在意，也不感兴趣，只是默默地忍受着。
我们隔壁那一桌就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小家伙，大约有六、七个月大了吧!小家伙的老爸是一个小个子，宽大的军服垂挂在肩上，他正小心翼翼地把小家伙抱在膝上。他的年轻、瘦弱的妻子坐在旁边，薄衫下挺着个大肚子。他俩也不管面前的咖啡都凉了，只是坐在那儿，以一种忘我的崇拜眼光盯着那个小家伙。
那小家伙穿着漂亮的白色衣服，手工精致，你很难看出白衣服上有什么缝缀的痕迹，头发上系着一个新的蓝色蝴蝶结。其实，那个蝴蝶结根本没用，因为没有多少头发可绑。蝴蝶结只是一个装饰品，点缀门面罢了。
“噢，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再想了!”我对自己说，“好嘛，就算它头上系着一个蓝色蝴蝶结好啦!好嘛，就算他的妈妈自己挨饿，好让他在他爸爸休假回家时打扮得更漂亮些吧!好嘛，但是这也是她家的事，没你的事呀!所以啦，你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这个昏暗的大厅挤满了人，而且吵得要命。那一天早上曾有空袭，大白天里，从天上掉下颗炸弹，真是件可怕的事。但是现在，酒店里，没有一个人紧张不安，也没有一个人强迫自己忘记那码子事。他们喝着咖啡或瓶装的柠檬汁，在这个愉快、轻松的星期天下午，谈论着一些琐碎、愉快的事情，有说有笑。
屋子里有很多军人，他们穿着大约有二十种不同的军服，除非你想办法看到衣服磨损或褪色后露出的各种不同的衬里，你才能分辨得出他是属于哪一个军队。其中有一些人受伤了；到处你都可以看到拄着一支手杖或架在两支拐杖上，小心翼翼走路的军人。但是就目前恢复的情况而言，脸色还算红润。那里也有许多穿着便服的人，有一些是休假回家的军人，有一些是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些则是某些人的客人。
此外，还有一些肥胖、安逸的太太们，手上轻摇着纸扇，老妇人们都不说话，就像她们的孙子们一样安静。还有许多漂亮的小姐，和一些美女；以前你看到她们会说：“多漂亮的女孩子!”而不会说“她们有迷人的西班牙气质。”那些女人们的衣服都不新了，而且质料差劲，无法做出合身的剪裁。
“真滑稽，”我对那个瑞典女孩说，“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竟然没有一个人穿得很正式的?你看不到有谁穿得最体面!”瑞典女孩显然不懂我的意思，问道：“啊，什么?”
除了一个不常来的军人，这里没有一个人戴帽子。第一次到瓦伦西亚的时候，我觉得很困惑不安，因为我搞不清楚，为什么走在街上每一个人都嘲笑我?我知道并不是因为我是个来自美国上流社会的人物；事实上，当地人都蛮喜欢在瓦伦西亚的美国人。因为在这里，他们看过很多不错的美国人，比方说，有些美国医生离开了他们的诊所，到这里来帮忙，还有冷静的护士及联合国军队的军人。
但是，每次我走出去，男男女女都忍俊不禁地掩面而笑，那些天真不懂得伪装的小孩子们，则高兴地跑来跑去，围着我指指点点，嘴里还喊着：“好好玩喔!”
然后，过了很久，我才有所发现，于是我摘下了帽子。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嘲笑声了。其实这也不是那种滑稽的小丑帽，它只是顶帽子而已嘛!
酒店里挤满了人。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去和一个朋友说说话。当我回来的时候，有六个士兵正坐在我们的位子上。他们挤成一团，我挤过他们，坐回我的位子。他们看起来又累又脏，而且有点——看来有点半死不活的样子。看到他们，你所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青筋暴露的脖子。我觉得跟他们比起来，我像个暴发户。
他们全都在和那个瑞典女孩讲话。她会讲西班牙语、法语、德语、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上的任何一种语言，及意大利语和英语。她有时会感叹自己的荷兰话太久没用，都快不会说了，只能读了。还有罗马尼亚语也是一样。
他们告诉她，然后她再告诉我们，这是他们离开战壕，四十八小时假期的最后一点时间了。为了庆祝假期，他们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了香烟，但是出了一些差错，他们没有拿到烟。我有一包美国烟——西班牙宝石红色包装，对他们来说，一点味道都没有的那种烟——不过，我还是拿了出来。
然后，借着点头、微笑，和一番指手画脚，让他们了解，我愿意提供这包烟给这六个渴望抽一口烟的人。当他们明白我的意思以后，每一个人都站起来和我握手。在这些人回到战壕去之前，愿意和他们分享我的香烟，我觉得自己实在很可爱，是如此慷慨、大方的暴发户。
他们每个人用一条黄色线圈的东西点然香烟，那黄线点着时发出一股臭味，但他们毫不在意地轮流使用。瑞典女孩翻译说，那是点燃手榴弹用的引信。点的咖啡送来了，他们却对附在咖啡旁那羊角状、装糖的小杯子特别感到兴趣，喃喃赞美着。
然后，他们又说话了。
他们通过瑞典女孩和我们交谈，但他们对我们说的话——就像我们和不懂英文的人说话一样——彼此根本听不懂。他们奇怪地看着我们，然后，费心地用口型发音，想让我们听得懂。说到他们自己的故事时，更是动作夸张、语气热情，以确定我们听得懂。他们确信我们会懂，如果我们听不懂是件很可耻的事。
但是瑞典女孩告诉我们，他们全都是农家子弟，他们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地区，那种地方，穷到你根本想忘掉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贫穷的地方。他们的村子里几乎只剩下老弱妇孺。在一个假日，村民都到斗牛场去的时候，全部的田地被占领了，而且敌机还在斗牛场丢炸弹。最后，连老弱妇孺都只剩下两百多人而已了。
他们这六个人，打仗打了一年多了，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待在战壕里。他们之中，有四个人结过婚——有一个人有一个小孩，另两个人各有三个小孩，还有一个人有五个孩子。到前线以后，他们就从来没有收到家里的只字片语。他们失去了联系。
其中两个人在壕沟里，从战友们那里学会了写字，但他们不敢写信回家。他们是军人，而一个军人在必要时，当然是要随时为国捐躯的。他们住的村子已经沦陷，如果他们的妻子接到一个军人的信，谁知道会不会因为通敌而被杀?
他们絮絮说着已经一年多没有家里的消息了。他们并不是很英勇地、或是奇怪地、或是坚忍地说这件事。他们说的时候——嗯，这么说吧。比方你在战壕里作战已超过一年了，你没有收到妻小的任何消息。他们不知道你是死是活，还是瞎了?你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是不是还活着?你必须找个人谈谈。这就是他们叙述的那种样子。
大约六个月以前，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从一个在法国的姊夫那儿，打听到他太太和三个孩子的消息——他说他的孩子都有漂亮的眼睛——那时他们都还活着，他表兄告诉他，他们一天只有一豌豆子可吃。但是，他的妻子并没有抱怨食物，她烦恼的是，她没有针线可以为孩子们缝补破旧的衣服。这也同样是他的烦恼。“她没有针线，”他不断地告诉我们，“我太太没有针线可用。没有针线。”
我们坐在那儿，听着瑞典女孩告诉我们他们说的故事。突然，其中一个看钟，然后他们全部紧张起来了。他们不约而同地从座位上跳起来，六个人齐声招呼侍者，飞快地和他说话。然后，他们每一个人和我们一一握手。
我们又是一番指手画脚地向他们解释，他们可以把剩下的香烟带走——十四根香烟让六个士兵带到战场上——于是他们再次和我们握手。如同这六个人及我们三个人曾经说过无数次一样，我们互道“珍重再见”。然后，他们陆续走出酒馆。这六个人，又累又脏又可怜，在这一大群人里面，这六个人是可怜的。
他们走后，只有瑞典女孩还在说着。这个瑞典女孩在战争开始时曾来过西班牙，他曾看护过受伤的士兵，也曾把空担架抬进战壕里，再抬着沉重的担架回到医院。她把亲眼见过的或听说过的许多事情，全都告诉了我们。
到了该走的时候了。瑞典女孩高举她的双手挥了两次，招呼侍者过来。侍者来了，但他只是猛摇手，就走开了。
原来那几个士兵已经替我们付了酒钱。动粗记
〔美国〕威廉斯威廉·卡洛·威廉斯(1883～1963)美国诗人。原是医生，1946至1951年以新泽西州的日常生活写成长篇诗作“佩特生”Paterson,而享有文名。1963年的Pictures from Breughel 得到普立兹奖。他也写舞台剧本、小说和评论文字。
我只知道我的新病人姓欧尔森，电话里传来急切的声音：“拜托您马上来一趟，小女病得很严重。”
我抵达时，病人的母亲正在门口等我，她高大整洁，看来却似历尽沧桑，她一脸歉意地说：“您是医生吗?”随即引我入屋。进入室内后，她又说：“请原谅，我们把小女安置在厨房里，那里较暖和，卧房里经常很潮湿。”
小病人全身被包得紧紧地，坐在父亲膝上，靠着餐桌。欧尔森先生试图起身，我摇摇手示意他不必拘礼，我脱掉外套，开始诊病。我可以感觉到，他们一家人都很紧张，满怀戒心地用怀疑的眼光把我从头打量到脚。碰到这种情况，他们通常不会说太多话，必须要由我来作诊断，这是他们花三美元请我看病的代价。
小病人的眼光冰冷犀利，似乎要把我吞下去，脸上木无表情，静静地坐着，一副“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样子。但她双颊泛红，呼吸急促，我知道她必然正发高烧。她有一头浓密的金发，是一个常可在报章杂志上看到的那种漂亮小女孩。
父亲开口说话了：“她发烧已三天了，我们不知道她生了什么病，我太太试过一般常用的药方，但都无效，她浑身病恹恹地，所以我们请您来仔细看看，告诉我们她生了什么病?”
像一般大夫一样，我开始问病情：“她喉咙痛不痛?”
父母亲同时答话：“不，不，她说喉咙不痛。”
“你的喉咙会痛吗?”她母亲问她，小女孩仍面无表情，眼光停留在我脸上。
“你看过她的喉咙吗?”我问。
“我试过，但我看不见里面。”母亲回答。
事实上，这个月以来，小女孩就读的学校已发生许多白喉病例，我们都想到了这个病，但没有人说出来。
我问明了小女孩的名字，带着最亲切的笑容说：“玛雪达，来，张开嘴巴，让我们瞧瞧你的喉咙。”
她一无动静。
我好言哄着她：“来!只要张大嘴巴让我看看。”我打开双手，让她知道我手中没拿任何东西。“来!张开嘴，让我看看。”
母亲插嘴说：“多好的医生啊!看，他对你多好，来，照医生说的话做，他不会伤害你的。”
听到这句话，我嫌恶地咬紧牙，如果他们不用“伤害”这个字眼，我可能已成功了，但我抑制着，尽量不表现出急促或不耐烦的神色，我仍悄声说话，再度接近小女孩。
我把椅子往前拉近时，突然间，她像猫一般，迅速伸出双手朝我眼睛抓来，虽没抓中，但打掉了我的眼镜，眼镜摔落在数远的厨房地板上，幸好没破。
父母亲霎时露出尴尬不安与抱歉的神色，母亲叫着：“你这坏女孩!看看你做了什么事，你让这位好人……”母亲抓起小女孩的一只手臂不停地摇晃着。
我大叫：“拜托!看在老天分上，不要再叫我好人了，我只是来看看她的喉咙，看她是不是得了可能会丧命的白喉病而已!”
小女孩仍无动于衷。
我说：“听清楚，我们要看你的喉咙，她已经够大了，该知道我在说什么，你是要自己张开嘴巴呢，还是要我们替你打开?”
还是一无动静，甚至她脸上的表情也没改变，但呼吸却是急促。于是，战争开始了，我必须动手，在她的极力自卫下，强行打开她的嘴巴，但首先，我得告诉她的父母亲，要不要动手由他们作决定，我说明了危险性，但也明白指出，只要他们肯承担一切后果，我不坚持一定要检查喉咙。
母亲厉声警告小女孩说：“如果你不肯照医生的话做，你必须上医院。”
“是吗?”我内心暗笑。毕竟，我已喜欢上了这个小蛮女，但她的父母亲却令我鄙视。在这场战斗中，他们越来越卑屈、低声下气，且筋疲力尽。而女孩的气焰却因源于对我的深度恐惧，已到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
我们又尝试了几次，每当我快成功时，这位高大的父亲虽竭尽所能，却因害怕伤害爱女，又恐她的暴行再现，都在最重要的关头，放松了她，前功尽弃，我气得几乎想杀掉他。
但他内心深处担心她患上白喉病的恐惧，又逼使他叫我继续尝试，只是他自己已经面临快昏厥的样子，而可怜的母亲则在我们身后不停地踱步，双手忽高忽低地搓揉，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
我命令父亲：“抱她坐在你的膝上。”我伸手抓紧她两个手腕。
父亲一照办，她立即尖叫：“不要!你弄痛了我，放开我的手，放开，我警告你，”她歇斯底里地大叫：“停!停!你要杀了我。”
母亲问：“医生，你看她受得了吗?”
“你出去!”丈夫大吼，“你想看着她因白喉病死掉吗?”
“抓紧她。”我命令着。
然后我用左手抓住小女孩的头，试图拿木制的压舌片伸进她的嘴巴，她奋力挣扎，死命地咬紧牙，我此刻也已愤怒到极点，我设法使自己平静下来，但却抑制不住，我已竭尽所能，只为了检查她的喉咙。最后，当我终于把压舌片伸入她的口腔深处，正要看她的喉咙时，她突然张大嘴巴，随即紧紧闭上，我还来不及取出压舌片，她已用臼齿把木片咬断了。
“你对你在医生面前的这种行为，不感到羞耻吗?”
“给我一支长柄汤匙。”我对母亲说。
此刻，我们正面临困境，小女孩的嘴巴已流出血来，她的舌头割破了，却还继续歇斯底里地尖叫。也许我该暂停，过一、两个钟头后再来，这无疑该是较妥当的办法，但我已看过至少两个小孩因白喉病疏于照料，而死在小床上。我觉得我必须立刻作诊断，于是我再度尝试。
但糟糕的是，我也同样失去理智。在盛怒下，我几乎想把她撕了，享受我的战果。攻击她成为一种快乐，我的脸颊因这个念头而兴奋地发热。
我内心交战着，这个该死的小蛮女，必须有人制止她的白痴行为，挽救她的生命。另一方面，也必须保护他人免于受她的伤害，这是一种社会责任。诚然，这些想法都是真理，但满腔盲目的愤怒，身为成年人的我却饱受她的羞辱，以及渴求生理的放松，却逼使我不择手段，不达目的绝不甘休。
在最后一次失去理性的攻击中，我孤注一掷强行把她的下颚往后拉，将沉甸甸的银汤匙伸入她的口腔，探进她的喉咙，直到她作呕为止。
果然，她的扁桃腺长满了一层白膜。她一直奋勇抗拒，为的就是要保守这个秘密，三天来，她不惜忍住喉痛，向她父母亲撒谎，其目的就是要逃避眼前发生的这种痛楚的结果。
现在，她真像一头愤怒的小母狮了，在此之前，她一直采取自卫的态度，如今，她开始反攻，挣扎由父亲的膝上跳下来，眼眶中盈满遭受挫败的泪水，飞身向我扑来。流浪
〔美国〕休斯休斯(Langston Hughes,1902～1967)美国黑人，诗人兼短篇小说家，也写一些戏剧自传之类的作品，他写的许多关于黑人生活的幽默小品，五十九岁时辑成‘纯朴人中的翘楚’(The Best of Simple)出版。
对于纷飞大雪，他一点也不感到兴趣，或根本视而不见，尽管感觉到掉进脖子里的点点冰凉，以及鞋子里的湿滑剌寒。你如果不问他，他一定不会觉察。他跳下货运列车时，天色已近黄昏，气候正恶劣。他走到大街，片片雪花在明晃晃的街灯下闪亮，但他依然毫无感觉，因为他太饿了、太累了，也太困了。
杜尔赛牧师拨亮门灯，打开住宅大门时，他注意到外面正白雪飘飘，他发现面前站着一个高大的黑人，脸上黏着白色雪花，黑白相映之趣，正如白雪点缀的夜空——显然，他不认识这个人。
几乎没等萨鲸开口，杜尔赛牧师就说：“抱歉，不行!继续走四个路口，再左转到第七条街，你就可以看到‘收容所’。抱歉，不行!”说完就关上了门。
萨鲸本想告诉这个上帝的代言人，他已去过收容所了。在这不景气的年头，他不知跑过几百个收容所，得到的是千篇一律的拒绝——床位满了，晚餐光了，没有空位了，反正有色人种休想越雷池一步。这位教士则说个“不行”就赶快把门关上，根本不听他的解释，反正他有一扇门可以关起来。
这位高大的黑人转身走开，依然视而不见地踏进夜幕雪网里去。也许他感觉到脸上、手上，黏着湿湿、凉凉的东西，鞋子里有冰冰的积水。他停下脚步，站在人行道上，看看前面，看看后面——饥饿、困倦，冷得发抖。然后他发现自己现在正好站在教堂前面。太好了!教堂!不错，牧师住宅旁边，当然是教堂。
教堂有两扇门。
夜色中，宽阔的阶梯上白雪皑皑。两扇拱形大门，修长的石头门柱，拱门上方，有一扇花边的圆窗，圆窗中央是一具石制的十字架，十字架上有石制的耶稣。石头的质料在街灯下显得苍白，十字架与耶稣，在雪光中都显得苍白又沉重。
萨鲸猛眨眼睛。因为雪片在他抬头张望时，掉进眼睛里。这是他第一次“看见”了下雪。他摇晃脑袋，摇晃手臂，把雪片摇落，他感觉饥饿，感觉迷失，感觉希望，感觉寒冷。他踏上教堂的石阶，敲门，毫无反应，转动门把，门锁着。他用肩膀顶住大门，高大的黑色躯体斜挺着像根铁棍。他猛顶着，并发出有节奏的哼声，就像黑奴船上的摇橹歌，他猛顶教堂的大门。
“我累……嗬……我饥……嗨……我困……嗬!我冷……我得找个地方睡觉。这里是教堂，可不是?来，嗨!”
他猛撞教堂的大门。
突然，一阵出其不意的噼哩啪啦，大门对这位力大如牛的黑人让步了。
在这以前，街上已站着两三个白人，萨鲸隐约知道他们在向他喊叫。现在又有三四个大吼着，向他跑来。
“喂!喂!”他们叫着。
“怎么样，”高大的黑人回答，“我知道这是白人的教堂，但我得找个地方睡觉。”他又向大门猛撞一记，“嗬嗨!”
大门完全裂开了。
但就在大门敞开的刹那，一辆警车载了两名警察开到，他们提着警棍奔上石阶，一把抓住萨鲸。萨鲸无意就此被拖离这扇大门。
萨鲸紧紧抓住大门，但一扇已被撞破的大门哪里经得住一拉。他只好改抓门边那条修长的石柱，他抓到了门柱，用力抱住，死不放手。两个警察拉萨鲸，萨鲸则拉石柱。街上大部分人又都过来帮忙拉警察。
“一个不知打哪儿来的大黑仔抱住我们的教堂不放!”白人心里想，“这还得了!”
警察开始敲萨鲸的脑袋，没有人表示阻止。但他依然紧抱门柱不放。
然后教堂垮了。
接二连三地，先是前面的大石倒下，然后是墙、屋梁、十字架、耶稣，最后成了一片平地，把警察与众人全部盖进瓦砾碎石之中。一切都在雪地上躺平了。
萨鲸从教堂底下爬出来，肩上扛着那条石头门柱，继续沿着街道走去。印象中他已把牧师住宅连同那个向他说“不行!”的杜尔赛牧师一起埋葬了。所以他放声大笑，把石柱向前抛过六个街口，然后继续前行。
萨鲸原以为路上只有他一人，但细听雪地上，、、，除了自己的脚步声，他听出还有一个脚步声正紧跟着他。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耶稣在旁边跟着，也就是教堂十字架上的那位——依然保持原来的样子，有着粗糙的石头表面。他像是趁教堂倒下时，从十字架上脱身，跟着他一路走来了。
“嘿，我被盯梢了。”萨鲸说，“我第一次看你离开十字架。”
“不错，”耶鳅说，继续把沉重的脚步踩进雪地里。“全靠你把教堂拖垮，才得脱离十字架。”
“你很高兴?”萨鲸说。
“那当然。”耶稣说。
他们俩一齐大笑。
“我是个要不得的坏蛋，是不是?”萨鲸说，“竟把教堂拖倒。”
“你做得太好了。”耶稣说，“他们让我一直钉在十字架上已将近两千年了。”
“哇……”萨鲸说，“可以想像你这一脱身该有多高兴。”
“这还用说。”耶稣说。
他们继续在雪中行走。萨鲸望着旁边的石头人。
“你在那上面有两千年了?”
“一点没错。”耶稣说。
“嗯，我如果有点钱，就可以带你四处大略观光一下。”
“我以前都去过了。”耶稣说。
“对，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还不都一样，全走过了。”耶稣说。
他们在雪地上走，一直走到铁道场。萨鲸觉得很疲倦，而且湿汗淋淋。
“你打算去哪里?”萨鲸在路边停步，望着耶稣说，“我只是茫茫世途中的流浪人。你呢?你去哪儿?”
“天知道，”耶稣说，“不过我要离开这里。”
他们看见夜空里飘下的寒雪模糊了铁道场的红绿灯。在小径尽头，有一个游民窝的营火。
“我可以去那边过夜。”萨鲸说。
“你可以?”
“当然，”萨鲸说，“那是根本没有门的地方。”
远离市区的路堤下方，秃秃的高树矮木，沿着小径在黑暗中泛灰映白。就在这些高树矮木之间，有许多用盒子、铁皮、旧木板、破帆布搭成的屋棚。虽然天太黑看不见它们，但你可以想像得出它们的样子，只要你曾流浪过，只要你曾与无家可归的、饥饿的人相处过，在这不景气的时候。
“我要向这条小路走去，我累了。”萨鲸说。
“我要转往堪萨斯城。”耶稣说。
“那么，再见。”萨鲸说。
他举步走向游民窝里，去为自己找一个安憩之所。从此他没有见过耶稣。早晨六点左右，有一列货车经过。萨鲸与十多个游民赶紧爬出各种窝棚，一齐奔过小径，攀上火车。这时天刚露白，微明的曙光，冷冷的、灰灰的。
“不知耶稣现在在哪里?”萨鲸想，“他一定还在路上走。他没有在这窝棚里过夜。”
萨鲸攀住火车，刚要用力爬上移动中的连煤车厢，奇怪的是煤车上竟然满车警察。最靠近萨鲸的一个警察用黑色的棍子猛敲他攀在车缘上的手指关节。咯!打在他巨大的黑手上，但萨鲸坚不放手。他努力攀紧，想把自己举上车去。他极力向车上吼：“见阎王的，让我上车。”
“闭嘴。”警察骂道，“你这疯黑鬼!”他敲萨鲸的关节，又在他肚子上补了一拳。“你现在不在窝棚里，这里也不是火车。你在坐牢。”
咯!打在他握着牢棚的赤裸黑手上。咯!穿过铁栅打在他的胫骨上。
突然萨鲸觉得他真的是在牢里。他不是在火车上。昨夜的鲜血凝结在他脸上，外面的警察敲他的手，因为他的手抓着牢门在乱叫乱摇。
“他们一定为昨夜我把门撞坏而把我关起来，那个教堂的门。”萨鲸想。
萨鲸坐在一条板凳上，背靠着冰冷的牢墙。他觉得比以前更加茫茫。衣服湿湿冰冰地黏在身上，鞋子有雪水在里面啧作响。快要黎明了。他这样坐着，面对着牢门，抚摩着青肿的手指。
青肿的是他的手指，不是牢门的铁条。
青肿的不是警棍，是他的手指。
“你们等着瞧，”萨鲸黑色的躯体依着冷墙讷讷地说，“这扇门也会被我弄倒。”
“闭嘴——不然我又要敲过来了。”警察骂道。
“我要把这扇门弄倒。”萨鲸站起来说。
然后他一定是在对自己说话，因为他说：“不知道耶稣现在去哪里了?不知道他是否去了堪萨斯城?”嫌疑犯
〔美国〕约翰·柯里耳约翰·柯里耳（1901～1980）美国小说家、诗人、编辑，也是剧作家。作品风格机智、幽默，颇受好评。
我们的矿物研究院由十二家大公司赞助，通常他们都会派至少一个职员在这儿做长期的研究。图书馆就像俱乐部一样，有一种烟雾弥漫的热络气息，罗根和我来这儿的时间最久，在墙凹开窗处有两个专属桌位。墙凹角落靠着墙，照明度不高，有一张小桌子是留给新来的人或访客用的。
有一天早上，那张桌子坐了个新来的人。不必看他从柜台借了什么书，就晓得他是看统计学，而不是化学公式。骷髅般的脸上，皮肤紧绷着，一望即知是个学统计的。嘴巴紧抵着，一放松就起痉挛。双手是他轻微病态的焦点。偶尔他伸出去的时候——比如拂一拂书面——他可以盯着那双手整整看一分钟之久，这时，嘴上肌肉的痉挛动作就显得特别厉害。
每次有人从他椅背经过，那个人就往前蜷伏在桌上，似乎要减少碰触的可能。他刚点了根烟，但瞄到墙上“禁止吸烟”的标语，于是又把香烟摆回烟盒里。差不多九、十点的时候，他在白开水里溶了片锭剂。我猜他有长期抑郁而成的神经衰弱。
午餐时，我跟罗根提到这件事，他说：“那可怜的家伙，确实看来狼狈得像只落水猫。”
像多数人一样，我从不对因神经质的忧郁感到嫌恶或不舒服。不大喜欢追根究底的罗根，本性非常善良。我们两人观察着他无视于周遭喧嚷的图书馆常客，只是悒郁地闭锁在自己孤寂的小天地，有数日之久。然后毋需商榷，我们邀他一道午餐。
他以典型的神经质姿态接受邀请，好像在接受前，曾有一番自我挣扎。不过他还是准时赴会，并且在午餐结束前，证实了我的猜测，他求友若渴，却始终拘谨得不敢伸出友谊的手。我们当然知道了他的名字——恰普曼·雷德，在毕兹提曼公司上班。他讲了一串他待过的地方，还有他的家乡在乔治亚内。他就告诉我们这么多。
话题转到日常琐事时，他显得比较放得开，展露深邃苦思的机智，这最对我的胃口。他可怜兮兮地感谢这次意外的邀请。我们起身时，他向我们道谢；从餐馆出来时，他又感激再三；等走到图书馆前口，他的道谢声又响起。因此提议哪天再一起渡过悠闲的午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们对雷德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也发觉他是个很好相处的人。我对这类冷漠孤僻的人有所偏好，通常这些人有时候会表露出一两次鲜活锐利的见解，证明在他们冷峻的外表下，有颗炽热的心。我们本来可以成为好朋友，只要雷德突破最后的障碍。姑不论他的沉默（我以为是他性格的一部分），但他莫名其妙的感激涕零，就叫人吃不消。他不说感情洋溢的话——他也不是那种人——但一条迷路的狗是不需多费唇舌来表现信赖和感激的。所以很明显地，我们的友谊对雷德来说，意义非凡。
某日，纳珊·崔伯——罗根的朋友，到图书馆来。他是个新闻记者，在等火车挂车厢，所以来这里消磨一小时。他坐在罗根那桌，面向窗户，背对其他地方。我走过去同他及罗根攀谈。就在崔伯正要走的时候，雷德进来坐在他的位子上。崔伯无意间抬眼看他，刚好和雷德四目相接。
我看着雷德。在那愕然的凝视之后，他甚至没有再看对方一眼。他静默地坐了一分钟的光景，头越垂越低，好像有人使劲压他一样。然后他站起来走出图书馆。
“我的老天爷!”崔伯说。“你们知不知道他是谁?你们知不知道刚才那个人是谁?”
“不知道。”我们答道。“他是谁啊?”
“詹森·雷德嘛。”
“詹森?”我说。“不对吧，他叫恰普曼。噢，我懂了。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天哪，你没看过那则新闻吗?那个狡猾的匹兹堡凶手啊，有没有?”
“没印象。”我说。
“慢着，”罗根说。“是不是大约一年前的新闻?我还有点印象。”
“笨蛋!”崔伯叫道。“那是则头条新闻呀!这家伙被指控把他的朋友几乎剁成碎块。我亲眼见过尸体，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凄惨的……恐怖、恶心透了!”
“但是，”我说。“报上说他不是凶手，最后也无罪开释了嘛!”
“警方想把他定罪，”崔伯说。“但他们无计可施。这件谋杀案真是罪不可赦，但是没有第三者在场，也找不出动机。我还是搞不懂这个人，虽然当时我天天待在法院采访审判过程。我只能说，别把剁肉刀摆在图书馆里。”
丢下这些话，崔伯就走了，留下我和罗根面面相觑。“我不相信，”罗根说，“我不信他干过这种事。”
“无疑地，精神负荷一天天啃啮着他。”我说。
“不，”罗根说，“这件事一定很可怕，阴影都跟他到这里来了，他也知道。”
“我们该设法要他明了，”我说，“我们并不会多事到去翻查新闻档案。”
“好主意。”罗根说。
一会儿，雷德又进来，看得出他很努力地控制自己的一举一动。他朝我们的桌子走来。“我想你们宁可取消晚上的聚餐吧?”他说，“我想取消比较好，我也该向公司申请调职。我……。”
“等等，”罗根说，“谁说的?我们可没说。”
“他没告诉你们吗?”雷德说。“他一定说了。”
“他说你被警方提审过，”我说。“然后宣判无罪。这就够了。”
“你一直是清白的，”罗根说。“都事过境迁了，我们也不会传扬出去。”
“噢!”雷德叫道，“噢!”
“别多想了!”罗根说着，又埋头看他的报纸。
我扳着雷德的肩膀，轻轻往他桌位的方向推。一下午我们都避免去看他。
当晚，我们一起吃饭，气氛当然有点尴尬，雷德大概感觉到了。“嘿，”吃完饭后他说，“如果今晚别去看电影，有谁反对?”
“我无所谓。”罗根说，“那我们去西塞的店里喝两杯。”
“不，”雷德说，“我想找个地方和你们谈谈。到我家去吧。”
“随便!”我说，“我没意见。”
“好，”雷德说。“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他一副痛苦又紧张的模样，所以我们同意上他的公寓，虽然我们都没去过。那是间单人房，有一个折叠式的床和一间浴室，隔道门后有小厨房。虽然雷德来本市两个多月了，但这儿简直看不出有人住过的样子，可能只是租一晚，来和我们谈一些不愉快的话题。
我们一落座，雷德马上站起来走到我和罗根之间，站在原为壁炉之处的前方。
“我该对今天发生的事保持沉默。”他说。“我本来应该置之不理并设法忘掉的，但它就是深印在我脑海里。”
“你们即使告诉我，你们不在意，也不能减轻我的心理负担。”他说。“你们当然会想到它。我待过的地方，每个人都知道它。公司派我去克夫兰，这事也在那里宣扬开来。每个人一想到它，就窃窃私语、狐疑满腹。”
“你看，如果这家伙就是凶手，那才刺激呢!对不对?”
“无论如何，我也很欣慰已经有人知道这件事了。我是指你们两人。你们曾以平等心待我，所以我要把事情全部的过程告诉你们，每一个细节都告诉你们。
“我从家乡来到匹兹堡，在华兹公司待了十年，我遇——我遇到艾尔·威尔森，他家也在乔治亚州，我们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我不是好动的人，因此艾尔不但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惟一的朋友。
“是的，艾尔的薪水比我高，他买得起一幢市郊的房子。每周有两三个傍晚，我常开车去他那儿。我们静静地消磨黄昏时分。我要你们知道，我待在他家时都是沉默寡言的。那儿不分宾主，如果我困了，不必征得艾尔的同意，就径自上楼窝在床上，打半小时的盹。这些都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吧?”
“是呀，都是些稀松平常的事。”罗根答。
“有人以为那地方有什么不寻常，”雷德说。“嗯，有一晚我下班去那里。饭后，我们坐了一会儿后，下了一盘棋，我俩都调了些酒喝。够平常吧?”
“不错。”罗根说。
“我累了，”雷德说，“头重脚轻的，我就上楼去打半小时瞌睡，通常醒来时我会感觉好一点。所以我上楼去了。
“我睡了半小时之后，确实舒服极了。这时我像跌入一种梦魅之中，魂魄游荡到某处，我听见艾尔叫我的声音，但是一直过了半小时才醒过来。
“我下楼时，楼下一片漆黑，我边叫艾尔，边摸索着下楼去找电灯开关。走到一半，我踢到一样东西，后来才知道是倒在地上的落地灯。我弯下身来，刚好仆倒在艾尔身上。”
“我直觉到他死了。我站起来找到开关，看到他躺在地上。他像是被疯子攻击过，几乎被剁成碎片。天哪!
“本能地，我马上打电话通知警方，在警方赶到之前，我精神恍惚，不知该怎么是好。我大概又走回楼上的房间，因为警方在枕头上找到血迹，为什么会这样，我也记不得了。反正我曾卧倒在艾尔身上，当然会沾到血，绝对会沾到。你体会得出失魂落魄的那种感觉吗?你可以理解我即使上过楼也记不得吗?你们能吗?”
“当然可以。”罗根回答。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也说。
“他们以为逮到我的把柄了，”雷德说，“他们当着我的面说。那些白痴!呃，我记得我四处乱晃，看到有东西被移动过。艾尔的厨房里，有一套很棒的餐具，我们公司的副产品也摆在那儿。其中有一把剁肉刀，常在肉店里看到的那一种。被丢在地毯上。
“警察来了后，我尽我所知告诉他们。艾尔是个好人，没有仇人，谁有那种仇人?我想凶手一定是个疯子。每一样东西都被检视过，也并非谋财害命——除非是个流浪汉闯进了屋子，最后被吓得空手逃窜。
“反正凶手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警方找不到一点线索，连指纹也没找着。
“警方处理这类无头公案，总有一个惯例。我不想说得太琐碎。不过他们的惯例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凶手太狡猾了，他们得抓个嫌犯交差。所以他们把箭头指向我。
“他们一口咬定——上帝晓得他们自以为行得通。但或许他们并不这么想。不过你看，如果他们能设定一个有力的推论，我还是能逃离绞刑，这和否认他们束手无策或隐藏真凶是不同的。
“不利于我的证据是什么?是他们找不到涉嫌的第三者。这只是证实他们有该死的办案效率，仅此而已。有人会无缘无故杀死他的好朋友吗?他们又提得出任何杀人理由或动机吗?起初他们以为是情杀，那些人的智力只够读一本廉价杂志。接着他们清查我们的金钱往来，想查出是不是业务停顿的经济问题。面对一大堆可笑的脸孔和那些人的低能，多么令人难以忍受!我的天!你如果牵涉到谋杀案，我建议你在监狱的头一夜，最好就上吊自杀。
“末了，他们把重点放在棋局上——那可怜、无害的国际象棋!我们边聊边下棋，你知道，有时会忘了轮到谁下。可能有人在玩这种游戏时会起争执，但对我来说，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你想像得到有人为玩游戏而谋杀挚友吗?我想像不出来。事实上，我记得有两次我们得重新玩起。第一次艾尔去调酒，第二次换我去，两次都忘了该谁下了。然而，警方死赖着这一点。他们得找到可疑的动机，这是他们所能做的事。
“当然，我的律师嗤之以鼻。感谢上帝，他们全力彻查午餐后下棋方面的疑点，所以律师很快地找到半打的人发誓，艾尔或我都不至于因玩游戏而认真到起嫌隙。
“他们再也提不出别的动机，绝对找不到了。我俩日常起居都很简朴、单调，普通得就像本打开的书一样坦白。警方为什么觉得尴尬?因为职责所在，又没办法交代过去。所以，他们计划送个人进死囚牢。你有反抗的余地吗?”
“听起来真恶毒。”我说。
“对，”他激动地说：“‘恶毒’是最恰当的字眼。警方等到他们所希望的结束——陪审团以九票对三票宣判无罪开释，挽回警方的颜面。至少有充分的席次，表示他们一直把握着准确的办案方针。可以想像得到，我的人生自此大为改观。如果你曾经和这种事沾上边，老兄，你最好当晚就自尽在你的牢房里。”
“别这么说，”罗根说：“你有过一段黯淡的岁月，该死的黯淡。但眼前悲惨不幸在哪儿呢?已经结束了。你现在安然在此。”
“我们与你同在，”我说：“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帮助?”他说：“天哪，你们简直想像不出此事对我影响多大。牵连到这种事，我的人格已染上污点。看，我拖你们到这里来——两个惟一当我是朋友的人，我把心事都说给你们听，却连杯酒也没有倒。我现在倒杯酒给你们——?一种你们一定喜欢的酒。”
“我可以吞下一杯姜汁威士忌。”罗根说。
“你该喝点好一点的酒。”雷德说着向小厨房走去。“我们乔治亚乡下有些特别的配料，只是要调理得当。请稍待一会。”
他走到门后，传出拔木塞及倒酒调酒的劈啪声，“我很高兴请你们来这里，”他说：“倾吐心声真是件好事。你不知道那种感觉——像被上帝信任、理解!我感到又恢复生机了。”
他用托盘端着三杯满满的酒出来。“尝尝看。”他沾沾自喜地说。
“为未来干杯!”罗根在我们举杯时说道。
我们喝了一口，大表赞赏，那味道就像一种雪利混合甜酒，有浓重的豆蔻味。
“不错吧?”雷德热切地说。“很少人晓得调酒法，调得好的人也没几个。有些该死的家伙胡诌了一两种调配法，简直就是乔治亚之耻。我真恨不得把那些杂碎倒在他们的头上!等等，你们都是辨识力敏锐、识货的人。真的，上帝知道你们是!你们自行判断。”
说着说着，他一个箭步跑回小厨房，以更狂乱的动作把酒瓶弄得嘎嘎做声，一边对我们说着一连串语无伦次的话，吹嘘自家正统的调酒处方，诅咒仿冒的调酒法。
“好了。”他说着，从小厨房出来，托盘上放着很多杯雷同于第一次调出来的酒，但看来加进了不同的配料。“这些乱调一气的酒，加进豆蔻干皮和生姜，而不是豆蔻粒。尝尝看，喝下去。如果要吐在地上，悉听尊便。我会再调些真正道地的酒，除去留在你们嘴里的那些味道。试试看，告诉我，你们对坚持那种烂酒就是乔治亚甜酒的野蛮人的看法。快点喝，然后告诉我。”
我们啜着酒，虽尝不出什么不同，我们仍回答他所希望的说法。
“你觉得呢?罗根?”我说：“无疑的，第一次尝的味道最好。”
“没错，”罗根说：“第一次喝的才是正统风味。”
“对。”雷德说。他的脸孔转为死灰色，两眼像燃烧的煤炭。“仿冒货简直是垃圾。称这种垃圾为乔治亚甜酒的人，连调鞋油都不配。哪一种不加豆蔻。一定要掺点豆蔻才行。如果有人胆敢不加豆蔻——!我就——”
他伸出双手举起托盘，目光落在那些酒杯上。他噤声坐定，目不转睛地瞪着酒杯。贞节的克丽莎
〔美国〕齐福约翰·齐福（1912～?）美国作家。作品多在探讨郊区生活的冲突，对白机智，布局巧妙，得过许多大奖——1957年的The Wapshot Chronicle得到国家书籍奖，1964年的The Wapshot Scandal得到何威尔金牌奖，1978年的“约翰契佛短篇小说集”The Stories of Joh John Cheever得到普立兹奖。
驶往葡萄园海芬岛的晚班船正在装货。开船的汽笛声不久就会把好人坏人分开——这是巴斯特的想法——把海岛居民从游荡在渥滋霍尔港街头的观光客分开。巴斯特的车子，像其他所有的托运车子一样，也停靠在码头附近。他正坐在车前护板上吸着烟。这个小港口的熙攘嘈杂，似乎表明春天已到尽头。而横越桑德后，西查浦那边的海岸，已是夏天的海岸，然而这种时令的暗示和航行，却没有给巴斯特留下任何印象，迟延令他不耐，而且使他生气。听到有人呼叫他的名字，他才如释重负般地站了起来。
那是赖安老太太。她从一辆满布灰尘的旅行车内喊他，他走过去和她说话。“我就知道，”她说，“我就知道我会碰到从冬青湾来的人。冥冥中我就有这种预感。从早晨九点开始我们一直在赶路，在乌斯特城外，煞车出了毛病。现在我又担心，不知泰尔鲍太太是否已经为我们打扫了那所房子，去年夏天打扫过一次，她竟索费七十五元。我已告诉她，今年我不会再付她那么多钱了。如果她把我那些信件都一股脑儿甩掉，我也不会觉得太意外。啊，我更不愿住进一栋脏兮兮的房子，借此结束自己的疲劳旅程。如果真个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们也会自己打扫的。对吗，克丽莎?”她一面这样问，一面转头望望和她并肩坐在前座的一位年轻女人。“啊，对不起，巴斯特!”她高声地说，“你没见过克丽莎吧，是吗?她是鲍伯的太太，赖安·克丽莎。”
巴斯特的第一个想法是：像这样一个女孩，不应该乘坐这么肮脏的旅行车旅行，她应该混得比这更好一点。她年纪轻轻，他猜她大约二十五岁。红发、平胸、纤细的身材，慵懒的神态，她完全不属于赖安老太太和她那些大块头坦率无忌的女儿们那一族类。“鲨岬地方的女儿们，她们没有梳子，她们用鳕鱼骨梳头。”巴斯特自言自语。但克丽莎的头发却梳洗得整整齐齐，她那裸露的肩臂白嫩无瑕。渥滋霍尔港和码头上的熙熙攘攘令她厌烦，同时对赖安老太太的喋喋独白又乏兴趣。她燃起一支香烟。
老太太的独白稍一停顿，巴斯特趁机问她儿媳说：“鲍伯什么时候赶来，赖安太太?”
“他不会来的，”美丽的克丽莎说，“他在法国，他——”
“他受政府的差遣去法国，”赖安老太太插嘴说，好像连做这种简单解说的事情，都不能交托给儿媳似的。“他正在进行一项极有趣的计划，他要到秋天才能回来。我自己马上也要到国外去，我要留克丽莎一人独处。当然啦，”她语重心长地说，“我希望她会喜爱这个海岛，别人都喜欢。我希望她不要闲散，我希望她——”
渡船的汽笛声打断她的唠叨。巴斯特说罢再见去了。一辆接一辆，车子驶上甲板，班轮开始穿越大陆和避暑海岛间的水域。巴斯特在船舱里喝着啤酒，注视着坐在甲板上的克丽莎和赖安老太太。既然他从前没有看过克丽莎，那么一定是去年冬天鲍伯才把她娶来的。他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美人儿会落入赖安家。这家人都是一些热心的业余地质学家和禽鸟学家。“我们对鸟类和石头很感兴趣。”每当他们被介绍给陌生人时，他们总是这样说。他们的别墅离其他人家的别墅，大约都有几里之遥，而且像赖安太太经常说的：“那是一九二二年由谷仓拼凑所成的。”他们航海、远足、在海浪中游泳，筹组前往卡第杭克和塔尔波林湾探险。他们都是些过于重视肉体健康的人，巴斯特想，他们不应该把克丽莎一人单独留在别墅里。风过处吹起她一缕火红的秀发，拂上面颊。她修长的双腿交叉着。渡船驶进海港，她站了起来，迎着轻轻的海风，走下甲板，而本来无意返回这个海岛的巴斯特，这时也觉得夏天已经开始了。
巴斯特知道，要打听一些有关克丽莎的底细，千万不能莽撞。他被接进冬青湾，因为他一向都在那里避暑。他可能很友善，外表也很俊，但是他的两次仳离，乱搞男女关系，吝啬小气以及那拉丁人特有的面色，却留给邻居们一种模糊的感觉。他有点私德欠修。他探听出克丽莎出生于芝加哥，去年十一月间刚和鲍伯结婚。他又听别人说，克丽莎虽然标致但却很蠢笨。总之，他所能打听到的就是这些了。
他去各个网球场、各处海滨寻找克丽莎，却不见她的人影。接着又三番五次去赖安家别墅附近海边，但依然芳踪杳然。但是在岛上没待多久，却从赖安老太太处收到一张请帖，邀他去吃茶点。这类邀请，一般说来，他是不会接受的，但那天下午，他却急切地开车驶往赖安家别墅。他到达时，朋友以及邻居的车子，多半已停放在赖安家前的广场。客人的喧闹声从窗口飘向花园，花园里的攀木玫瑰盛开着。“欢迎登陆本岛!”当他穿过走廊时，赖安老太太这样向他呼叫着。“这是我的惜别会，我就要起程到挪威去了。”她把他引进拥挤的屋子。
克丽莎坐在一排茶杯后面，在她背后，挨着墙边，是一排玻璃橱柜，里面陈列着赖安家的地质标本。她裸露着双臂，当她为他倒茶时，巴斯特目不转睛地望着这裸露的双臂。“热的?……冷的?……带柠檬的?……放乳酪的”她好像只会说这几个字，但是她那一窝秀发和洁白的双臂的确是房子这一端最突出的目标。巴斯特吃了个三明治，逗留在桌边不去。
“您从前到过这个岛上吗，克丽莎?”他问。
“来过。”
“您在冬青湾那边海滨游泳吗?”
“太远啦。”
“您婆婆离开后，”巴斯特说，“每天早晨您一定要让我开车送您到那边去。十一点我来接您。”
“好，谢谢。”克丽莎低垂下她那美丽的眼眸。她好像不大舒服，巴斯特内心油然兴起伊芳心可能已动的念头。“好，谢谢，”她重复一次，“但是我有自己的车子——好，我不知道，我不——”
“你们俩在谈什么?”赖安老太太一面问，一面走到他们中间，为了隐藏自己干扰的无趣，一面又咧着嘴笑。“我知道你们谈的不是地质学，”她继续说，“我也知道谈的不是禽鸟，也不可能是书籍或音乐，因为这些东西克丽莎都不喜欢。对吗，克丽莎?来，巴斯特，和我一起到那边去。”她拉着巴斯特到房子的那一端，开始和他聊起养羊的事。交谈结束时，茶会也近尾声。克丽莎坐的椅子已是人去椅空，不在屋里了。在门口停步向赖安老太太道谢话别的当儿，巴斯特却假惺惺地说，他不希望她很快就离开这里起程到欧洲去。
“啊，我必须去。”赖安老太太说，“我要乘六点钟班船去大陆，然后明天中午从波士顿换船去欧洲。”
翌日早晨十点半，巴斯特开车去赖安家别墅。帮助赖安家做家事的该岛本地人泰尔鲍太太出来开门。她说赖安少奶奶在家，并把他引到屋里。克丽莎走下楼，她看来较前更美丽；虽然发觉他在楼下，显得有点局促不安。她接受他的游泳邀请，但是接受得很不热心。“啊，好吧。”她说。
当她再次走下楼来，泳装外又套了件浴衣，并且戴了顶阔边帽。开车去冬青湾的途中，他问她今夏有何计划。她含糊其辞。她看来似乎心事重重，不愿说话。他们停了车，并肩走过沙丘，来到海滨。她闭着眼睛躺在沙滩上。海滨上也有巴斯特的一些朋友和邻居逗留，但他知道他们不会逗留太久。克丽莎的冷漠反应使他深感谈话不易，但他不在乎。
他去游泳，克丽莎仍然躺在沙滩上，浴衣包裹着身躯。他游泳回来，躺卧在她身边。他注视着那些邻居和他们那些孩子，天气始终很好。那些女人的皮肤都因日晒而呈褐色。她们都是已婚妇人，不像克丽莎，她们都是有子女的女人，但是婚姻和生儿育女的磨炼，使她们显得可爱、轻快和知足。当他这样赞美她们的时候，克丽莎忽然站了起来，脱下浴衣。
脱掉浴衣的克丽莎另有一种风情，而且令他颇为惊讶。她的慑人魅力，部分来自她洁白的肌肤，部分来自其忸怩作态；其他女人穿着裸露的泳装，态度安详，克丽莎却现出羞人答答怪难为情的样子。她移步向前走下海水的样子，仿佛自己是赤身露体一般。刚一入水，却又欲进又止，这点她又不像其他女人。其他女人在码头附近戏水，犹如海豹，而克丽莎是不喜欢这冷澈的海水的，于是在海水之冷澈与裸体感之间犹豫了一下，克丽莎勉强走进水里，游了几尺。上得岸来，急忙又裹上浴衣，然后躺在沙滩上。这时她却热情地——那天早晨第一次，也是巴斯特经验中的第一次——开口说话。
“你知道，从我上次来过之后，岬尖上的那些石头又长大了许多。”她说。
“什么?”巴斯特问。
“岬尖上的那些石头，”她说，“它们长大了许多。”
“石头哪里会长大?”巴斯特说。
“会，它们会的，”克丽莎说。“你不知道吗?石头会长喔。婆婆玫瑰园里有块石头，在过去几年中长大了一尺。”
“我从来不知道石头会长大。”巴斯特说。
“会啊，它们会长大。”克丽莎说。她打了个呵欠，闭上眼睛，好像睡过去了。当她再睁开眼睛时，她问巴斯特几点钟了。
“十二点。”他说。
“我必须赶快回家，”她说，“有朋友要来。”
巴斯特无可奈何，只得开车送她回家。在回家途中，她又变得十分冷漠，他问她，能不能再次开车接她去海滨。她说不行。那天天气晴朗炎热，岛上家家户户都是大开门户，但克丽莎说了声再见，当着巴斯特的面，砰地一声把大门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