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吉格勒的人
〔德国〕海塞
海塞(Hermann Hesee,1877～1962)德国诗人，小说家。1919年迁居瑞士，1923年入瑞士籍。作品多以小市民生活为题材。
以前有一个年轻人名叫吉格勒，住在布劳格色。他就像我们每天在街上所见到的那些人，脸孔我们永远无法真正记得，因为他们全都有同样的脸孔——一种集体性的脸孔。
吉格勒在各方面都像平常人，所作所为也像平常人。他并不愚蠢，但他也没有天赋；他喜爱金钱和享受，喜欢穿得好，并且像大部分人一样很懦弱：他的生命与活动，与其说是受制于欲望和努力，不如说是受制于压抑，受制于对惩罚的恐惧。然而，他有很多美好的品性，并且，他毕竟是一个相当正常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最有趣、最重要的。像其他每个人一样，他自认是一个独特的人，虽然实际上他只是一种“样本”。并且，他也像其他人一样，认为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是世界的中心。他完全不会怀疑，而当事实与他的意见矛盾时，他就不以为然地闭起眼睛。
作为一个现代人，他不仅对金钱具有无限的敬意，并且对一种次要力量——科学——也是如此。他无法准确地说出科学是什么，他了解一点统计学，也许了解些微的细菌学，并且也知道国家提供给科学多少金钱和荣誉。他特别赞赏癌症研究，因为他的父亲死于癌症。吉格勒坚定地相信：已经有惊人发展的科学，不会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在外表上，吉格勒以穿着出名，他的穿着往往超出自己的经济能力之外，总是赶上每年的时髦服装。由于他无法赶上每月或每季的时髦服装，所以不用说，他轻视这些服装，认为是愚蠢的做作。他很相信性格的独立，时常在朋友之中，在安全的地方，苛刻地谈到自己的雇主以及政府。我可能用太多的文字描绘吉格勒了，但他是一位迷人的年轻人，他对我们而言是一种很大的损失，因为他遭遇到了一种奇异又过早的结局，使他的一切计划和正当的希望落空。
在他到达我们的城镇后不久的一个星期日，他决定享受一天的娱乐。他还没有交上任何真正的朋友，还无法下决心去参加一个俱乐部。也许，这是他毁灭的原因。人孤独是不好的。
他只能想到观光。在经过周密的探讨和成熟的沉思之后，他决定去参观历史博物馆和动物园。博物馆在星期日早晨是免费的，而动物园在下午买普通的门票就可以参观。
他穿上有布扣的新衣服——他喜欢这件衣服，然后出发前往历史博物馆。他拿着细长、优雅、涂红漆的手杖；手杖使他显得有尊严又非凡，但使他感到相当不愉快的是，他必须在入口的地方放弃手杖。
高高的房间中有各种东西可以看，这位虔诚的访客在心中赞美万能的科学。当吉格勒在阅读陈列橱上的精细题词时，他观察到：科学在这儿又证明可以为人所信赖了。幸亏有这些题词，所以古老的装饰品——诸如生锈的钥匙，破裂和晦暗的项链，以及等等的——变得非常有趣。多么美妙啊!科学深入一切，了解一切，并且为一切发现一个名字——哦，是的，科学一定会很快除掉癌症，也许，科学甚至会消灭“死亡”。
在第二个房间，他发现一个玻璃盒，盒子里很清楚地反映着他的身影，所以他能够停留一会，小心又非常满意地检视自己的上衣、裤子以及领带结。他心中很愉快，感到很放心，走了过去，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早期的木刻作品上。他很仁慈地想着：他们是有能力的人，只不过天真得惊人。他也对着一个古老的祖父钟沉思，钟上面有象牙的形体，每小时敲响时，就跳着小步舞曲；他也对这个钟表现出耐心的赞同。然后他开始感到很厌烦；他打哈欠，频频看着自己的表，并不耻于显露自己的表，因为他的表是父亲留给他的纯金表。
他看了表后很失望，因为离午餐时间还很久，所以就走进另一个房间。他的好奇心又在这个房间里产生了。这个房间陈列着属于中古迷信的东西，魔术书籍，护身符，巫术的饰物，在一个角落还有整个炼金术士的工作坊，里面有熔铁炉，灰泥，大肚瓶，晒干的猪膀胱，以及风箱等等的，一应俱全。这个角落用绳子围起来，有一个牌子写明：禁止众人触碰东西。但人们总是不很去注意这种牌子，何况吉格勒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
他不假思索地把手臂伸到绳子上方，碰碰一些奇怪的东西。他曾听过、读过中世纪及其可笑的迷信资料，他想不通那时候的人怎么可能去做这种幼稚的无聊事，也不了解为什么像巫术这样荒谬的事却没有被禁止。另一方面而言，炼金术却是可原谅的，因为有用的化学是从炼金术发展出而来的。天啊，想想看：这些炼金家的坩埚，以及所有这一切魔术的戏法，也许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它们的话，就没有今日的阿司匹林或者瓦斯弹!
他心不在焉地拿起一个黑色的小圆珠，很像一颗药丸，然后在指头之间揉着这个干燥又非常轻的小东西。正当他要放下时，听到后面有脚步声。他转身，一位参观的人走进房间了。吉格勒手中拿着小圆珠，感到很尴尬，因为实际上他是看到牌子的。所以他就握紧手，把小圆球放进口袋中，然后离开了。
他一直到街上才想起那小圆球。于是，他从口袋中拿出来，决定把它丢掉。但他先拿到鼻子底下嗅一嗅，嗅到一种微弱的树脂味，他觉得很舒服，于是又放进口袋。
然后他走到一家饭店，叫了菜，翻了几张报纸，把玩着领带，对周围的客人投以尊敬或高傲的眼光，看看他们是穿什么衣服而定。但因为菜很久不来，所以他就拿出无意中偷来的炼金家炼的药丸，嗅了嗅。然后他用指甲搔着，最后，在一种幼稚的动作之下，放进了嘴中。药丸的味道并不坏，并且很快就溶化了；他汲了一口啤酒，把药丸吞下去。然后他的菜来了。
两点钟时，年轻人从街车跳下来，走到动物园，买了一张星期日的票。
他温和地微笑，走到灵长类的屋子，站在关着猩猩的大笼子前面。一只大猩猩对他眨眼，温和地对他点头，并且以一种深沉的声音说：“兄弟，好吗?”
吉格勒觉得很厌恶，感受到奇异的惊恐心情，转开身子。当他匆忙走开时，听到猿猴在骂着：“有什么好骄傲的!愚蠢的杂种!”
他走去看长尾的猴子。猴子正愉快地舞着。“老兄，给我们一些糖!”它们叫着。他没有糖，于是它们生起气来，讽刺他，叫他小气鬼，并且露出牙齿来。他无法忍受，惊慌地跑开，前往鹿笼，希望鹿表现较好的行为。
一只庄严的大麋鹿站在靠近横木的地方，端详着他。忽然，吉格勒心底产生一阵恐惧。因为自从吞下魔术药丸之后，他就了解动物的语言。麋鹿用眼睛，用两只棕色的大眼睛说话。它沉默地凝视表现出尊严、认命、忧伤的神色，并且对这位访客表示一种高傲又严肃的轻蔑，一种可怕的轻蔑。吉格勒在这些沉默而庄严的眼睛所发出的语言中获知：虽然他戴着帽子，拿着手杖，戴着金表，穿着最好的衣服，但却不比害虫好，是一种可笑又讨人厌的甲虫。
他从有麋鹿的地方逃到野山羊的地方，从野山羊的地方逃到羚羊、角马、骆马、野猪和熊的地方。它们全没有羞辱他，但却毫无例外地轻视他。他听它们讲话，从它们的谈话中知道它们对一般人的想法。它们的想法非常令人痛苦。尤其是，它们对于一个事实感到很惊奇：这些丑陋、发臭而不尊严的两足动物有着浮华的伪装，竟然被允许自由地跑来跑去。
他听到一只美洲狮对幼狮说话，说话中充满尊严和实际的智慧，在人类之中很少听到。他听到一只美丽的美洲豹表达它对这位无赖，这位星期日游客的意见，所用的词语简洁、巧妙而高贵。他注视着金黄狮子的眼睛，获知荒野的美妙无垠：在荒野中没有兽笼，没有人类。他看到一只茶隼栖息在一根枯枝上，显得高傲却孤凄，凝结在忧郁的情绪中；他也看到鸟以尊严、认命和幽默的态度承受被人监禁的命运。
吉格勒很沮丧，他挣脱所有的思想习惯，在失望中转回他的人类。他寻求那些会了解他的恐惧和痛苦的眼光；他倾听谈话，希望听到令人舒慰、可了解、安慰人的话；他观察游客的姿态，希望发现高贵、冷静和自然的尊严。
但他失望了。他听到声音和话语，他看到动作、手势和眼光，但是，因为他现在所看到的一切，都好像透过动物的眼睛，所以他只看到一群堕落又作假的衣冠禽兽，似乎是所有动作的丑陋混合。
吉格勒失望地荡来荡去，对自己感觉到一种无望的羞愧。他早就把涂上红漆的手杖丢进树丛中，然后也丢了手套。但是，当他丢开了帽子，脱下了鞋子和领带，因啜泣而颤动着身体，靠在麋鹿笼子的横木上的时候，一群人聚拢来，警察抓住他，然后他被带到一家疯人院。衣橱
〔德国〕托马斯·曼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小说家。亨利希·曼之弟。1901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是德国批判理实主义重要作品。后加入美国籍。
天气阴霾、凉爽、半暗，柏林到罗马的快车，在这种天气中开进途中一个中型车站。一等车厢的丝绒靠背上有绣花套子，亚布雷奇·凡·德·阔伦是在一等车厢中的惟一旅客，这时他提起精神坐起来。他感到嘴中淡而无味；火车经过长久的旅程停下来，我们意识到节奏的动作停止，感觉到外面的叫声和信号，此时他的身体也就产生一种不很舒服的感觉，就像从醉酒或昏睡中醒过来一样。我们的神经忽然失去了支持性的节奏，感到迷惑又凄凉。如果我们在火车中沉沉入睡，然后又刚醒过来，就更有这种感觉。
亚布雷奇·凡·德·阔伦微微伸3个懒腰，移向窗口，拉下窗子。他沿着火车看过去，人们忙着跑到邮车，取下包裹，放进包裹。火车头发出一连串的声音，微微喷着气，发出隆隆声，停立不动，但只是像一匹马站立不动，举起马蹄，抽动耳朵，不耐烦地等待继续前进的信号。一位穿着长雨衣的高壮女人，露出忧虑的神色，沿着火车拉着一个一百磅的手提箱，用一只膝盖推动着。她没有说话，只是看起来激动而又痛苦。她的上嘴唇突出来，上面有小滴汗珠——真是一个可怜人儿。“可怜的可人儿，”凡·德·阔伦想着：“但愿我能帮助你，安慰你，体谅你——只是为了那上嘴唇。但是每个人只顾自己，生命中事情就是这样安排；而我此刻站在这儿，非常无忧无虑，看着你，好像看着一只四脚朝天的甲虫。”
车站小屋之中昏暗不明。黎明还是黄昏——他不知道。他已经睡了不知道是两小时、五小时、或者十二小时?他时常连续睡二十四小时，或更久，睡得非常深。他穿着一件半长的暗棕色冬天大衣，有着天鹅绒衣领。一个人很难从他的五官判断他的年纪：可能在二十五岁和接近四十岁之间，无法肯定。他的皮肤黄色，但眼睛黑色，像没有熄的炭，周围有深深的阴影。这两只眼睛没有透露好预兆。几位医生曾很坦白地对他说，他不会活很久。他的黑发平稳地从一边分开来。
他在柏林上车——不过柏林并不是他旅程的开始。火车刚发动时，他就爬进了火车，临时提着红色皮手袋。他睡着了，现在醒过来，感觉自己完全脱离了时间，所以全身有一种清新的感觉。他很高兴地想到一件事：他颈子上所挂的细细的金表链，末端只有一个小奖章藏在背心口袋中。他不喜欢意识到时辰，也不喜欢意识到一个星期的每个日子，尤其是，他不去看日历。不久以前，他已经没有习惯去知道一个月的每个日子，或甚至一年的月份。一切想必都显得渺茫——他在心中这样想，而“渺茫”一词有内容，虽然很模糊。他在这种安排中很少被骚扰，或者从来没有被骚扰，因为他努力与所有令人不快的讯息保持一个距离。毕竟，略微知道什么季节不就够了吗?“现在约略是秋天，”他想着，凝视着潮湿和阴郁的火车小屋：“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曾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吗?”
他想到这儿，心中感到很满足，几乎是一阵愉快的兴奋。不，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还在德国吗?没有问题，在德国北部吗?还要看看。当他的眼睛因充满睡意而显得很沉重时，车厢的窗子已经滑过一个明亮的招牌：招牌上面可能有车站的名字，但没有一个字在他脑中转变成图画。他在仍然是瞌睡的状态中听到车长叫了两三次站名，但没有听清楚一个音节。但在那微光中(他不知道是早晨还是傍晚)出现一个奇异的地方，是一个陌生的城镇。亚布雷奇·凡·德·阔伦从架子上拿出毛帽，抓住红色皮手提袋，上面的绳子系着一条红白丝毛格子花呢，一只有银钩的雨伞卷在里面。虽然他的票上面写着“佛罗伦斯”，他还是离开车厢和火车，沿着小屋走着，把行李储存在衣帽室，点了一根雪茄，把双手——他没有带手杖也没有带雨伞——伸进上衣口袋，然后离开车站。
外面，在潮湿、阴郁，几乎空洞的广场中，有五六位马车夫在挥动鞭子，有一个戴着编织帽、穿着长外衣的车夫，颤抖地挤过来，有礼地问：“要到曼恩旅馆吗?”凡·德·阔伦有礼地谢谢他，继续前进。他所遇见的人，大衣的衣领都往上翘，他也把衣领翻上来，下巴缩进天鹅绒中，抽着烟，走着路，不慢也不快。
他走过一道低墙，以及一扇搭配着两座巨大塔楼的古老大门；他越过一座栏杆上饰有雕像的桥，看到水在下面缓慢、混浊地流着。一只长长的木船，又旧又破，驶了过来，有一个人用一只长长的柱子在船尾划动。凡·德·阔伦站了一会，靠在桥的栏杆。“这儿，”他对自己说：“是一条河，这儿是‘那条’河。我这样称呼它，因为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想到这儿真愉快。”然后他又继续走。
他一直往前走了一会，走在一条街道的铺道上，街道既不很狭窄，也不很宽阔。然后他转到左边。那时是傍晚，弧形的电灯亮起来了，闪动着，发出光芒，劈劈啪啪响着，然后照亮了阴暗的地方。店铺正要打烊。“所以我们可以说，天气在各方面都是秋天，”凡·德·阔伦想着，继续沿着潮湿的黑色铺道走着。他没有穿橡胶套鞋，但他的长鞋鞋底很厚，很耐穿，很坚实，同时又显得高雅。
他靠左边走。人们走过他身边，匆忙赶去办事，或者办完事赶回来。“我跟他们一起动着，”他想着：“很是孤独且陌生，也许不曾有人像我这样孤独且陌生。我没有事情做，没有目标。我甚至没有手杖可以依靠。没有人比我更冷漠、自由，更超然；我不亏欠任何人什么东西，没有人亏欠我任何东西。上帝从来没有对我伸出他的手，他完全不认识我。没有慈善成分的真正不快乐是一种好事，一个人可以对他自己说：我没有亏欠上帝什么。”
他不久就来到城镇的边缘。也许他是斜斜走过大约中间的地方。他发现自己走在一条宽阔的郊区街上，有树木，也有别墅。然后他右转，走过三四条十字路，几乎像村庄的巷子，只有灯笼点亮着。最后他在一条较宽阔的十字路停下来，是在一间平凡的房子旁边的木门前面，房子漆成肮脏的黄色，但却有使人印象深刻的特色：窗子是凸面和十分不透明的玻璃板。但是门上面有一个牌子：“此屋三楼有房间出租。”“啊!”他说，丢掉雪茄屁股，沿着一块围板穿过门，这块围板形成两间房子之间的分界线。然后他向左转，穿过房子本身的门。一条邋遢的灰色绒毯横过入口。他两步就走完，开始登上简单的木板阶梯。
几间公寓的门也很朴素，门装着白色的玻璃，上面有交织的铁线，有些玻璃上面贴着门牌号，楼梯口处有白色亮点，在第三层是最顶端的一层，因为接着是阁楼。左右都有入口，是没有门牌的简单棕色门。凡·德·阔伦拉了中间的铜铃。铃发出声响，但里面没有动静。他敲左边的地方，没有人回答。他敲右边，结果听到里面有轻微的脚步，脚步拉得很长，像跨步而行，门打开了。
一个女人站在那儿，是一个女士，又高又瘦，年纪很大，戴着一顶饰有淡紫色大蝴蝶结的帽子，穿着一件老式、褪色的黑睡衣。她的脸孔凹陷，像鸟儿，额头上有疙瘩，是一种菌类长成，看来令人讨厌。
“晚安，”凡·德·阔伦说：“有房间吗?”
老妇人点头，慢慢地微笑，没有说一句话，了解对方的意思；美丽、白皙又纤长的手做出一个缓慢、无力但优雅的手势，指着左边下一个门。然后她走开，接着拿着一只钥匙又出现了。“看啊，”他想着，在她打开门时站在她后面：“夫人，你就像某一种妖精，是出自霍夫曼作品中的人物。”她从钩子上取下油灯，引导他进去。
那是一间小房间，天花板低，地板是棕色的。墙壁挂有稻草色的席子。右手边的墙后面地方有一个窗子，用又薄又长的棉布摺层遮盖着。右边又有一个白色的门，通到下一个房间。房间空空的，显得很凄清，白色的墙壁茫然凝视着，三张稻草椅靠在墙上，漆成淡红色，像草莓从起泡的奶油中突现。一个衣橱，一个有镜子的洗脸台……床是巨大的桃花心木床，随意放在房间中央。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吗?”老妇人问，可爱、晰白又纤长的手轻轻掠过前额的疙瘩。她说这句话好像是偶然的，因为她暂时想不起一句更平常的话。她立刻又补充：“所谓的不满意?”
“没有，我没有不满意的，”凡·德·阔伦说：“房间摆设得很巧妙。我租下来好了。我想请人帮我到车站拿行李。这是票。请你把床整理一下，给我点水喝。我现在就要房子的钥匙，还有公寓的钥匙……我要两三条毛巾。我要洗澡，然后到城里吃晚饭，然后回来。”
他从口袋中拿出一个镍盒，取出肥皂，开始洗脸、洗手，一面透过凸面的玻璃窗，望到远处点着煤气灯的泥泞郊区街道，向上看着弧形灯和别墅。他擦干手，走到衣橱边。那是一个四方形的衣橱，漆成棕色，很不稳定，有一个简单的弯曲橱顶。衣橱立在右手边那道墙的中央，就在第二扇白色门的凹处；这扇门当然通到从楼梯平台的大门和中间门可到达的房间。“这真是世界上巧妙的安排，”凡·德·阔伦想着：“这个衣橱契合门的凹处，好像就是为它而订做的。”他打开衣橱的门。里面空无一物，顶端有几排钩子，但衣橱本身没有背部，由一块普通的灰色粗麻木遮盖在后面，四个角落用钉子或平头钉固定住。
凡·德·阔伦关起衣橱的门，拿起自己的帽子，再度翻转上衣的衣领，吹熄蜡烛，往前走。在穿过前面的房间时，他认为自己听到另一个房间中发出一种铃响声，混合以自己脚步的声音：一种柔和，清晰而似金属的声音。但也许他听错了。在锁外面的门时，他认为好像一个金环要掉进一个银盒之中。他步下阶梯，走出大门，踏上到城镇的路。
在一条热闹的街上，他走进一家灯光明亮的饭店，坐在前面的一张桌子旁边，背对着整个世界。他喝了一碗上好的菜煮成的汤加面包片，吃了一客牛排加荷包蛋，一盘糖水果，一小片绿色干酪和半个梨子。在他付了钱，穿上上衣时，也抽了几口苏俄的烟，然后他点了一根雪茄，走出去。他散了一会儿步，找到进入郊区的路，悠闲地走回家。
有玻璃窗的房子一片黑暗，静静地立在那儿，凡·德·阔伦打开房子的门，走上朦胧的阶梯。他一面走，一面点了火柴，打开第三层楼左手边的棕色门。然后他把帽子和上衣放在睡椅上，点了大写字台的灯，在那儿发现手提袋，披肩，以及雨伞。他解开披肩，拿出一瓶白兰地，然后取了一个小玻璃杯，在他坐在安乐椅上抽完雪茄时，时而啜了一口酒。“毕竟是多么幸运啊，”他想着：“世界上有白兰地这种东西!”然后他走进卧房，在床边小桌上点了蜡烛，吹熄另一个房间的灯，开始脱衣服。他一件一件把美好但不显眼的灰色衣服放在床边的红色椅子上。但是，当他在松开裤吊带时，记起自己的帽子和上衣还放在长椅上，于是他把帽子和上衣拿进卧室，打开衣橱……他向后退一步，手往前伸，去抓住装饰床柱的一只暗红色桃花心木大木球。房间在不稳定烛光照亮下，可以看到四道白色的墙，而三张淡红色的椅子在墙边，像草莓一样从起泡的奶油中突现。但那儿的衣橱却是开着的，并且不是空的。有人站在里面，是一个很可爱的女人，使得亚布雷奇·凡·德·阔伦的心停止跳动一会，然后在长久、深沉、镇静的悸动中恢复跳动。她全身赤裸，一只纤细的手臂向上举，一根食指钩在衣橱顶端的一个吊钩上。长长的棕色秀发停栖在孩童似的肩膀上——头发散发出迷人的气息，嗅到这种迷人气息只有令人发出一声感喟。烛光映在她狭窄的黑色眼睛中。她的嘴大了一点，但神色很可爱，就像睡眠中的嘴唇，经过长久的痛苦之后吻我们的额头。她的脚踝紧贴着，苗条的双腿彼此靠拢在一起。
亚布雷奇·凡·德·阔伦用一只手揉揉眼睛，注视着……他看到在右边角落的帆布从衣橱后面松落了。“什么——”他说……“你不要进来吗?——或者，我应该怎么说?喝一小杯白兰地?半杯?”但他不期望对方回答，对方也没有回答。她狭窄而发亮的眼睛那么乌黑，似乎见不到底，没有表情——眼睛看向他，但茫无目的，又有点模糊，好像并没有看到他。
“告诉你一个故事好吗?”她忽然以一种低沉而沙哑的声音说。
“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回答。他已经在床缘上做出一种坐姿，上衣横放在膝盖上，交叉的双手放在衣服上面。他的嘴微微张开，眼睛半闭。但血液温暖又温和地流过整个身体，耳朵微鸣着。她已经在柜子中坐下来，纤细的手臂抱着一只抬高的膝盖，而另一只腿在面前伸开。上手臂把小小的胸房压在一起，亮光照射在她那弯曲的膝盖的皮肤上。她说着——以柔和的声音说着，同时烛光火焰表演着无声的舞蹈。
故事是说：“两个人走在石南树丛，女人的头靠在男人的肩膀上。所有成长着的东西都透露一种香气，但傍晚的雾已经从地上升起。事情就开始了，而时常是以诗开始，以一种非常可爱和流畅的方式押韵；我们时常在发烧的半睡眠中有这种美妙的经验。但事情却以不幸的方式结束；是一种悲伤的结束：两个人彼此紧紧地拥抱，当两人的嘴唇彼此靠着时，其中一位用一只宽阔的小刀刺进另一个人腰部上方。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说完，她站起来，表现出一种无限迷人与谦卑的姿态，举起右手角落的灰色帆布——然后不见了。
从现在起，他每天傍晚都在衣橱中看到她，听她讲故事——有多少个傍晚呢?他留在这间房子、这个城市有多少个日子、星期、月份呢?知道了也没有用。谁会去介意可怜的统计数字?而我们知道：有几位医生曾告诉亚布雷奇·凡·德·阔伦说，他只有几个月可活。这个女人说故事给他听，是悲伤的故事，不令人感到舒慰；但这些故事像一种迷人的重担压在心上，使心跳得更长久，更愉快。时常，他忘了自己。他的血液涌上心头，他对她伸出双手，她没有抗拒他。但是，有几个傍晚，他没有在衣橱中看到她；当她回来时，有几个傍晚没有告诉他任何事情，然后情况又渐渐恢复，一直到他又忘记自己。
事情维持多久呢?——有谁知道呢?甚至有谁知道亚布雷奇·凡·德·阔伦是否真的在那个灰色的下午醒过来，走进不知名的城市?他是否留在一等车厢睡觉，让柏林到罗马的快车迅速把他送过山上?我们之中有人会费心提供一个确定的答案吗?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想必都显得渺茫……”鼻子
〔俄罗斯〕果戈理果戈理(1809～1852)俄国作家。生于乌克兰地主家庭。当过小公务员。作品甚丰，以《钦差大臣》、《死魂灵》等最为出名。
一件极为奇异的事情于三月二十五日发生于圣彼德堡。一位住在佛内森斯基街的理发师伊凡·雅可雷维斯(他的姓已经不存在，而他店面的广告牌只画着一个男人，脸颊涂有泡沫，还有一行字写着：“我们也放血”)，有一天早上醒得很早，嗅到了热面包的味道。他在床上坐起来，看到他的妻子——?一位十分体面的女人，咖啡喝得很凶——从炉中拿出一些新烘的面包。
“我今天不喝咖啡，布雷丝科雅·欧西波娜，”伊凡·雅可雷维斯说，“我要吃一些热面包和洋葱。”(我在这儿必须说明，伊凡也真想喝咖啡，但他知道，要咖啡又要面包是十分不可能的事，因为布雷丝科雅很不喜欢他这种一时的兴致。)“让这个老傻瓜吃面包，我不介意，”她想着。“这就等于说，我可以有额外的咖啡喝!”于是她把一块面包抛在餐桌上。
伊凡为了面子起见，把大礼服穿在睡衣上面，坐在餐桌旁，倒出一些盐，削了两个洋葱，拿起一只小刀，脸上露出一种决毅的表情，切着一块面包。
他把面包切成两半，看着面包中央，惊奇地看到有白色东西。伊凡小心地用小刀刺着，用指头碰着。“十分厚，”他自言自语。“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他插进两根指头，然后拉了出来——?一个鼻子!
他扑嗵倒向椅子，开始揉眼睛，又在面包里面摸着。是的，是一个鼻子没有错。尤其是，这似乎是一个很熟悉的鼻子。他的脸孔充满惊恐的表情。但是，他的惊恐比起他妻子的愤怒并不算什么。
“你这野兽，你把谁的鼻子割下来了?”她生气地叫着。“你这恶棍!你这醉鬼!我要自己去报警，我要去。你这个贼!我想到了，我曾听到三位顾客说，当他们进来刮脸时，你开始乱拉他们的鼻子，结果鼻子还在，真是奇迹!”
但是，伊凡感到自己是死去了而不是活着。他知道，这鼻子属于大学估税员科瓦约夫，他是在星期三和星期日来刮脸的。
“等一会，布蕾丝科雅，我要用一块布把它包起来，丢在角落里。让我们把它放在那儿一会儿，然后我会设法把它弄走。”
“我不想知道!你认为我会让一个被割下来的鼻子放在‘我的’房间吗……你这笨蛋!你只会磨你那天杀的剃刀，破坏一切东西。乱砍杀!夜盗啊!你要我为你蒙蔽警方吗!你这脏猪!木头人!把那鼻子拿走，拿出去!随便你怎么处理，但我不要那件东西再在这儿停留一分钟!”
伊凡全然吓呆了。他想着又想着，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天咒我!”他终于说，搔着耳后的地方。“我无法确定昨天晚上是否喝醉酒回来。我只知道这件事简直是疯了。毕竟，面包是在一个炉子之中烘烤的，而人们并不把鼻子放进面包店。真是莫名其妙……”
伊凡沉默下来。警察可能搜查这个地方，找到鼻子，然后控告他，想到这儿，他几乎神智错乱。他已经可以看到那个美丽的绣着银线的深红衣领，还有那只剑……于是他开始全身发抖。最后他穿上硬硬的旧裤子和鞋子，耳朵响着布蕾丝科雅有力的谩骂声音，把鼻子包在一块布中，然后走到街上。
他只是要把鼻子藏在什么地方，或者藏在某人前门旁边的两块边石之间，或者“偶然”将它丢下，然后偷偷走到一条边街。但“运气”却故意捉弄他，他不断撞到朋友，他们坚持地问：“你要到哪里?”或者：“为客人刮脸有点嫌早，不是吗?”结果，他都没有机会将鼻子解决掉。有一次，他真的将它丢下了，但有一位警察却用警棍指着，说道：“把那东西捡起来，你不知道自己丢下东西了吗!”于是伊凡只好捡起来，藏在口袋中。他非常失望，特别是街上越来越拥挤，因为店铺和摊子开始做生意了。
他决定走到圣伊萨克桥，看看是否可以把鼻子丢进尼瓦河，而不让任何人看到。但是，我事先没有告诉你关于伊凡的事，这是我的错；伊凡在很多方面都是令人尊敬的人。
伊凡像任何诚实的俄国工人一样，是一位可怕的酒鬼。虽然他整天为其他人刮胡须，但却未碰过自己的胡须。将他的大礼服(伊凡从不穿燕尾服)描写为“杂色”，是最恰当不过了：那就是说，它是黑色的，但上面全都有棕黄色和灰色的点。他的衣领很亮，三条松松垂着的线，显示那儿曾经有过扣子。伊凡是一个性格很冷淡的人，而无论何时大学估税员科瓦约夫在刮脸时说：“你的双手总是发臭!”伊凡就会说：“但为什么我的手会发臭呢?”大学估税员总是回答说：“不是问我，我亲爱的人儿，我只知道它们发臭。”伊凡会捏一捏鼻烟作为回答，然后为了报复起见，他在科瓦约夫的脸颊上、鼻子下、耳朵后，和胡须下面——简而言之，在他觉得喜欢涂上肥皂沫的任何地方——涂上泡沫。
但是，现在我们这位可敬的公民已经到达圣伊萨克桥。首先，他在周围仔细看了一下。然后，他倚在栏杆上，努力假装自己是在看着桥下，看看有没有很多鱼，然后偷偷把那包东西投进水中。他感到好像一百磅的重量已经从肩膀上移去，他甚至露出一抹微笑。
他没有去为公务人员刮脸，反而走向一家挂着“供应热饭与茶”招牌的店去喝一杯酒。忽然他看到一位警察在桥的一端，穿着很漂亮的制服，留着大撮的胡须，戴着一顶三角帽，佩着一只剑。他全身发冷，因为警察向他招手，说道：“来这儿，我的朋友!”
伊凡认出制服，就脱下帽子，然后走六七步，轻快地走向他，向他致意：“早安，阁下!”
“不，不，我亲爱的人，不要说‘阁下’。只要告诉我你在桥上做什么?”
“老实说，长官，我正要去为一位客人刮脸，中途停下来看看水流流得多快。”
“你在说谎。你真的是无法期望我会相信你!你最好马上说清楚!”
“我要为阁下一个星期免费刮两次脸，甚至三次，真的，我会的。”伊凡回答说。
“不，不，我的朋友，那样不行。已经有三个理发匠在照顾我了，并且，他们为我刮脸是一种‘荣幸’。请你告诉我，你要做什么?”
伊凡脸色发白……但此时一切变得完全如同笼罩在雾中，所以不可能说出此后发生什么事。
大学估税员科瓦约夫醒得很早，嘴唇发出一种声音。他醒过来时总是这样做，可是，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却无法说出任何充分的理由。科瓦约夫伸伸懒腰，要人家把立在桌子上的小镜子拿来。他要看一看前天晚上在鼻子上出现的一个粉刺，但是，使他极为惊奇的是，他脸上并没有鼻子，只有一个完全扁平的表面!科瓦约夫感觉到一阵可怕的惊慌，他要了一点水，用一条毛巾擦眼睛。没有错：他的鼻子已经不见。他开始捏着自己，以证实自己并不是在睡觉，但无论怎样，他是清醒着。大学估税员科瓦约夫跳离床，摇动自己的身体：仍然没有鼻子!他要人拿来自己的衣服，然后他一直奔向警察总局。
但是，同时我们应该说一点关于科瓦约夫的事，这样读者才可能了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大学估税员。你真的无法将“借着证明书而得到职位的那些大学估税员”，和“那些被任命于高加索地方的各种估税员”加以比较。这两者的分别十分清楚。大学估税员拥有学术机构的文凭……但俄国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国家，如果你说了关于“一位”大学估税员的话，那么，从里加到坎恰卡的每一位估税员，都会认为这是对他们个人而说的。凡是拥有头衔或政府官衔的人，都有同样的情形。科瓦约夫属于高加索那一类。
他当大学估税员才两年，因此一刻也不能忘记此事。为了使自己显得更重要，以及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更有分量，他从未称呼自己是大学估税员，而是称呼自己“少校”。如果他在街上碰到一位卖衬衫的女人，他会说，“听着，亲爱的，来家里看我。我的公寓在沙多瓦雅街。你只要问一问科瓦约夫少校是否住在那里，任何人都会告诉你路怎么走。”如果女人长得很美，他就会低声说一些秘密的指示，然后说：“只要说要找科瓦约夫少校，我的亲爱的”因此，我们将在这整个故事之中称这位大学估税员为“少校”。科瓦约夫少校习惯每日沿着内维斯基街散步。他的衬衫衣领总是干净无瑕，并且浆得很硬。他的胡须通常见之于地方调查员、建筑家和军团医生之中；那些跟警察有关联的人，或者那些跟任何两颊丰满红润又玩得一手好牌的人有关联的人，也有这种胡须。他的胡须从两颊中央一直长到他的鼻孔。科瓦约夫身边总是带着很多图章——刻有徽章或刻有“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一”等等的字。科瓦约夫来到圣彼德堡，其最终的目标是要找一个与他的阶级相配的职位。如果幸运的话，他会找到一个副总督的职位，但是如果找不到的话，那么，在政府的一位重要部门中找到行政职员的工作，也只好将就了。科瓦约夫少校并不嫌恶结婚，只要他的新娘值二十万卢布。现在读者自己可以判断一件事，那就是，一旦这位少校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相当中看并且大小合理的鼻子，而是一片全然荒谬的平滑空白，他的感觉是如何了。
好像这事情还不足够糟糕，因为他又找不到车子，所以他只好走回家，用斗篷把自己遮盖起来，把一条手帕放在鼻子上，让人们认为他是在流血。“但也许我是梦中梦到的!我怎么会笨得连鼻子都丢掉了?”他一面想着这些事，一面走进一家咖啡店，在镜中照着。幸好店里没有别人，只有一些在打扫和擦椅子的侍者。其中有几位侍者睡眼惺忪，拿着放满热派的茶盘。昨天的报纸沾满咖啡污点，在桌子上和椅子上四散。“嗯，谢天谢地，没有人，”他说，“现在我可以看一看了。”他很小心地走近镜子看着。“去他的!这算是什么把戏啊?”他叫着，对着地上吐唾沫。“要是有什么东西来代替它就好了，但却没有!”
他懊恼地咬着嘴唇，离开咖啡店，绝对不向任何人微笑，也不看任何人；这完全不是他本来的样子。忽然，他动也不动地站在靠近一间房子前门的地方，看着一个最令人不相信的情景。一辆马车开到入口停车处。车门迅速打开，一位穿着制服的驼背男士跳出来，冲上阶梯。当科瓦约夫认出自己的鼻子时，那种袭他而来的恐怖和惊奇感真是无法描绘!在看到这个不寻常的情景之后，一切都变得乱七八糟。他几乎无法站住脚，但还是决定无论如何要等到那鼻子回到马车，虽然他全身发抖，感到发着高烧。
大约两分钟之后，一个鼻子真的出来了。它穿着饰有金线的制服，有着高高的衣领，穿着雪米皮的裤子，一边佩着一只剑。人们可以从他帽子上的羽毛看出，它拥有州参赞的官阶。非常显然的是，这鼻子正要去拜访一个人。它向右看，然后向左看，对着车夫叫着：“我们走啊!”然后，它爬进去，马车开走了。
可怜的科瓦约夫几乎神智错乱。他不知道怎么办。事实上，一个昨天还在他脸中央，不可能到处走动或坐车的鼻子，怎么会突然在一袭制服之中出现呢?他追着马车，还好，马车没有走得远，就在卡然大教堂外面停下来。科瓦约夫冲进教堂广场，挤过一群女乞丐(这群女乞丐总是让他发笑，因为她们遮着脸，只露出眼睛)，然后走进去。只有一些人在祈祷，全都站在入口。科瓦约夫感到心神错乱，他不想祈祷，眼睛对着每个角落寻找穿制服的鼻子。最后，他看到鼻子站在一边的一道墙旁。鼻子的脸被高领完全遮隐，它正在以一种深深的虔诚表情祈祷着。
“用什么最好的方法接近呢?”科瓦约夫想着。“从它的制服、它的帽子和它整个外表来判断，它一定是一位州参赞。但如果我知道，天咒我!”
他试图咳嗽，引起它的注意，但鼻子并没有中断一秒钟的虔诚祈祷，还继续对着圣坛鞠躬。
“我亲爱的先生，”科瓦约夫说，鼓起勇气，“我亲爱的先生……”
“你要什么?”鼻子回答，转身而去。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先生，但是，事情突然让我觉得很奇异……你不知道你属于哪里吗?还有，我在什么地方发现你?在教堂，偏偏在教堂!我敢说你会同意……”
“请原谅我，但请告诉我你在说什么好吗?……请你自己说明一下。”
“我怎么能说得清楚呢?”科瓦约夫怀疑着。他再度鼓起勇气说：“当然，我是一位少校。你会同意，像我这种地位的人，到处走动却没有鼻子是不行的。一位在佛斯雷森斯基桥卖剥皮橘子的老女人，到处走动而没有鼻子是没有关系的。但我希望不久就要擢升……除外，因为我熟悉几位高贵的女士：譬如说契塔耶夫夫人，她是一位州参赞的妻子……你能够自己判断……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亲爱的先生……(他一面这样说一面耸耸肩。)原谅我，但是，你必须把这件事看做是荣誉和原则攸关的事。你自己可以了解……”
“我什么也不了解，”鼻子回答。“请直说。”
“我亲爱的先生，”科瓦约夫继续以一种严肃的声音说，“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事情够明白，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来……除非你要……你不知道你是我自己的鼻子吗?”
鼻子看着少校，微微皱了皱眉头。
“我亲爱的人儿，你错了。我自己是一个人。尤其是，我更看不出我们之间有任何共同的地方。从你的制服纽扣看来，我敢说你是另一个政府部门的人。”
鼻子说了这些话后，转开身体继续祈祷。
科瓦约夫非常迷乱，他不知道怎么做，怎么想，就在那个时候，他听到一个女人衣服悦耳的声，于是，一位饰着花边的年老女人走过来，由一位穿着白衣服的苗条女孩陪伴着，白色衣服非常有利地显露出她美好的身材，并且她也戴着一顶像面食皮那样轻的淡黄色帽子。一位高大的仆人，留着大把胡须，衣服上面似乎有十几个衣领，守在他们后面，并且打开鼻烟盒。科瓦约夫走得更近，把自己衬衫前面的亚麻衣领向上拉，把挂在金表链上的图记弄直，然后满脸堆着笑容，把注意力转向苗条的女孩；女孩弯身祈祷，像一朵春花，不断把一只有着几乎透明手指的白皙小手举到前额。
科瓦约夫脸上的笑容变得越来越开朗，因为他在女孩的帽子下面看到白得令人眼花的又小又圆的下巴，两颊泛着春日第一朵玫瑰的颜彩。
但科瓦约夫却忽然向后跳，好像被火烧到了：他记起他自己并没有鼻子，于是泪水涌进眼睛。他转身直截了当告诉穿制服的鼻子说，它只不过是伪装成一位州参赞，它是一位骗子和恶棍，其实只不过是他自己的私人财产，“他的”鼻子而已……但鼻子已经走了：它已设法偷偷溜走，可能是去拜访一个人。
这使得科瓦约夫感到完全失望。他走出去，在柱廊下站了大约一分钟，小心地环顾四周，希望找到鼻子。他十分清晰地记得，它戴着一顶羽帽，穿着一件绣着金色的制服。但他没有注意到它的大衣像什么，也没有注意到马车或马的颜色，或者甚至背后有没有一位穿制服的仆人。尤有甚者，有那么多马车来回飞跑，飞跑得那么快，实际上不可能认出它们之中任何一辆；纵使能够认出，也没有方法让它们停下来。
那是一个美丽又有太阳的日子。内维斯基街挤满了人。从警察总部一直到阿尼科夫桥，人们沿着人行道前进，形成一团五颜六色。他可以在不远的地方看到那位参赞，称他为中校，特别是如果附近刚好有其他人在时。而那儿是雅金，是议会的一位书记头，也是自己的一位很亲密的朋友，在八人玩牌时总是输。另外一位少校——?一位像高加索那类的大学估税员——向他招手，要他来闲谈。
“去他的!”科瓦约夫说，喊叫着马车。“车夫，一直把我送到警察总局。”
他爬进马车，并且叫着：“使尽力量开吧!”
“警官在吗?”他一走进大厅就问。
“不在，他不在，先生，”仆人说。“他几分钟前刚走。”
“真是倒霉。”
“是的，”仆人补充说，“你刚错过他。早一分钟你就会碰到他。”
科瓦约夫的手帕仍然压着脸；他又爬进马车，以一种失望的声音叫着：“我们走!”
“到哪里?”车夫问。
“一直开!”
“一直开?但这儿是死路——你只能向右或向左拐。”
最后这个问题使得科瓦约夫停下来沉思着。在他的状况中，最好的办法是先去“城市安全局”，并不是因为它跟警察有直接关系，而是因为在那儿，事情比在任何其他的政府部门更容易解决。直接去找鼻子工作所在的部门的主管，是不明智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从以前所得到的答案知道，鼻子并不认为有什么神圣的事，并且会以无耻的谎言使他的上司相信说，它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科瓦约夫。
所以，当科瓦约夫刚要告诉车夫一直开到安全局时，他忽然想到，这位行为那么无耻的恶棍和骗子，可能会十分容易就利用这耽搁的机会溜出城外，这样，他要发现它的一切努力就会白费，并且可能会再拖延一个月，这样万万不行。最后，灵感自天而降。他决定直接到报社刊登广告，详细地描写那个鼻子，使任何看到的人都会立刻把它交给科瓦约夫，或者至少告诉他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它。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于是就叫车夫一直开到报社，在整个路程之中一直用拳头连续打着车夫的背部，叫着：“快一点，天杀的，快一点!”
“但是，先生……”车夫一面回答一面摇头，并且拉着马缰；他的马有着一身像长耳狗一样长的毛皮。最后马车停下来，喘不过气的科瓦夫冲进一间小小的候客室，有一位灰发、戴眼镜、穿着旧大礼服的职员坐在桌旁，牙齿咬着一支笔，在数着铜币。
“这里谁管广告?”科瓦约夫叫着。“啊，早安。”
“早安，”灰发的职员回答，眼睛抬起了一会，然后又往下看着散在桌上的一小堆钱。
“我要登一则广告。”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你等一会，”职员回答，同时用一手写下一个数目，用另一手在算盘上移动两个珠子。
有一位跟班，从他金边的制服和一般而言显得很漂亮的外表看来，显然在某一个高贵的地方工作；他站在桌旁，拿着一张纸，并且为了显示自己能和高低阶级的人联络感情，就开始叽哩瓜拉讲起来：
“相信我，那只卑鄙的小狗不值得八十科贝。我不会出高于十六科贝的价钱。但伯爵夫人喜欢它，所以她不介意提供一百卢布给找到它的人。如果我们要彼此诚实的话，那我就十分坦白告诉你，喜好是不能说明的。我能了解，一位喜爱者会为一只猎鹿的狗或一只狮子狗付出五百元甚至一千元代价，只要它是一只好狗。”
年老的职员严肃地听着他继续讲着广告中的词语。房间挤满了年老的妇女，店老板和仆人，全都拿着广告。其中一则广告是一位“性情严肃”的车夫要找职业；又有一则广告是，一辆一八一四年由巴黎运来但几乎没有用过的马车要出售；还有一则广告是一位十九岁的女仆，她有洗衣经验，准备要做“其他”工作，现在正要找职业。其他的广告包括：一辆马车要出售——状况良好，除了少一个弹簧；一只“年轻”又活跃的灰纹小马，有十七岁大；刚从伦敦到达的罗煎和芜菁种子；一间乡村房子，具有每种现代设备，包括容纳两匹马的马厩以及足够种植一片美好桦树或枞树森林的土地。还有一则广告邀请有意购买旧鞋底的人，每天八点到三点之间到某些拍卖店去。这些人所挤着的那个房间又小又极为不透气。但大学估税员无法嗅到什么，因为他已经用一条手帕把他的脸盖起来——而他无论如何也嗅不到什么，因为他的鼻子已经不知掉到哪里去了。
“我亲爱的先生，请你把内容写下来好吗?我真不能再等了。”他说，开始不耐烦起来了。
“等一会，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两卢布四十三科贝。几乎准备好了。一卢布六十四科贝，”灰发的职员喃喃着，同时把片片的纸推向站在四周的老年女士和仆人，最后他转向科瓦约夫，说道：“你要做什么?”
“我要……”科瓦约夫开始说。“一件很可疑的事情一直在进行着。到底是一件卑鄙的恶作剧，还是纯粹是一件欺诈案，我还不能说。我所要做的是，提出相当的酬赏给第一个发现恶棍的人……”
“请报出名字。”
“你为什么要名字呢?我无法告诉你。太多人认识我了——譬如说契塔约夫夫人，她已经嫁给一位参赞，还有巴拉杰雅，波托清夫人，她是一位参谋人员的妻子……他们会立刻发现那名字是谁的，万万不能!只写下‘大学估税员’，‘少校’更好。”
“失踪的人是你家的一位农奴吗?”
“我家的农奴?如果是这样，罪过就没有一半的严重!是我的鼻子不见了。”
“嗯，奇怪的名字。这位‘鼻子先生’常常溜掉吗?”
“我是说‘我的’的鼻子。你不了解!是我自己的鼻子不见了。有人跟我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
“是怎么不见的?我不了解。”
“我无法告诉你怎么不见的。但请你了解，我的鼻子此刻正在城镇各地走动，自称是一名参赞。所以我才来请你登一个广告，要抓到它的第一个人尽快把它归还给正确的主人。请想像一个人没有身体的这样一个显著部分是什么样子吧!如果只是一个小脚趾，那么我会穿上鞋子，没有人会比我更聪明的。星期四我都到契塔约夫夫人(她嫁给一位州参赞)家里，还有波托清夫人，她的丈夫是一位参谋人员——有一位很美丽的小女儿。他们全都是我亲近的朋友，所以，请想像看，事情会怎样……在像我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能去拜访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呢?”
职员紧闭嘴唇，显示他陷于深思之中，“我在我们的报纸中无法登这样的广告，”他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这样说。
“什么?为什么无法登?”
“我告诉你吧。一家报社不能惹来坏名声。如果每个人都登鼻子不见了，我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并且社论已经登过足够不实的报导和谣言……”
“但你为什么认为很荒谬?我确实不这么认为。”
“那是你不认为。但才上星期就有一个类似的事件。一位职员拿着一则广告来，就像你。价钱是两卢布七十三科贝，而他只要登一则黑色狮子狗走失的广告。而你认为他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呢?最后我们惹上官司：狮子狗是用以讽刺一位政府的出纳员——我记不起他来自哪一行政区。”
“但我要登一则关于我的鼻子的广告，不是狮子狗的广告，而鼻子几乎就是我自己，去他的!”
“不，我不能接受那种广告。”
“但我的鼻子丢掉了!”
“那么，你最好找一位医生看看。我听说，有一种医生可以把你所喜欢的任何种类的鼻子接下去。无论如何，你似乎是那种很愉快的人，我可以看出，你喜欢开开小玩笑。”
“但这一切都是郑重其事的，我发誓我是在告诉你真话。如果你真的要的话，我就把我的意思告诉你。”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要费这个心，”职员继续说，捏了捏鼻子。“无论如何，如果真的没有麻烦的话，”他补充说，同时出于好奇人向前倾身，“那么我不介意迅速看一下。”
大学估税员拿掉自己的手帕。
“嗯，多么奇怪啊!是扁平的，就像一个新烤的薄饼。扁平得令人无法相信。”
“你却那么不相信!现在你已经亲眼看到，不可拒绝了。如果你帮我这点小忙，我会特别感恩的，见到你真是荣幸。”
少校显然已经认为，谄媚可能有效用。
“当然，登广告没有问题，”职员说。“但我不明白，你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如果你喜欢的话，为什么不告诉一位有新闻鉴别力的人，然后他就可以写成一篇很怪异的文章，登在《北方蜜蜂》上(说着又捏了一下鼻子)，这样，年轻人就可能从文章中有所获益(说着他擦擦鼻子)。不然，对一般大众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大学估税员的希望完全消失了。他向下看着戏剧版的底端。他看到一位很美丽的女演员的名字，于是脸上几乎露出笑容，然后他伸手到口袋，看看有没有一张五卢布的钞票，因为他认为参谋应该只坐在戏院头等座之中。但他又记起自己的鼻子，知道自己不可能想到要去看戏。
显然，甚至这位职员也为科瓦约夫的困境所动，认为说几句同情的话鼓励他不会有害的。“真的，我无法表达自己对你的意外感到多么难过。嗅一嗅鼻烟怎么样?对于头痛是很好的——让你重振精神。甚至还可以治疗痔疮。”
他说完这些话，就把他的鼻烟盒拿给科瓦约夫，巧妙地打开盖子，盖子上面有一张戴着帽子的女人的画像。
这种无意的轻率动作使得科瓦约夫完全失去耐性。
“我不了解你在这样的时间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他生气地说。“你眼睛瞎得那么厉害，看不到我没有鼻子吗?你知道，用你的鼻烟能做什么?我无法忍受看到它；无论如何，至少你可以给我什么真正的法国粗鼻烟，不是那种邋遢的伯雷金斯基牌的。”
说完之后，他生气地走出报社，要到地方上的督察长那里去(督察长狂热地喜爱糖，他的走廊和餐厅都堆满了那些想要巴结他的商人送的方糖)。科瓦约夫来时，他刚好正大伸懒腰，呻吟着说，“现在好好睡两个钟头。”我们的大学估税员显然选了一个不适当的拜访时间。
督察长是艺术和工业的大力赞助者，但他最喜爱政府的钞票。“没有比钞票更美好的东西了，”他常这样说。“它们不必吃饭，占很少空间，并且很方便放进口袋。如果你丢掉它们，它们也不会爆炸。”
督察长非常冷淡地接见科瓦约夫，他说吃完饭后的时间不适合侦讯，又说大自然命令他在吃完饭后要休息(我们的大学估税员给这些话下结论，认为督察长精通古代的智慧)；他说，有尊严的人不会削掉他们的鼻子，又说不断有少校在附近闲荡，不太注意内衣裤，并且习惯到最不名誉的地方。
这几句真话刺痛了科瓦约夫的内心。我在这儿必须指出，科瓦约夫是一位极为敏感的人。他不介意人们对他说什么个人的话，但是，当毁谤涉及阶级和社会地位时，那又不同了。
他认为，他们可以随他们喜欢说关于属下的话，但参谋不应受到攻击。
督察长对他的态度让他非常惊奇，所以他摇摇头，摊出双手，以一种尊严的声音说，“老实说，在听完你这些令人恼怒的话之后，我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后走出去。他回到家时，几乎无法感觉到自己的脚在走路。天已经黑了。经过没有结果的寻觅之后，他的公寓似乎显得极为阴郁、令人沮丧。进入走廊时，他看到仆人伊凡躺在一张肮脏的皮长椅上，对着天花板吐口水，努力要相当成功地击中同样的一点。仆人所表现的冷淡使他非常生气，于是他用帽子打仆人的前额，说道：“你这肥猪!你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吗?”
伊凡迅速跳起来，冲过去脱下科瓦约夫的上衣。少校既疲倦又沮丧，走到房间，颓然坐进一张安乐椅，叹了几口气后说：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事，竟然有这个报应?如果我没有了一只胳臂或一只腿，那还不会很糟。纵使没有耳朵会让人很不愉快，但也不会是世界末日。可是，一个人没有鼻子，上帝不知道那像什么东西，既不是鱼也不是家禽。是一种要被抛出窗外的东西。如果我的鼻子在战争时或在决斗时被砍去的话，至少我有理由说话。但是无缘无故没有了，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人家看的，甚至连一科贝都没有!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是这样的!不会的!一定是一个梦，或者也许我在刮脸之后喝了一些用以吞面包的伏特加酒，不是水：那白痴的伊凡不可能把它放回橱子。”
少校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醉，就用力捏捏自己，结果痛苦地叫了出来，这确实使他相信自己清醒着，而且十分正常。他偷偷走到镜旁，眯起眼睛，希望鼻子会重新在原来的地方出现，但他立刻又跳回去，叫着说：
“又是那一片荒谬的空白!”
这完全是无法理解的。如果是一个扣子或一个银制汤匙，或者他的手表，或那类的东西丢掉的话，那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鼻子在自己的公寓遗失……科瓦约夫少校衡量一切证据，认为最可能的原因是波托清夫人，那位参谋人员的妻子，她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一定是她，不会有别人。事实上他喜欢追求她，但从没有求婚。当这位参谋人员的妻子直截了当告诉他说，她要把女儿嫁给他时，他都会礼貌地拒绝，找借口说自己还年轻，说自己要再以五年的时间献身于工作，那时他才四十二岁。所以，这位参谋人员的妻子为了报复起见，一定雇用了一些巫师把鼻子诱拐去，这是他的鼻子可能被割去的惟一方法——没有人来公寓看他，他的理发师伊凡·雅可雷维基才在上星期三为他刮脸，而那天其余的日子以及整个星期四，他的鼻子都是完整的。这一切他都记得很清楚。再者说，他应该会感到痛才对，同时伤口也不会在这样短短的时间中痊愈得像薄烤饼那样平滑。他开始计划要采取什么行动：也许对参谋人员的妻子提起伤害控诉，也许亲自去见她，直截了当控告她。
但他的思绪却被分散了，因为他看到门口几线亮光，意味着仆人伊凡在走廊点了蜡烛。不久之后伊凡出现了，在面前拿着蜡烛，照亮了整个房间。科瓦约夫的第一个反应是抓住手帕，盖住昨天还有鼻子而今已成空白的地方，使这位笨蛋不会站在那儿对他张着口。伊凡一离开，一阵奇异的声音就从走廊传来：
“大学估税员科瓦约夫住在这儿吗?”
“请进来。这是少校的家，”科瓦约夫说，很快站起来，打开门。
一位外表潇洒的警官，两颊肥胖，髭须既不淡也不浓——是故事开始时站在圣伊萨克桥的那位警官；他走进来。
“你是那位丢掉鼻子的先生吗?”
“是的，是我。”
“鼻子已经找到了。”
“你说什么?”科瓦约夫少校叫着。他高兴得几乎说不出话，瞪着眼睛看着警官，烛光在警官肥胖的脸颊和厚厚的嘴唇闪动着。
“你怎么发现的?”
“很奇怪。我们是在它坐在里加驿马车而马车要开走时捉到它的。我们从它的护照看出它的名字是一位公务员。真够奇怪，我最先误以为它是一位先生。好在我戴着眼镜，所以我可以看出它实际上是一个鼻子。我很近视，如果你刚好在我面前，我只能看出你的脸，事实上看不出你的鼻子，胡须或任何其他东西。我的岳母(也就是说我妻子那边的)也有同样的困恼。”
科瓦约夫高兴得发狂。
“在哪里?我马上去拿。”
“不要这样兴奋。我知道你多么想拿回来，所以我就带来了。很奇怪，这件小事之中的主要嫌疑上似乎是佛内森斯基街上一位理发的骗子：他现在在分驻所。我注意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怀疑他酗酒又偷窃，才在三天前，他被人发现在一个店里偷十几个纽扣。你会发现你的鼻子就像失去时的样子。”
警察把手放进口袋，拿出用一张纸包着的鼻子。
“就是那个!”科瓦约夫叫着，“没有错，你必须留下来喝一杯茶。”
“我很想，但我要回到监狱……食物的价格已经高涨……我的岳母(我妻子那边的)跟我住在一起，还有所有的孩子；最大的男孩似乎很有前途，很聪明，但我们没有钱让他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