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尽管在供货人和饭馆老板眼里，他们似乎一文不值，但他们却还有另外一面，一旦回到上流社会，他们就不再是那个荡尽家产，企图不择手段地弥补窟窿的人了。他们又变成某某亲王先生，某某公爵先生，人们只根据他们的纹章计算他们的财富。一个几乎拥有亿元资财的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的公爵也得让他们走在前面，因为他们是一族之长，要是在从前，他们是一个小国的国君，有权在自己的领地铸造钱币，等等。他们中如果有人走进这家咖啡馆，另一个就低头装作没见，免得迫使来者同他打招呼。因为为了继续做追逐财富的美梦，他请了一位银行家在这里吃晚饭。上流社会的人每每在这种条件下和银行家打交道，总要损失十几万法郎，但他不接受教训，又会同另一个银行家打交道，继续烧香，拜佛。

但是，富瓦克斯亲王很有钱，他不仅属于这个由十四、五个风雅青年组成的小圈子，而且还是另一个更严密、更不可分离的四人小组的成员。圣卢就属于这个小组。人们请他们吃饭从不漏掉一个，他们叫做四个行为不端的青年，总看见他们在一起游荡，他们上谁家的城堡作客，主人们总要把他们安排在相通的房间里，再加上他们个个长得英俊漂亮，因此，传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正常。对于圣卢，我可以毫不含糊地为他辟谣。但奇怪的是，尽管后来人人知道这些谣传确有其事，可他们自己对另外三个人的所作所为却一无所知。然而，他们谁都在千方百计地打听其他三人的情况，也许是为了满足一种欲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雪恨，为了阻拦一桩婚事，在争夺未婚妻的角逐中，战胜那位已经暴露的朋友。这个由四名柏拉图信徒组成的小组又增添了一名新成员（四人小组从来都超过四人），这第五个比其他四个更信奉柏拉图主义。但他一直受到宗教的束缚，直到四人小组解体，他本人结婚为止。他成了一家之主，恳求路尔德再给他生一个男孩或女孩，但在这之前，他要投身于军队。

尽管富瓦克斯是这等人，但因为律师在他面前说的话不是直接对他的，他的怒气也就不象可能的那样大了。而且，今晚的情况有些特殊。再说，律师今后是不可能同他富瓦克斯亲王建立联系的，正如送他来的马车夫不可能同他交往一样。因此他认为可以回答对方的问题，他觉得，在这大雾天，律师好象成了他在遥远的狂风怒吼或浓雾笼罩的沙滩上邂逅相遇的旅伴，但他却摆出高傲的神态，装出不是对律师讲话的样子说：“迷路还不算，而且怎么也找不到路了。”老板对亲王看法的正确性大为赞叹，因为今天晚上他已听到过好几次了。

事实上，他有一个习惯，喜欢把听到或读到的东西同他熟悉的一个经句加以比较，如果没有发现什么不同，就会感到由衷的赞赏。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精神状态。如果把这种精神状态用到会谈或读报中去，就能形成，导致最严重的事件。阿加迪尔①事件就是一例。如果许多只欣赏顾客或报纸的德国咖啡馆老板说，法国、英国和在“找”德国的“麻烦”，那么，阿加迪尔事件就有可能上升为战争，尽管战争没有爆发。如果说历史学家不无道理地放弃了用国王的意志解释人民的行动，那么，他们应该用个人的，普通人的心理代替国王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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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加迪尔是摩洛哥西南部港市。1911年10月1日，德政府派去炮舰，法军进入摩洛哥北部城市非斯和梅克内斯。双方谈判结果，法国在摩保持自由行动的权利，但作为交换，把刚果的一部分让给德国。

近来，在方面，我刚到达的这家咖啡馆的老板只把他这种背书先生的精神状态应用在德雷福斯案件的某些片段上。如果他在一个顾客的讲话中或在一张报纸的文章里没有发现他熟悉的字眼，他就声称文章枯燥无味或顾客不够坦率。富瓦克斯亲王恰恰使他极为赞叹，因此亲王话音未落，他就接上了话茬。“说得好，亲王，得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背得正确无误），正是这样，正是这样”，他高兴地大声嚷道，用《一千零一夜》中的话来说，他“乐得心花怒放”。但是亲王早已进小咖啡厅不见人影了。着，正如不管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件，生活总会重新开始一样，从雾海中走出来的人有的要饮料，有的要晚餐；在订晚餐的人中，有几个年轻人是赛马俱乐部成员，由于天气异常，他们毫不犹豫地在大咖啡厅的两张餐桌上就坐，离我很近，仿佛一场洪水在小餐厅和大餐厅之间，在所有这些历尽艰险方走出雾海、被饭馆的舒适激发出热情的人之间，创造了一种只有我一人被排斥在外的，可以同挪亚方舟中的气氛相比拟的亲密无间的气氛。

蓦地，我看见老板弯腰行礼，领班全都跑了出去，吸引了顾客的目光。“快，给我把西普里安叫来，给圣卢侯爵准备餐桌，”老板喊道。在他眼里，罗贝不仅是一个享有崇高威望的大贵族老爷，就连富瓦克斯亲王也对他敬重三分，而且还是一个生活奢侈、舍得把大把钞票扔给他的顾客。大餐厅里的顾客好奇地瞪大了眼睛，小餐厅里的顾客争先恐后地同他们的朋友圣卢打招呼，而圣卢却一个劲儿地擦鞋底。但是，就是他正要进入小餐厅时，发现我在大餐厅里。“天哪，”他叫道，“你在那里干什么？对着大门口，大开着”，他说，说完朝老板狠狠瞪了一眼，老板连忙跑去关门，一面把责任推到侍者身上：“我老对他们说要把门关上，可他们总不记得。”

我想到他那边去，只好叫我的同桌和前面几个餐桌的顾客给我让路。“你起来干十么？你喜欢在那里，不喜欢在小餐厅，是吗？可是，我可怜的小家伙，你会冻僵的。请您把这扇门给我堵死，”他对老板说。“这就堵，侯爵先生，从现在起，再有顾客来，就从小餐厅进，这好办。”为了显得更热情，他命令一个领班和好几个侍者去执行任务，同时大声威胁说，如果完成不好，就要惩罚他们。为了使我忘记他一开始对我的态度，他对我表示出过分的尊敬，但是，他又不想让我感到他对我尊敬是因为他那位有钱的贵族顾客对我很热情，于是他偷偷地朝我微笑，以表明他个人对我似乎很有好感。

我身后有位顾客在么喝，老板转过头去。我听到的不是：“鸡翅膀，很好，再来点儿香槟，但要掺点水”，而是：“我喜欢甘油。对，要热的，很好。”我想看看给自己强加这样一份菜单的苦行者是谁，但我立刻又把头转向圣卢。因为我不想让这个奇怪的美食家认出我。我认识他，不过是一位医生罢了。他是被浓雾困在咖啡馆里的，一个顾客利用这个机会向他求医。医生和交易所的经纪人一样，说话总离不开“我”。

我眼睛着圣卢，思想却在别处。在这家咖啡馆的顾客中，在我一生所认识的人中，有不少外国人，他们是各种各样的文人和画家，他们披着矫揉造作的短斗篷，戴着1830年的领带，再加上动作很不灵活，逗得人大笑不止，他们却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有些人显得满不在乎，甚至故意装疯卖傻，引人发笑。他们是一些道德高尚、有真才实学而又非常敏感的人。这些外国人——主要是犹太人，当然是指那些没有同化的犹太人——让那些对怪模怪样不能容忍的人看了很不舒服（就象布洛克使阿尔贝蒂娜感到讨厌一样）。一般说来，人们很快就会承认，即使他们过长的头发、过大的鼻子和眼睛、做作的不连贯的手势令人生厌，但单凭这些就对他们作出评价的做法是幼稚的，他们心胸开阔，心地坦诚，你在同他们交往中会深深爱上他们。尤其是犹太人。他们的父母大多雅量高致，襟怀恢廓，待人诚恳，与这些品质相比，圣卢的母亲和盖尔芒特公爵就相形失色，他们冷酷无情，具有虚假的宗教感情，致使他们只会鞭鞑丑闻，他们竭力为教辨护，最终必定导致（利用他们唯一受到高度评价的智慧，通过意想不到的手段）一场基于金钱关系的豪门婚姻。但是，不管父母的缺点以怎样的方式在子女身上组成新的品质，在圣卢身上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胸襟开朗和心地坦率这些可爱品质。因此，应该对法国说几句赞美话：这些品质如果存在于一个纯法国人（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身上，会绽开出优雅的花朵（用千姿百态形容也许有点过分，因为有尺度和），而一个外国人，不管他多么值得尊敬，是不可能有这样优雅的风度的。当然，精神和道德品质，别人也有，尽管有些人外貌让人厌恶，使人不悦，令人发笑，但这些品质仍不失其可贵。然而，那些从公正的角度看来是美丽的，用精神和心灵去衡量是有价值的东西，不仅赏心悦目，色彩优美，精雕细琢，而且内心和外表完美统一，这毕竟是一件好事，也许只有法国人才能做到。我凝视着圣卢，心想，当一个人既有风度翩翩的外表，又有高洁雅致的内心，还有一个玲珑别致、巧夺天工、可与停栖在贡布雷周围草地鲜花上的蝴蝶双翼相媲美的鼻翼，这毕竟是讨人喜欢的；我想，真正的、其秘密自十三世纪以来就存在，不会随我们教堂的消失而消失的法国艺术代表作，不是圣安德烈教堂的石头天使，而是不分贵族、资产者和农民的普通法国人，他们的脸部线条具有鬼斧神工般的精妙和明快，与圣安德烈教堂遐迩闻名的门廊上的雕刻一样，历史悠久，但仍富有创造力。

老板暂时离开我们，亲自去安排关门和晚餐事宜（他一再坚持要我们吃“肉铺出售的肉类”，因为家禽肉没有名气），回来后他对我们说，富瓦克斯亲王先生很想到紧挨侯爵先生的一张餐桌上来用餐。“可是都坐满了呀，”罗贝看见我周围的桌子都坐满了人，回答道。“没关系，只要能让侯爵先生高兴，我可以请他们换个地方，这不费什么事，为了侯爵先生，这是可以做到的！”“这得由你来决定，”圣卢对我说，“富瓦克斯是一个好小伙子，我不他会不会让你讨厌，他不象许多人那样愚蠢。”我回答罗贝我肯定会喜欢富瓦克斯亲王的，但我难得一次能和他一起吃饭，我感到无比高兴，所以更喜欢和他单独在一起。“啊！亲王先生的大衣漂亮极了，”我们商量的时候，老板说。“是的，我看见他穿过，”圣卢回答说。我想对罗贝说，德·夏吕斯先生认识我的事对他嫂子隐瞒了，想问问他这是为什么，但是富瓦克斯先生来了，我只好作罢。他已走到我们跟前，是来看看我们是不是接受他的要求。罗贝给我们作了介绍，并坦率地告诉他，他要和我谈话，不希望有人订扰。亲王走了，他在同我告别时，笑着指了指圣卢，好象在为圣卢的简短介绍向我表示歉意似的，想让我知道他原希望能介绍得详细一些。但在这时。罗贝就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同他的伙伴一起走了。临走前对我说：“你坐下别动，先吃，我去去就来”，完就去小餐厅了。我听见那几个我不认识的优雅公子不怀好意地在议论年轻的卢森堡大公（前纳索伯爵）的荒唐事，心里非常难过。我是在巴尔贝克海滩认识卢森堡大公的。我外祖母患病期间，他向我表示过深切的同情。他们中有一个人说，卢森堡大公曾对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说：“我妻子经过时，我要求大家都起立”，公爵夫人回答（这不仅不高明，而且不符合事实，因为这位年轻公主的祖母是世界上最正派的女人）：“你妻子经过时，大家应该起立，可你妻子的祖母经过时就不同了，因为她要求男人们都睡觉。”接下来有人说他今年去海滩看望他姑妈卢森堡公主时，下榻在大饭店，他抱怨经理（我的朋友）没有在堤坝上升卢森堡国旗。然而，卢森堡国旗不象英国或意大利国旗那样出名，那样有用，化了好几天才弄到，这使年轻的大公极不满意。我根本不相信有这种事，但我决定，如果我去海滩，一到那里就去问饭店经理，以便确证这完全是凭空捏造。我在等圣卢时，请求老板给我送些面包来。“稍等片刻，男爵先生。”“我不是男爵，”我回答道，开玩笑地装出神情忧郁的样子。“啊！对不起，伯爵先生！”我没有来得及再次提出（不然，我就可能变成侯爵先生了），因为圣卢如他自己说过的那样，很快就出现在大餐厅门口，手里拿着亲王的骆马大衣，这时我才明白，他怕我着凉，特意向亲王要来给我穿的。他老远就做手势让我别动，他向我走过来，但是得再一次挪动我的桌子，要不我就得换一个位子，他才能坐下。靠墙的一圈放满了红天鹅绒软垫长凳，除我之外，还坐着三、四个赛马俱乐部的青年，都是圣卢的熟人，因为小餐厅已经客满，他们就坐到大餐厅里来了。圣卢一进大餐厅，就轻盈地跳上软垫长凳。桌子之间拉着电线，离地有一定高度；圣卢犹如赛马跳障碍似的，敏捷而顺利地从电线上跃过去。他这样做全为了我，免得让我挪位置，因此，我心里感到很不安，但又为我朋友完成这个空中杂技动作的高超表演拍案叫绝。惊叹的不止我一个，因为老板和侍者就象等候在赛马场圈栏外的赛马迷，一个个都被慑服了，当然，这个杂技动作如果是一个地位较低、花钱较吝啬的贵族顾客做的，他们也就不会如此惊叹了。一位伙计似乎惊讶得动弹不得，端着一盘菜呆呆地站着，忘记了一旁还有顾客等他去上菜。当圣卢必须从他朋友们的身后经过时，他爬到椅背上，走得非常平稳，大餐厅的里首响起了一阵审慎的掌声。最后，当圣卢走到我身边时，就象一个值星长官走到君王观礼台前那样，准确无误地一下收住脚步，俯体，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地将那件骆马大衣递给我，接着很快坐到我身边，没要我做一个动作，就把大衣当作轻巧而暖和的披肩披在了我的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