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着中国代表团的飞机降落在日本横滨附近的厚木机场时，已是下午6时左右。这是1946年3月最后的一个日子，虽说已经过了春分将近十天，但下午6时的日本，已笼罩在夜色之中，在横滨这座大城市的附近，并不见与黑夜相随的万家灯火。

据李济后来的回忆说，由厚木机场乘汽车到东京中国代表团的住所，虽说只有三十余里路程，却走了两个小时。司机是美国士兵，却没开快车，理由很简单：炸毁了的路，仅仅刚恢复到可以通车的程度。横滨至东京的这条路，原为工业繁盛区域，日本投降前已被炸光；路旁的高楼大厦、工厂花园统统不见了，所见的只是一堆堆堆在路旁的破铁、乱板、残瓦、柱烬等。汽车虽走得慢，但因天黑却看不清楚周围的情形，沿途所得印象仅是隐隐约约。不过这两小时汽车行程的经验，却唤醒了李济等中国同行的若干回忆。同车的人虽在断断续续地谈话，车外却静得好像半夜在坟圈里乱窜时所触到的旷野一样，偶尔听见一阵子风吹树叶子的乱响，或看见类似磷火的几盏路灯，还可感觉到有一两个人的影子在不远的地方摇摇摆摆，像是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面对此情此景，李济感慨万千：“将近十年的抗战及窜逃西南各省的经验，使我此时只感到悲悯，战时的那股怨气，似乎软化了，收缩了，隐蔽了，在那时我确实没有任何称快的心情。”

应该说，这次由美国主持的盟军总部的工作做得十分周到。此前，李济得到南京美国大使馆的通知后，盟军总部就派了一位号称“中国通”的美国人史克门少校特别先到上海来与他接洽，但是他却错过了。来日本的前一天，他去访史克门少校，少校又未到。李济到东京的第三天，又去找这位少校，此人却已飞往上海了。

驻日盟军总部（GeneralHeadquarters，简称GHQ）外景

朱世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日本东京盟军总部与同盟国军官交谈

李济到东京后所见的第一个美国人是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斯脱特中等身材，灰色眼睛，平常最喜欢穿的衣服，就是黑色海军制服，他给李济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很诚恳率直的人”。在服役海军以前，斯脱特曾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博物馆工作者。最初他听说李济来日本寻找“北京人”化石，“似乎感觉到有一点惊讶”，等李济将有关“北京人”的前后发掘情况以及重大意义与之交谈后，他很快便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要苦苦寻找“北京人”了，同时也理解了中国对于文化教育注重的意义，并为中国人对古文明执著的追求精神所深深打动。

斯脱特司令告诉李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北京人”的消息。遗憾的是，他谈的却是一个很坏的消息——斯脱特对李济说：“盟军总部已查询东京帝大的教授，据他们的说明及答复，‘北京人’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

“这……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有两篇报道不都报道说，已经在日本发现了‘北京人’吗？怎么转眼间‘北京人’又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了呢？”李济感到很是惊讶，甚至简直难以置信。但斯脱特司令官的话又说得十分肯定。从对方的口气中，李济明显感觉到，斯脱特司令的话绝非儿戏，而是十分严肃和慎重的。

“我也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但目前我得到的情报就是如此。”斯脱特摊了摊手，有些无奈地说。

“斯脱特先生，我恳切地希望您再协助我们查证一下，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不过，希望您能协助我们再找一找新的线索。您知道，‘北京人’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古文明国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维系着后世人类的感情。”李济再次强调说。

“这我理解。放心吧，我会尽力的，李先生。”斯脱特十分爽快地满口答应。

李济与斯脱特道别后，开始拿出主要精力展开对“北京人”的寻找。他心中清楚，要想在日本找到“北京人”的线索，首先必须找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

然而，李济费尽周折，始终找不着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

有关人士向他介绍说，这两个曾以学者身份多次反复出现在中国的教授，于1942年底年返回东京后，便开始对从中国拿回的化石标本进行潜心研究。日本战败后，两个曾经风光一时的“学者”，便失去了往日那种春风得意、霸领天下的“英雄气慨”，很快变得神情恍惚、老态龙钟了。他们同所有参战和被战争所累、所害的日本人一样，最终不得不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进而陷入了战败后巨大的精神痛苦和绝望之中。不久，与其相识或相关的人士，听说二人隐身于某个乡村角落里，再也无从寻找了。

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李济难以做出判断，只是无可奈何地中止了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查找。

随后，李济又和盟军总部的美国史克门少校取得了联系。由于这位少校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有所了解，因而二人的谈话开展得既快又顺利。可惜的是，史克门同样否认了他们已经找到了“北京人”的事实。李济的希望再次落空。

当然，在这次会晤中，李济还是有所收获，史克门少校直言不讳地向他表示了七点意见：

（一）京都大学的梅原末治教授想约他当面谈退还日本劫掠的中国古物问题，他很赞成并愿同往；

（二）盟军总部管美术品与纪念品的一组，保存有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广播新闻的全份，其中有数条记载日本搬运中国古物的消息，可供中国代表团参考；

（三）现在总部所订的规则为：凡是有确实证据并容易辨认为日本战时劫掠的属于盟国的器物，总部均可代为搜寻并退还原主；

（四）在平时劫掠的美术品与古物，总部不拟办理；

（五）周口店上洞层的遗物，已由盟军总部保管，可以退还中国；

（六）中央图书馆的书籍现在东京，可以咨请盟军总部代索；

（七）要日本政府命令日本收藏家各编一完备的收藏目录送盟军总部及各国代表团作参考，可以考虑。

这七条意见，有几条是对一些问题的答复，有的则代表的是盟军总部已经采定的立场，大致与斯脱特司令所说类似，只是更加明确切实。

史克门少校谈完意见后，又与李济商量下一步如何查找“北京人”的问题。对此，李济回忆说，由于东京除了沿皇宫区域及大学一带，大半都炸毁了，旧日收藏多已下乡或已散佚，帝室博物馆的陈列品，也只是应付盟军的急就章而已，所以在那里可以说没有什么看头。而京都却完全不同，大战期间没遭任何轰炸，有关教育文化的事业更没停顿过，又为收藏家集中之地。因此，当史克门少校提议一起去京都走一趟，说不定在那里能找到“北京人”之时，李济很是高兴，满口答应，因为这正是他此次日本之行的重要内容之一。

史克门少校和李济一行很快赶往京都，并在此地住了七天。李济与史克门少校同住一个饭店，差不多朝夕相见，且同桌吃饭的时候甚多，李济尽量利用这些机会与对方交换意见。史克门少校自称是一位爱好东方艺术的人，有一点收藏经验，对于中国抗战前的考古成果有点熟悉，并认识几位号称东方学家的学者，因而两人谈起话来尚算投缘，谈的范围也相当广泛。自然，各自心中也都有必须保留的部分，彼此心照不宣又能理解。就总体上说，这位史克门少校对中国的不幸遭遇是非常同情的。

东京帝国大学

在此期间，李济曾提出三个问题征询史克门少校的意见：

1.中日的战争，应该从何年算起？

2.日本军阀在中国毁坏的文物，日本应该如何赔偿（例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文化图书馆、南开图书馆等）？

3.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伪政府的允许当然不算），日本人在中国发掘器物，应如何处理？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当时有四种不同的意见：

1.从珍珠港事变算起；

2.从“七·七”事变算起；

3.从“九一八”开始清算；

4.算到甲午战争那一年。

对此，史克门少校认为，自“九一八”算起似乎最合理，但应该呈送到高一层的机关决定。毁坏的古物应该赔偿，盗窃的古物应该归还，这在原则上应无问题，但具体的办法仍应遵守“有切实证据的”及“可以辨别的”两个标准。

上述意见大致符合中国代表团的期望，但真正实行起来，盟军总部似乎也不是那么痛快，或者说显得很是困难。至于何以如此，不得而知。

一日，盟军总部有一个叫鲍尔士的美国高级顾问，在京都碰见了李济。鲍尔士曾在哈佛大学研究民族学，也在中国的西藏考察过，与李济是旧相识。二人在日本相遇，自然都很高兴。当鲍尔士得知李济所遭遇的困难后，很坦诚地对李济说：“美国政府对于中国要求日本偿还劫掠的文物，是极同情的，但英国却不一定。他们对于‘劫掠’一词（斯坦因等在新疆、甘肃一带的行为）极为敏感，不一定会帮助中国。所以，我的意见这事最好就在盟军总部办理最好，不要推到Allied Counci去决定，那里是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的。”

听了鲍尔士的话，李济已心中有数。但可惜的是，他和史克门少校在京都寻找了整整一个星期，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

在余下的日子里，李济依然坚持在日本四处奔波，八方打听，哪怕有一点点与“北京人”相关的线索，他也要亲自过问，亲自查询。但依然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日本国的本土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有关人士却推说“地址不明，难以查询”。再者，去年11月19日中央社曾发布了《“北京人”遗骸在日本发现》的消息，今年1月1日英国路透社又发表了《“北京人”将由日本归还中国》的消息，但现在，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总部对“北京人”到底找到没有、找到后到底在谁的手里等问题，又避而不谈甚至干脆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呢？很显然，“北京人”还在日本人手中，或者遗失在了别的什么地方，这些都是完全可能的；但谁又可以断言，美国就一定没有从日本人手中将“北京人”揽入自己腰包呢？

李济把有关寻找“北京人”的情况向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做了汇报。对方听罢，感到问题比较复杂，也很棘手，当即给盟军总部发去一份《备忘录》，请求盟军总部继续协助查找“北京人”和其他人类学标本的下落。该《备忘录》原文如下：

备忘录

致：威洛比（C.A.Willoughby）陆军少将参谋长助理G-Z,GHQ,SCAP主文：为送还周口店的人类学材料及中国猿人的研究记录

1.根据报告，以下各项物件在战时从北平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被送到日本：

（1）“北京人”标本，包括七个头骨、十二个下颌骨、一些牙齿及骨骼材料；

（2）周口店第1地点、第15地点及山顶洞的石器、骨器及动物遗骸；

（3）关于周口店发掘的工作记录、照片和文件等；

（4）安阳发现的狗及狼等哺乳动物；

（5）步达生教授及魏敦瑞的关于人类学的书及单行本等。

2.已经知道，在发掘周口店的工作中及创办了新生代研究室时跟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曾经请求盟军总部查询上列失物。随后一些属于项目（2）和（3）的标本被送还了，现在是在盟军总部自然资源组保管。中国代表团李济博士应中国经济部的要求，请对这些高度重要的科学标本作更进一步的查询。经过请求从C.I.E组已发现物件的清单，附在后面的是这个清单的抄件。

3.为此请求盟军总部指示文物保管处的外国及杂项财产部把重新找到的周口店人类学的标本和中国猿人的研究记录交给代表中国代表团的李济博士。更请盟军总部对那些还未发现的物品继续作进一步的搜寻。

4.恳切希望你们对于这些请求加以注意。

中国代表团团长 朱世明

1946年4月30日

很快，盟军总部与日方就劫掠中国物品问题，初步达成了如下几项协议：

1.“七·七事变”以后之劫掠品，有证据者即退还中国；

2.登记日本私人收藏目录以备检查；

3.已决定之事项为周口店遗物即时交还代表团；

4.中央图书馆书籍即时预备送还。

然而，令人大失所望而又无可奈何的是，尽管李济在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对“北京人”前后共进行了五次寻找，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

5月5日，带着一腔遗憾，李济离开日本回国。

5月24日，李济致函裴文中，并附了一份《备忘录》和物品清单。李济的信全文如下：

文中先生：

5月21日手示敬悉。弟于5月5日返国，因写报告，各处信都未写。弟在东京找“北京人”前后约五次，结果还是没找到，但帝国大学所存之周口店石器与骨器已交出（弟已看过一遍，确是你们的东西），由盟军总部保管。弟离东京时，已将索取手续办理完毕。兹将致总部之备忘录抄奉，即可知其大概矣。一切详情容再谈。专此并颂撰安

弟 济手启 卅五、五、廿四

此前，当裴文中听说李济随中国代表团前往日本寻找“北京人”的确切消息后，便给李氏写去一封信，嘱他在东京寻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并向他们要回“北京人”的化石标本。李济从日本回国，裴文中又迫不及待地给李济写去一信，询问在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情况，这便有了李济的回信。

裴文中收到信不久，在北平见到了李济。当详细问及李氏在日本寻找“北京人”情况时，李对裴说，在东京他曾通过中国驻日代表团要求盟军总部代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向他们询问“北京人”的消息，但是盟军总部最后给他的回答是：长谷部言人已迁往乡间，住址不明；高井冬二可能在东京，但因住址不明，也查询不着。

中国代表团接收的“北京人”肢骨

中国代表团接收的周口店出土的碎骨

裴文中听后颇感奇怪，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在日本是两个响当当的人物，既有知名度，又有详细地址，怎么会找不着呢？

他认为这实在不可能，显然是美军总部欺骗了李济。但就是欺骗了你，在强大骄狂的美国人面前，作为积贫积弱的中国人，又如何呢？

尽管中国代表团回国不久，被日本人掠走的周口店的化石标本以及其他资料等很快就由盟军总部接收后交还给了中国，但当年日本从中国掠走的是大量的化石标本，还回来的却只是极少一部分，这一事实从战争前后两部分有关“北京人”化石标本的清单即可看出：

战前由胡承志亲自装的两个箱子的“北京人”清单是——

一只较大的白木箱子里，共装有七盒标本：

第一大盒：“北京人”的牙齿（分装七十四小盒）

“北京人”的牙齿（分装五小盒）

“北京人”的残破股骨九件

“北京人”的残破上臂骨两件

“北京人”的上颌骨两件

“北京人”的上颌骨一件（发现于山顶洞底部）

“北京人”的锁骨一件

“北京人”的腕骨一件

“北京人”的鼻骨一件

“北京人”的腭骨一件

“北京人”的第一节脊椎骨

“北京人”的头骨碎片十五件

“北京人”头骨碎片一盒

足趾骨两盒

猩猩牙齿化石三小盒

“北京人”的残下颌骨十三件

第二盒：“北京人”头盖骨

第三盒：“北京人”头盖骨

第四盒：“北京人”头盖骨

第五盒：“北京人”头盖骨（1929年从“E地”发现）

第六盒：“山顶洞人”女性头骨

第七盒：“山顶洞人”女性头骨

另一只较小的白木箱子装有下列标本：

“北京人”头骨（从“D地”发现的）

“山顶洞人”头骨（男性老人）

猕猴头骨化石两件

猕猴下颌骨化石五件

猕猴残上颌骨化石三件

猕猴头骨化石残片一小盒

“山顶洞人”下颌骨四件

“山顶洞人”脊椎骨一大盒

“山顶洞人”盆骨七件

“山顶洞人”肩胛骨三件

“山顶洞人”膝盖骨三件

“山顶洞人”头骨残块三件

“山顶洞人”跗骨六件

“山顶洞人”骶骨两件

“山顶洞人”牙齿一玻璃管

“山顶洞人”下颌骨残块三件

而战后日本人归还中国的关于周口店的物品清单是——

周口店第1地点不同水平层的平面图和剖面图一套

野外工作办公处的简报和账目十一套

给外国的周口店哺乳动物化石清单一套

周口店外景的电影片七本

山顶洞磨光的鹿角一件

山顶洞狐和獾的犬齿一盒（四十四个）

未磨过的山顶洞狐狸和獾的犬齿一盒（三十七个）

山顶洞的石坠、骨针、带红色的石灰岩碑块和大型鹿的犬齿一盒

山顶洞狐狸的犬齿（典型标本）一盒

山顶洞的人工穿孔的蛤蜊壳、鸟骨坠、鱼骨、鱼的脊椎骨和石珠一盒

山顶洞的石器四块

第1地点的石器三块

第1地点烧过的鹿角碎片一盒

第15地点石器五块

第15地点石器一块

文件（英文）三卷

两相比较，差别甚大。而且，在日方归还的这一极少部分物品中，根本没有一件是“北京人”的化石标本。

于是，中外一切关注“北京人”下落的热心人士不禁设问：日本、美国，究竟谁是“北京人”的真正“盗贼”？如果“北京人”既不在日本也不在美国，又在哪里？